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者：邓天元（原群利乡党委书记）记录者：王锡刚

今年是改革开放第四十周年。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将村集体土地“分田到户”，被视为改革开放农村篇的序幕。然在1976年秋天，遂宁蓬溪县群利乡九龙坡村的村民就开始探路“包产到户”，这一敢为人先的举措，大大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全村的粮食产量大幅增长。

1979年，全国大旱，蓬溪全县只有群利乡的粮食产量有所增加。就这样，群利在全省一夜之间出了名，连中央也有所耳闻，甚至派了工作组到该村考察。记者采访到当年这一举措的决策者——已经82岁的原群利乡党委书记邓天元，听他讲述了那段往事。

穷则思变萌发“私分”土地想法

1972年，得知自己被任命为群利乡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时，邓天元不禁大哭了起来。

蓬溪县群利乡九龙坡村是一个边远山村，与重庆的合川、四川的南充和武胜相邻，即使现在，偏僻的地理位置和艰苦的自然条件依然制约着当地的发展。

“谁都不愿去那里当干部。”邓天元说，虽然群利是生养他的故乡，但全乡田多土少，按比例来算，每年向县里交的粮食是全县最多的，每户每年只能分到几十斤粮食，甚至野菜都被吃完了，不得不以观音土充饥。因此，不少人举家外出行乞，其中一个生产队30多户，就有10余户外出乞讨。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邓天元最终还是踏上了故土。

在集体生产中，邓天元发现，很多村民都是“出工不出力”，粮食亩产仅400-600斤，他想尽办法也调动不了大家的积极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思量后，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里浮现。

1976年深秋的一个夜晚，被漆黑笼罩的群利乡九龙坡村显得格外寂静，昏暗的茅草屋内，几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围着邓天元热烈地讨论着。他们讨论的主题是：如何解决村民的温饱问题。

“没有积极性就是因为做好做坏跟自己无关。”“不如把田地分给农民算了。”“可先把一些田边地角分给农民自己耕种。”一直沉默的邓天元也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想法:可以先拿两个社来试点，如果效果好的话，来年春天可以拿出一些田边地角分给农民自己耕种。同时，他反复叮嘱大家，千万不能将此事传出去——因为在当时，这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担惊受怕改革步伐一刻没停下

1977年春天，该村1社和5社的村民平均每人分到了半亩田地。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才耕种自己的田地。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偷偷将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传到了“上面”。私分田地，这还了得！上级马上派出工作组，到九龙坡村实地调查。工作组分别找到邓天元等人谈话，晚上还要开社员大会，说‘私分’土地就是犯法。紧张的空气笼罩着九龙坡村，邓天元等人更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最终，邓天元等人想了一个妙计，派专人站岗放哨，一旦有人来检查，他们会迅速发出信号，分散劳动的村民们便在很短时间凑到一起，等检查的人一离开，他们又分散开去，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

很快，九龙坡村搞“包产到户”的消息也传到邻近的村社和乡镇，大家都说邓天元“吃了豹子胆”。虽然因不断被调查而担惊受怕，但邓天元等人的改革步伐一刻也没停下，更大范围的分田分地的改革试点在九龙坡村这个偏远的乡村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虽然经常要接受调查、遭受批评，但“分地”所取得的成绩却让邓天元感到欣慰，也坚定了继续搞下去的决心。到1978年，九龙坡村乃至群利乡全部实行了‘包产到户’，农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迎来曙光受到各级领导的肯定

1979年，全国大旱，人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蓬溪县的粮食大量减产，只有群利乡有一度增幅。7月，时任蓬溪县委书记兼武装部政委周裕德一次大会上问参会干部，有解决干旱和农民温饱问题的办法。

邓天元经过短暂思考后斗胆发言：“办法有，我是担心有人怕丢官帽。”话音刚落，县委书记“噌”地站起来，将军帽“啪”一声摔在桌上：“我不怕丢官帽。你说有啥子方法？”

会场空气一下子凝固。沉默片刻，邓天元说：“你们去群利乡看看就知道了。”会后，大家纷纷前往群利乡参观，发现邓天元早在两年前就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同时也亲眼目睹了当地老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很快，邓天元和群利乡的大名在全省传开。不久，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来到群利，带队的是农林部曾处长。邓天元在想方设法应对工作组调查时，群众也极力通过生活细节感动工作组。工作组的人随便到了哪家，村民总会煮上一碗醪糟鸡蛋，中午要留他们吃香肠腊肉，还一个劲说“包产到户”好。

曾处长私下对邓天元说：“你们乡给我留下了三个印象，一是干部群众团结一心，二是老百姓生活好了、热情好客，三是生产面貌好。”更让邓天元没想到的是，就在工作组离开前夕，曾处长对邓天元说：“老邓，我走之前，想把省委、地委、县委等领导都召集到你这里来，在这里搞试点，你怕不怕？”邓天元的回答掷地有声：“我当然不怕！”

后来，群利乡“包产到户”的试点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首肯，并在蓬溪等地全面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