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已归来，遗此折腰地。不见督邮人，只闻解印事”，这是明代九江知府童潮留下的《渊明故址》中的诗句。东晋田园诗祖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仅做八十几天的彭泽县令就解组归里，隐退终身。然而，千百年来，他那澹泊自然的诗品在文坛开宗别派，独树一帜，而且他那抱朴守拙的人品也不知道影响了多少代多少个或处或居，或进或退的读书人，甚至连他主政的彭泽，他归居的柴桑也增光添彩，引以为豪。

无独有偶，民国年间，也有一位彭泽令，甚至比陶渊明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竟然连一天县令都不当就辞职退隐，寓居庐山。他生性过拙，与同是隐居匡庐的周濂溪一样，以拙为荣，以拙为德。读了周子的《拙赋》，拍手称快，索性连自己的晚号也叫“拙翁”。这位拙翁县令就是晚清学者、花径古迹的发现者、《景白亭题留》的发起人李凤高。

李凤高，字翥林，一字钜庭，晚号拙翁，湖北汉阳人，生于清咸丰八年（1858年）。青年时代求学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因品学兼优，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相传张之洞嗜睡，连宴客时也常瞑目入梦，但一听说李凤高到，张之洞往往就会从睡梦中惊醒，足见先生对他的器重，因而窗友也叫李凤高为“李惊坐”。李凤高博学多才，尤通地理之学，特别是对顾祖禹所著的有“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之誉的《读史方舆纪要》颇有研究。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西大学堂创建，不久，巡抚夏时慕名特聘李凤高为大学堂讲师，专讲地舆学。民国时期，李凤高先后出任江西上犹等县县长，所任一方，政绩斐然。然而军阀混战，吏治不整，他这个芝麻县令哪能营造出一片祥和乐土！后调任彭泽县，他大喜过望，倒不由于从偏僻的小县乔迁通津大邑，而是有幸步入先贤陶渊明的后尘当上了彭泽县令！他喜形于色：“今吾其为陶渊明乎？”于是治一方印，赫然刻上“辞彭泽宰，近栗里居”八字，就在庐山大林寺旁搭建“慕陶庐”，隐居不就。游林泉，访圣迹，寄情于名山胜景之间，还亲手营建了一穴生圹，把庐山作为终老之地。

1934年，他在一次游览中，见一石工正在奋力伐石，他突然发现石面似有凿过痕迹，经仔细辨认是“花径”二字，旁边还有小字，因岁月久远风化不识。后经考证，这里原来是白居易谪居江州司马时所题咏的《大林寺桃花》遗址。他如获至宝，即邀请居山好友捐地的捐地，出资的出资，建起了花径景白亭。甚至大林寺竺庵和尚也发动起来，补种了数百株桃树，再现出白司马笔下的桃林胜景。“花开山寺，咏留诗人”，花径的这副门联，仍是李拙翁当年留下的手迹。后来他又不顾古稀高龄收集起游人对景白亭的题咏，编辑成《景白亭题留》集。正如他在《缘起》一文中写道：“今斯亭之建，无徒于春末夏首，见桃林之灿烂环绕；雨后晴初，览云海之变幻灭没，作流连景光之游赏。当于斯人之峻节高风，放意林泉，所以全其真，而得其志者。有人所不能及，宜千秋后为人景仰於无已也！”由此可见，他仰慕陶渊明，辞彭泽令，修“慕陶庐”，是想作为而又无所为，无奈之中的无奈之举；他建“景白亭”，编题留集，则袒露出他对白居易修白堤，浚邺井，主政苏杭造福于民，“出处进退，知足保和”的由衷钦佩。

同是晚清学者古直对李拙翁光大白司马遗迹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花径景白亭记》中写道：“‘花径’之名，藉翁存之，盖有天幸。其勋视李梦阳之表靖节故宅，无多让焉。”

1938年，已历耄耋之年的李拙翁仍拙性不减，因仗义执言而得罪权贵，几近罹难，幸多方好友从中相助才得以脱身。他不得不离开“慕陶庐”，告别“景白亭”以及他亲手营建的生圹，移居江西南城麻姑山。1944年，李拙翁无疾而终，走完了86个春秋的坎坷历程。临终前嘱咐家人将遗骸归葬庐山，1946年，终于完成了他的生前遗愿，将遗骸移葬庐山之麓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