九江是1949年5月解放的。国民党临败前，带走了大批壮丁。当时是以征兵的名义，不愿当兵的人家，往往私下花钱买人顶替。赌场正是掮客拉牵壮丁的场所。

聋子伢一去无音讯。虽然聋子伢在我的眼里是个大人，其实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少年，失踪的那一年只有十七岁。聋子伢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从此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解放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就在镇反运动期间的1951年，我家接到一封来自台湾的信。是聋子伢寄来的。那时我已经念小学三年级了，记得当时家里人极其紧张，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将信交到位于丁家场的第一派出所。因为是主动“报案”，所以后来家里也没受到什么牵连。

虽然知道了聋子伢的下落，但是，海天相隔，祖父也只当没有这个儿子了。聋子伢的那个童养媳，后来祖父把她当作女儿嫁出去了，我也改口叫她“小姑”。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陆续有九江籍的老兵回乡探亲。我大姑向他们打听何继贵的下落，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人。

都天巷有家篾匠铺，老板姓洪，也是黄梅人，和祖父是好友，我们两家关系甚为密切。他的儿子也去了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回来探亲，大姑找到他，很客气地称他“洪先生”。从他那里得知聋子伢去台湾后的情况。

原来新兵登记的时候，聋子伢竟然一时想不起自己的大名，慌乱之中报上我二爷的名字“何秀生”。无怪乎军籍名册中没有“何继贵”这个人。当了几年兵，木讷的聋子伢只混了个下士。退伍后，聋子伢不是进赌场，就是进酒店，那点退伍费很快就花光了。他大字不识一个，又没有一技之长，篾匠手艺在台湾根本就派不上用场，竹制品已经被塑料制品取代。他成了街头的流浪汉，住无定所，食无定餐。有人出于同情，给他介绍一个寡妇，寡妇家在阿里山的一个山村里。聋子伢做了上门女婿。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聋子伢疼爱得不得了，视作心头肉。日子安定了，聋子伢安心在山村里务农，不再赌搏了。劳作之余，喝点家酿的米酒，从来不过量。乘着酒后的余兴还乐滋滋地哼上两句黄梅小调。见过聋子伢的人说他长胖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聋子伢的女儿，我的堂妹，十九岁那年患了白血病。聋子伢和三娘（黄梅人称“婶”为“娘”）背着女儿四处寻医问药，耗尽了家财，还是没能把女儿从死神手中夺回。受此打击，聋子伢一蹶不振，什么活儿也不干，整天以酒浇愁，喝多了还发酒疯，不是哭哭啼啼，就是骂人打人。三娘见聋子伢无药可救，把他赶出了家门。

无家可归的聋子伢又过起了流浪生活。从台北、台中到高雄，都有人见过他。后来他患了严重的肝病，被一家教堂收留。那家教堂离洪先生家不太远，洪先生去见过他。

大姑听了聋子伢的遭遇，伤心得直落泪。也许是那一年她的“公断”导致聋子伢出走，心怀内疚吧。她对洪先生说，我们大陆的生活现在也都好了，如果见到聋仔，劝他回来，我们可以养活他。

洪先生再次回大陆探亲，带来的消息是，聋子伢受不了教堂单调的生活，又离开了教堂，不知所终。洪先生也很为患有严重肝病的聋子伢担心。有一次听说在一个桥洞下发现一具无名尸体，他赶过去看，尸体却被收走了。他找到收尸的人，据描述，年龄长相都像聋子伢，但还不能最终确定是不是他。不过，此后再也没听到关于他的任何音讯了。

我这个当年的幼童，由于懵懂，贪吃一个萝卜粑，产生的“蝴蝶效应”，改变了聋子伢的命运。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心情，要说是愧疚，莫若说是对命运乖舛的叹息。聋子伢曾给家里寄过一封信，可见他思乡情切。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封信如石沉大海。可以想见，聋子伢是怎样眼巴巴地盼着穿越海峡的回音。他酒后不由自主地哼起黄梅小调，内心深处是割不断的故乡情。如果有机会赴台自由行，在我有生之年，当去寻找聋子伢的坟茔，祭奠飘荡在海岛上空的那一缕孤魂。

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