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少曦1958年在成都金牛宾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地质部长李四光向毛泽东报告在四川金沙江畔发现了一个大铁矿。毛泽东闻讯非常高兴，询问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李四光说：那里过去荒无人烟，因为长着几棵大攀枝花树，地质勘查队就把那里标注为“攀枝花”。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认为“攀枝花”这个名字很好。他对开发攀枝花资源的意见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指示要组织力量尽早开发。攀枝花钢铁基地从此作为重点项目正式纳入国家建设计划。这一切，看似十分偶然，实际却充满了必然。因为在毛泽东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国的宏大构想中，钢铁产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攀枝花”一经入局，便成为这场大博弈中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而这种博弈，又由于“三线建设”概念的提出而迅速升温。一、毛泽东开发建设攀枝花的英明决策在攀枝花建设钢铁厂的设想，始于1958年初。当时，中国的西部地区还没有一个大型钢铁基地，这对发展西部地区的重工业十分不利。而开发攀枝花地区的丰富冶金矿产资源，也正是我国发展钢铁工业中急需的。这年，中央科学小组、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在关于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指出，在解决攀枝花等多金属共生矿的选矿问题后，我国选矿技术可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于是，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成都会议上批准了建设攀枝花钢铁公司的设想方案，要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考虑一下在攀枝花（当时选址西昌）建设钢铁厂的可能性。1958年4月5日，王鹤寿向中共中央提交了题为《争取有色金属产量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的报告说：无论重工业或轻工业，对各种有色金属的需要愈来愈大。原子工业、电子工业以及国防工业中的喷气飞机、导弹等，如果没有有色金属(特别是稀有金属)，就不可能建立和发展。必须以快于其他部门的速度，提高有色金属的产量。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有色金属增长三倍以上，才能逐渐赶上我国其他工业水平。王鹤寿向中共中央提交题为《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的报告说：冶金部党组根据毛主席批示研究了钢铁工业建设问题，建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中后期，开始新建三个较大的钢铁基地——甘肃酒泉钢铁厂、四川攀枝花钢铁厂、湖北长阳钢铁厂，希望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批示说：同意冶金工业部党组所提的关于有色金属工业的规划和措施。为了准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钢铁生产的不断增长，应当及时准备西南、西北、鄂西和粤北几个较大钢铁厂的建设工作。10月29日，王鹤寿向毛泽东提交了关于钢铁方面应当立即动手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草案）。再次提出抓紧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次日，毛泽东做出批示：此件很好。请彭真同志即印发有关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并带至武昌准备发给到会各同志。这是我要鹤寿同志写的。这样，攀枝花钢铁厂的勘探和规划工作开展起来。四川省委和冶金部成立了西昌建委和西昌钢铁公司筹建处，选择西昌飞机场作为西昌钢铁厂址，进行从含钒钛的磁铁矿中炼铁的试验。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共调集8万人到攀枝花地区，包括钢铁、有色金属、煤炭、铁路、森林等部门，主要进行地质勘探、铁路修建、冶炼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工作。但是，“大跃进”失败以后，出现了三年经济严重困难局面。国家计委根据中央一线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面对极端困难局势不得不作出的“退”的决定，在经济调整中让一批在建的基本建设项目下马。其中包括攀枝花、酒泉钢铁基地和成昆、贵昆、川黔、湘黔、襄渝等五条铁路，德阳重型第二机器厂、东方电机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等等，正是后来毛泽东抓三线建设时坚持要重新上马的重点项目。李富春1964年总结攀枝花地区建设上马下马经验教训时指出：1961年下半年开始下马，到1962年春天大下。除了会理镍矿和益门铅锌矿以外，差不多全部下完了。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多数是下得对的。但突出的有两件下得不对，一是成昆铁路沙木拉打隧道工程，二是攀枝花铁矿铁、钒、钛分离实验研究工作①。毛泽东对大跃进时期攀枝花建设仓促上马下马，有所反思。他后来在听取薄一波汇报“三五”计划调整情况时插话说：铁路和钢铁过去是糊里糊涂的上，糊里糊涂的下，没有个战略思想。15年来，西南三条铁路一条也没有修成，还找不到负责人②。1964年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汇报到铁路建设只能上有限的几段时，毛泽东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后六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础”，“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③。毛泽东有些动气地说：如果大家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西昌通不通汽车？不通，我就骑着毛驴下西昌。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④。经过讨论，中央工作会议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原有的计划安排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逐步加强三线基础工业的建设。邓小平决定：“搞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三个五年打个基础。按低方案摆计划，基本建设投资不能超过1000亿元。