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美国失踪一案，很为舆论关注。尽管已经锁定了嫌疑人，但案件本身进展缓慢。特别是章莹颖本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尤其令人揪心。

因此指责美国警方办案没有效率，当然在情理之中。我们对公共服务质量有很高的期望，因具体结果的不如意而报怨、要求问责，根本不需要理由。反而是相关部门应选择时间，尽快予以解释。

然而章莹颖在美国出事，主持办案的是美国警方。我们关心自己的同胞，质疑美国警方的工作效率，质疑有理，但美国警方并不负有向我们解释的义务。换一种情况就不同了，如果美国人因此质疑美国警方的工作效率，美国警方负有解释的义务。尽管美国警方作出了解释，但美国纳税人有不接受解释的权利，然后，通过代议，推动制度改革。纳税人与公共服务部门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无论美国人或大洋彼岸的我们，质疑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理想结果。譬如，我们质疑美国警方的工作效率，实际要求美国警方在恪守法律条文、法定程序的前提下，不懈怠，积极作为，但凡章莹颖还有万分之一的生存机会，就要将她解救出来。

但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却背离了上述原则。这篇文章中说道：“有一种说法是，FBI更重视司法程序。程序固然重要，但程序本身不是目的。FBI不应是为司法程序而存在的，它的职责是为了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让民众的生命财产得到最好保护。如果为了确保程序正确而最终让生命受到本不应有的伤害，这样的程序又有什么正义可言呢？”“程序至上造就了僵化与低效，它演变成为官僚主义的一种借口，往往会在最需要决断的时候，成为僵局的制造机器。”

这篇社论主张跳出程序正义。什么是跳出程序正义？说白了，就是：刑讯逼供，吊起来打。

之所以这样主张，首先是认定了：现在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就是罪犯。但这样一种影响，其实是我们的主观认定。特别是经媒体报道渲染后，在我们头脑中形成的印象。我们都同情受害人，我们恨罪犯，以至于但凡有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就认定为罪犯，想立即枪毙500次、大卸八块。如果我是章莹颖家属，如果有机会，恨不能一凳子砸得犯罪嫌疑人头破血流。但警方却必须保持冷静，不能带着情绪办案，不能带着政绩意识办案。

寓言中说：两个人拿着棍子，带着一只熊进了林子，过了一会儿，熊被带了出来，满头的血，终于承认自己是一只兔子。只要展开刑讯逼供，让犯罪嫌疑人承认自己是罪犯，难度并不一定大。然而，如果犯罪嫌疑人并不是真正的罪犯，而是迫于刑讯逼供才承认的呢？

今天，我们知道聂树斌案、余祥林案是冤案，但在当时，依据蛛丝马迹以及办案人员的“神推断”，也是认为他们是真罪犯，于是刑讯逼供，终于坐实了他们的罪名，他们因此失去了生命。我特意在网上查询，发现《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先生评论上述案例，也说：“聂树斌是被一些渎职者‘杀’死的，把他们都揪出来吧，该追责的追责，该治罪的治罪。”何谓“渎职”，不就是违背法律条文、程序正义，搞刑讯逼供吗？胡锡进先生又说：“翻一案需儆百官！”“儆”什么呢？不就是要恪守法律条文、程序正义，不冤枉一个好人吗？

我们不能总是在知道了冤案确为冤案后，才假惺惺地讲一番恪守法律条文、程序正义的空话，然后换一个时间、地点，马上主张刑讯逼供、吊起来打，不惜制造更多的冤案。

言及法的效果，我们必须面对选择：究竟要宁可放过几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还是要宁可错判一些好人，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这样的选择题，无法量化。最终做出怎样的选择，关乎个人的理念、原则。我只能说，我自己选择前者。

我希望本案能迅速结案，我希望真凶被抓获、严惩；案发快一个月了，我也很愤怒于美国警方的工作效率，但无论如何，我反对刑讯逼供，反对在任何国家、地点的刑讯逼供。无论在任何国家，如果不得不就法律的执行作出选择，我的选择永远是：宁可放过几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