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岐凤

1983年，山东电视台为了适应更好地拍摄电视连续剧《武松》的需求，特批成立了山东广播电视艺术团，要面向山东全省招收男、女演员数名。招收演员的那段日子里，电视台的大院里每天都像过年一样地热闹，川流不息的、来来往往的考试的和陪考的人们，构成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和巩俐也经常凑热闹地跑去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厅看考试。巩俐那时经常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大红色尼龙绸（就是现在的防雨绸），袖子上有两条白杠杠的上衣，下身穿着一条当时很前卫的牛仔喇叭裤（就单这样的一条裤子而言，就不知道在大院里引起了多少人的侧目甚至是非议），我还曾经就这个喇叭裤的事情问过巩俐：“你家里对你穿喇叭裤是什么态度呢？”，巩俐还挺高兴地说：“我爸爸支持我穿喇叭裤，说穿喇叭裤又不是干了什么坏事，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只不过是赶了个时髦而已。”说实话我真是挺羡慕巩俐的，她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巩俐穿着这样时髦的服装，经常假装去大院的食堂里买几个馒头或者是到临近食堂的热水房里提一壶有用没用的热水，其实也是去看祝延平的。那时大院里总共就一个食堂，只要是去买饭就能看到很多播音员（电视台的、广播电台的）、艺术团的演员和《武松》剧组的演员们，祝延平和于承惠经常的是排着队想起一个武打动作来，就从队里赶紧地出来，手里还拿着筷子和饭盒的就比画起那些相关联的动作来了，看得这些买饭的人也是目瞪口呆。

这一年夏季高考的时间也开始进入了倒计时，非常努力的巩俐做着高考前最后的冲刺。

我和刘瑞霞继续在正觉寺街派出所协助管段民警楚建国警官，认真地、反复地查找或查纠着每个人员的信息资料状况。

不久后的一天早晨刚上班，大伙都在悄悄地说着一件事：“哎、哎，你们听说了吗？巩俐今年的声乐专业课又没考过。”

有人佩服地：“你这消息够灵通的”，但她接着又说：“那巩俐今年就没有资格参加文化课的考试了呗。”

“看她还经常到个什么文化宫去练唱歌，这不练了也是白练吗，还是老老实实地回来当‘待业青年’吧”。有几个女青年幸灾乐祸地说。

“别说了，她来了”。有人赶紧提醒着。

这几个人的声音戛然而止。

巩俐这时仰着个脸走过来了，她的表情显然不愿去看那几个议论她的人的脸。

有个大胆的女青年就问巩俐：“你今年没考上，明年还打算接着考吗？”

大伙都瞪大眼睛看着巩俐的表情，等待着她的回答。

“当然考了”。巩俐用极其自信的口吻回答着。

“哼！”人群里有嗤之以鼻的声音。

其实这时巩俐的心里肯定是很难受的，但她还是故意摆出了一副坚强的模样，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坚持就是胜利”。

“嗷、嗷，那你就继续坚持着吧，我们要干活去了”。说完大伙就一哄而散地跑开了。

又过了一小段的时间，我和巩俐又同时被山东电视台准备筹拍的电视连续短剧《第十八个春天》，选去扮演剧中的两个学生的角色。

因为我俩都是第一次参与电视剧的拍摄，入住（剧组住在白马山的某坦克团的基地里）的第一个晚上是既兴奋、又新奇，就学着摄像孙周的北京腔调说话，结果我俩一直高嗓大门地喊了一个晚上，天亮后喊累了正想睡一会儿，就听到剧务主任李鸿昌老师在我俩的房间外面说，今天一大早人家部队上的政委来找他告状说，昨天晚上你俩喊了一晚上，影响了你俩房间周围的值班士兵的休息了。

我和巩俐大眼瞪小眼地相互对视着，没想到昨天晚上的一场开心地喊叫，竟然带来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吓得我俩从此后晚上在房间里再也不敢大呼小叫的了。

我俩拍完了这部电视剧后，巩俐还是继续去工人文化宫练唱歌，我就回服务社接着上班去了。

后来我被招工去了一家企业工作，见到巩俐的时间也少了，再后来听巩俐的母亲赵英阿姨说，巩俐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了，临走时一直没有见到我，也没有做个当面道别，等放假回来后就去找我玩。

不久后的一天，我下班骑个自行车已经进到大院里了，却被身后的一声熟悉的直呼其名的喊叫，让我一下子就从自行车上跳了下来，激动地大喊：“巩俐”，巩俐也高兴地过来说：“别看你背对着我进了大院，我还是一眼就看见你了”。

我俩就在大门口互留了通信地址，约好有时间就写封信互诉下衷肠。

假期很快就结束了，巩俐回北京了。我想在小伙伴再放假回来前，我也得干出点小成绩来，等再见到小伙伴时也有点谈资吧。

时间过得真快，巩俐又放假回来了，这次巩俐没有站在大门口，而是站在大门里面的一块空地处，见到我先是撇嘴笑了笑，接着就问我还在国棉厂上班吗？

我上下打量着巩俐，发现她穿了件和她身材极其不符的男式呢子大衣，就问她怎么穿了这么件衣服呀，这不像是你的衣服呢，并且这就是件男款的大衣。

巩俐笑了笑说：这是一位导演的呢子大衣，我先穿几天，等回北京后再还给他。

后来，我才知道巩俐说的导演就是张艺谋。再后来，巩俐在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里演了女一号，并且该片在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金熊奖”，从此开启了他俩的黄金搭档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