⑤”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三线建设的主张说：“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毛泽东还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⑥”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又反复说：“要搞第三线基地，大家都赞成，要搞快一些，但不要毛草。只有那么多钱么，那些地方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从两头修起。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有根据地，有了那个东西我就放心了。”7月15日，他又谈到：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没有落实。这两个基地一定要落实。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集中修一条成昆路。必要时也可将内昆路的铁轨拆掉，先修成昆路⑦。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攀枝花是重中之重。会后，6月22日，由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王光伟率领，在成都组成庞大联合工作组，准备前往西南各地，对成昆铁路重点工程和乐山、攀枝花、西昌地区进行考察。出发前，周恩来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指示，要求在8月底以前回来向中央汇报。包括国务院十多个部委办和四川、云南负责同志及技术专家80多人的工作组，经过一个月的调查，于7月底在西昌召开会议，拟定了西南三线整体规划和重点项目。程子华回北京向周恩来、李富春汇报提出，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成昆铁路三大项目必须配套建设，同时列入国家计划，同时上马。周恩来、李富春表示同意。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确定了“攀枝花的矿，六盘水的煤，钟摆式运输”的发展西南工业规划。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第一个重点是钢铁工业基地，首先在选址问题上发生了两种意见。中央工作组经过调查，从18个选址中集中了五个，认为乐山的九里、西昌的牛郎坝、攀枝花的弄弄坪可以考虑。程子华和中央有关部门部委负责人及专家把攀枝花的弄弄坪列为首选。因为攀枝花位于四川、云南两省交界的金沙江与雅砻江汇合处，离红军长征途中召开著名会理会议的会理县城只有几十公里。这里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较多的煤炭资源和金沙江水资源，而且靠近林区，离即将开工建设的成昆铁路、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比较近，又不占农田。缺点是，这里群山起伏，平地很少，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农业生产也很落后。乐山的九里地势平坦，离工业城市近，但离铁矿、煤矿远。西昌的牛郎坝历史上曾发生过10级地震，地质构造不安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同志也有自己的道理，弄弄坪是一个三面临水的山坡，只有2.5平方公里。在这样狭小不平的地势上建立庞大的钢铁基地，国内甚至世界上都没有先例。双方争执不下，论证工作陷于停滞。李富春、薄一波倾向于选弄弄坪，并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考虑再三，又听取了工作组回北京的具体汇报，表态说：“关于攀钢的厂址，我是同意放在弄弄坪的。我向来不赞成选择厂址的传统观点。苏联专家选定的武钢、包钢厂址都过于宽广，厂内各车间的距离过大，厂内铁路太多、太长，难道不能放弃那些传统观点，选用一个面积较小的厂址，把厂内布置得更加紧凑、更加经济合理吗？⑧”最后，他决定请毛泽东定夺。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听了周、李、薄的汇报后说：乐山地址虽宽，但无铁无煤，如何搞钢铁？攀枝花有铁有煤，为什么不在那里建厂？钉子就钉在攀枝花⑨！10月下旬，李富春和薄一波风尘仆仆地奔赴西南地区，考察和制定三线建设的总体规划。在昆明，他们召开西南局、云贵川三省和中央有关部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攀枝花选址的指示，初步议定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一期工程的规模为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1965年3月4日，毛泽东在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向毛泽东报送冶金工业部吕东、徐驰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报告提出了建设攀枝花的七项措施：一、组成指挥部的班子，从各部抽调干部。二、配备35项大型设备，成立西部设备联合设计工作组，同时提出需要进口的设备样机。三、组织现场设计，计划由冶金、水电、煤炭、交通、建工等部派出700余人。四、施工力量安排，由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承担。五、矿冶炼试验，已经在承德钢铁厂进行，钒钛铁分离已经成功。六、由国外进口设备清单，已经提交外贸部。七、配备施工设备，已交一机部部署。从1964年秋季至1965年初，西南各重点项目全面开始施工。第一批进行基地建设的施工大军从四面八方开赴攀枝花、成昆铁路、六盘水等工地，搭起帐篷，放炮筑路，沉寂的群山沸腾起来。他们中既有从中央各部选派的数千名部、司、处级干部，也有从各级科研机构和技术部门选调的上万名科技人员，还有从沿海地区内迁和从老工业基地调来包建的几十万工程管理、生产骨干，加上部、省属建筑安装队伍，人数超过百万之众。加上民工队伍，从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的高潮时期，在四川参加三线建设的人数，高达二、三百万人。1968年不包括军事工业和铁道兵，各部进四川的人数达44余万，1969年达54万。至1966年，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中心，西南三线建设基本形成了一个成昆铁路为连接，东北有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东部有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的初步规划，俗称“两基一线”或“两点一线”。邓小平将其生动地比喻为“钟摆式摆动”，即以攀枝花为中心，向北和东形成一个扇面三角区域，攀枝花的钢材运往成都、重庆、六盘水，成都、重庆、六盘水的机器和煤炭运往攀枝花。从大的布局范围讲攀枝花地区，是指“两基一线”这个宏大的后方工业体系，不光是指弄弄坪的钢铁厂。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第一个难题，是缺乏平地。