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波

五月。插旗洲是安静的，像一本打开的书，没有人翻动，安静地摊开在鄱阳湖边。插旗洲的客人正奔赴在返回西伯利亚的漫长征途。一片水田，划成无数方块，延展到视线尽头。青绿的禾苗，迈出了从一粒稻种到满畴金黄的第一步。水渠里的水，无声无息地流。五月，插旗洲就像每一个和煦的清晨，在鄱阳湖边醒来，没有喧嚣，没有激越，只有安安静静的田间时光从草尖滑过。

插旗洲是鄱阳湖的会客厅。

一群天外来客，每年晚稻收割的时节，准点到来，反客为主，在这片天地栖息、觅食、休憩、哺育。白鹤是绝对的主角，这种在地球上生存了6000万年的濒危鸟类，全球不到4000只，就有2000只来到插旗洲过冬，因此插旗洲道路入口，竖着一块宣传牌，写着“田园鹤谷”。600多年前，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这片芦苇洲地，插满战旗，巧布疑兵阵，大败陈友谅，籍籍无名的洲地就有一个旌旗猎猎的名字。自此，插旗洲与历史深处的滚滚烽烟联系在一起。这种局面延续到十几年前白鹤、天鹅、大雁等鸟类族群的到来，插旗洲才逐步回归田园。不是插旗洲发现了白鹤，而是白鹤发现了插旗洲。鹤舞于飞。在头顶天空飞翔的鹤，只能仰望和揣度，而停在禾茬、水洼、荒草中的鹤，赋予插旗洲更多的吉祥和安宁。

去年12月，我陪江西卫视的陶涛老师、上饶电视台的文书明老师等媒体朋友来到插旗洲。我们无一例外地被挡在入口的田塍上，与一群来自江浙的摄影发烧友排成一排，架着长枪短炮，把一两公里外的鹤群拉来镜头前。身边的芦苇、藤石松、酸模等植物已经枯黄，一碰就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野生动植物保护站的小勇示意我们轻声点，不要惊扰他的客人。那时我固执地没有拍一张照片，只是眺望远处的影影绰绰，听鸟群肆无忌惮的鸣叫。我知道，我还会再来，必须是一个人，像朝圣。我选择在喧嚣之后的五月。

入口的路障已经拆除，“候鸟重要栖息地，禁止入内”的标牌还立在路边。我踏上了插旗洲候鸟栖息地核心区域的机耕道。四周所有的动物、植物、水渠、天空都向我开放。这时候，我听见插旗洲有无数生命的声响，安静只是它的表象，它蓬勃、热烈，充满感人的细节。在这样的旷野，才能听到这样沉郁的蛙鸣，仿佛从深深的洞穴里传来，从冬天传来，从远处或近前传来，不加掩饰地叫喊，透着生命的苍凉。几只白鹭在水田里优雅地踱步，那身洁白就像小时候棉田里绽开的棉絮。我停下脚步打量白鹭，白鹭也警觉地立定，打量着我，一会儿便放下戒备，继续它的日常。被这样一群白鹭接纳，心里是感动的。三两簇芦苇垂着长长瘦瘦的叶，立在渠边。一种叫蛇床子的草本植物，杆茎直立，擎着白色的花蕾，有几分俏丽。已经收割去籽的油菜秸秆潦草地躺倒在水渠边，蜻蜓飞舞，红色、褐色，像精灵。路边老旧的农棚，砖墙缝里长出青苔，耙田机具锈蚀中隐着锋芒。

插旗洲的老居民罗姓大姐正在压水井边泡着衣物，脸上留下鄱阳湖的风和光照的烙印，看起来不止她说的54岁。她全家在插旗洲种田二十多年，看到鸟儿一年比一年多，看鸟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最多的时候场部门口停着上百辆小车。她熟悉这些鸟，就像熟悉自己的孩子，她说鸟和人一样，会说话，一只鸟落在一块田里，就会招呼来一群鸟，啄食、嬉戏。“不能赶鸟，只能远远地看着它们吃，去年有一千多亩稻子没有动镰，政府补钱，留给鸟儿吃”，罗大姐就像说自己顽皮的孩子，脸上有宠溺的笑容，眼睛闪闪发亮。

在插旗洲空旷的田边，我脑海中浮现的是去年12月份看到的百鸟齐翔的场景，一群穿红马甲的护鸟人巡护田间，偶尔停在向前来观鸟的人身边，如数家珍地介绍起这群来自西伯利亚的遥远的客人。

我认识一位森林公安的干警小余，他曾向我讲述过多年前蹲守在鄱阳湖草洲里抓捕非法捕猎者的情景。鄱阳湖冬天的夜晚透着彻骨的寒冷，他和战友一蹲就是几个小时，在鄱阳湖沉睡的天幕下，暗中保护着天鹅、大雁、野鸭们不受屠戮。

罗大姐的善意，小勇的呵护，小余的坚守，构成了我对鄱阳湖生态保护的多维度认知。从宏观层面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国家战略，到每一个为此努力的微小个体，都在一笔一笔描绘鄱阳湖更美的未来。“鄱湖鸟，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代替插旗洲古战场摇旗呐喊的，是人鸟共家园的祥瑞。插旗洲周边或深或浅的湖沼与鄱阳湖一起进入十年禁捕期，祖祖辈辈捕鱼为业的渔民洗脚上岸，寻求新的发展。在离插旗洲不远的康山忠臣庙，从事古文化保护的退休王老师跟我说起，渔民转型伴随阵痛，但势在必行，政府有很多措施帮助渔民转产转业。他说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好的鄱阳湖，这些阵痛和放弃是值得的。

这个五月，我也像一个客人，不请自来，去赴一场可以预见的必将扑空的单边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