按照国际惯例，建设年产150万吨的钢铁厂，至少需要5平方公里的平地，但这里却是金沙江峡谷畔只有2.5平方公里的高差80米的山坡。中国设计人员经过实验，大胆提出了台阶式设计方案，通过大规模爆炸，将叫“弄弄坪”的山坡平整成4个大台阶、23个小台阶的各级台阶平地，辅以先进的多种运输方式和相适应的工艺流程，浓缩安排下钢铁厂的布局，从而开创了世界钢铁基地建设史上的先例，用地减少一半，建筑系数高10%至20%，被人们誉为“象牙微雕”式立体大型企业。第二个难题是钒钛磁铁矿的冶炼问题。攀枝花共生矿属于高钛型钒钛磁铁矿，在高炉冶炼时二氧化钛含量高达25%-30%，按照国际惯例和100多年来的实验经验，高于16%即会使炉渣粘稠，不能用高炉冶炼。国家科委组织了国内专家攻关，决定打破禁区，先后进行了模拟实验、验证实验、生产实验。1964至1965年，冶金部调集全国专家组成工作组，在承德钒钛磁铁矿高炉冶炼试验，逐步将二氧化钛含量增加到35%，总结出一套新方法。第二步于1966年在西昌进行了28立方米高炉试验，证实承德模拟试验的正确。第三步于1967年在首钢进行516立方米大高炉试验，解决了新发现的问题。最后终于摸索出用普通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的独特技术和操作方法，突破了国外100多年没有解决的难题，谱写了中国当代冶金技术史上最辉煌的一页。1979年这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一等创造发明奖。1970年7月1日攀枝花第一座高炉建成出铁，1971年7月1日出钢，1972年轧出钢坯，1974年轧出钢材。攀枝花钢铁公司第一期工程基本建成。设计年产铁160至170万吨，钢锭150万吨，钢材90至110万吨，钒渣7.45万吨，线材20万吨。第一期工程包括36孔大型现代化焦炉4座，130平方米烧结机4台，1000立方米高炉1座，1200立方米高炉2座，120吨氧气顶吹转炉3座，1150毫米初轧机1套，轨梁轧机1套，及响应的大量辅助生产、实验、研究设备。1978年又新建成120吨雾化提钒炉2座。攀枝花钢铁公司的设备95%以上都是中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有的还吸收了国际先进技术，如5.5米焦炉、360吨堆煤取机、130平方米烧结机、120吨转炉等，都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和首创的。到1985年，国家对攀枝花共投资35.27亿元，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4.92亿元，当年生产铁193.74万吨、钢166.46万吨，钢材92万吨。同年4月，国家正式批准攀枝花钢铁公司二期工程恢复进行，增建1350立方米高炉1座，130平方米烧结机2台、50孔大型焦炉2座、板坯连铸机1台、年产100万吨热轧板厂1个、年产20万吨的冷轧板厂1个。形成年产铁280万吨、钢250万吨、钢材216万吨、钒渣9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1993年6月，攀枝花钢铁厂更名为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由54家企事业单位组成攀枝花钢铁集团，有职工31.5万人，形成固定资产原值128亿元，形成年产生铁300万吨、钢250万吨、钢材216万吨、钒渣10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当年工业总产值达29.66亿元，实现利税8.56亿元⑩。攀枝花已经成为中国西部一座新兴的钢铁工业科研生产城市。江泽民总书记曾多次视察攀枝花，对攀枝花人在三线建设中的艰苦创业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而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更是直接把攀枝花誉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物”。二、从攀枝花开发建设看毛泽东同志有关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式确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开始。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脱胎而来的，人口众多，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存在和巩固的工业化基础尚不完备，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很低，没有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农业相当落后，在这样—个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其实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为此进行了很多探索。但是，他们不可能为他们以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现成的答案。社会主义国家搞建设，也“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11”“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2”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唯一效仿的典范。1953年制定的“一五计划”完全是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生活多样性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诸如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不合理和经济体制、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等弊端逐渐暴露出来，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开始引发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质疑。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同志开始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难的探索，提出了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方针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而毛泽东同志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在攀枝花开发建设初期，特别是攀钢一期工程的建设中，得到了相当集中的体现和反映。（一）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地质部长李四光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在四川攀枝花地区发现大铁矿的消息。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因为在他要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宏大构想中，钢铁产量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他当即指示要组织力量尽早开发，对开发攀枝花资源的意见给予高度的肯定，攀枝花从此作为一个重点项目正式纳入了国家建设计划。（二）以备战为中心的三线建设战略布局在196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要未雨绸缪，随时准备打仗。提出对全国作一、二、三线设防的战略布局，三线建设成为全党全国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攀枝花以其储量丰富、完整配套的资源优势和地势险要的地理优势，被确认为是国防三线最理想的钢铁工业基地。也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过问和充分肯定下，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得以大规模展开。（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攀枝花的开发建设，特别是攀钢一期工程，是在高度封闭环境中，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建设起来的。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攀枝花工业基地建设初期实行了一种特殊的体制。特区成立党委、总指挥部，由冶金部统一领导；工业区建设列入国家综合项目，重大问题由特区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及省有关指示，作出决定并组织实施；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保证工业区建设；工业区建设按行业划分，由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实行建设与生产承包，十多个部委集中会战攀枝花。充分显示出“特区特办”的某些优越条件。（四）自力更生的方针攀枝花工业基地是中国人民在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特殊年代条件下，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建设起来的。一期工程完全是中国人自行设计，自己制造设备、自己施工建设起来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自力更生”的指导方针。（五）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在建国初期的钢铁工业建设中，基本都沿用苏联的模式，采用“三大一人”的布局。攀枝花钢铁公司的设计彻底摒弃了僵化的苏联模式，采用了全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阶梯构形，以适应山区特点和场地狭小的客观条件。建筑系数达34.1%，占地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仅仅二点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合理的安排下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成为世界冶金设计史上的奇迹，攀钢建成后，被誉为“象牙微雕钢城”。（六）战争年代工作方法的沿用在攀枝花建设史上，各种各样的“战役”、“会战”、“攻坚战”、“歼灭战”等军事术语随处可见。其中，规模最大，也最为壮观的是以夺铁为主体的基地建设大会战。大会战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借用军事上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战术。由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准军事化的管理和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大背景，这样的方式被大量运用在工业建设中也就不奇怪了。大会战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各方面的优势，集中人力物力，在一定的时间内，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这对于加快攀枝花的开发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它也容易产生资源和效率的浪费。总之，攀枝花的开发建设集中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和实践，它是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缩影和代表。攀枝花工业基地的建成，是党中央英明决策的结果，是全国总动员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大力支援的结果，是全国人民共同谱写的一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协作的凯歌，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作者单位：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注释：①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2000年，第20页。②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内部资料），2000年，第23页。③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讲话记录，1964年5月27日。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8页。④刘少奇：《继续控制基本建设，着手搞西南三线》，《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8－1199页。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9－1200页；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⑦《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⑧徐驰：《重游攀枝花怀念周总理》，《三线建设铸丰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4页。⑩周传典等主编：《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553页。１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１２《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