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毅写信196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3月,攀枝花特区人民委员会正式成立。4月，为了保密起见，国务院批准对外称“渡口市”。当时，市里很多单位对外只有“信箱代号”,没有具体的冠名。上个世纪60年代，无数人从全国各地涌向地远山荒的攀西大裂谷，在这里开山、架桥、修路、建厂……为此，我的整个童年时代，都在听妈妈与一群“工人家属”大谈“国际形势”，按她们的意思：我爸爸和那群“工人家属”的男人之所以去渡口当工人，就是要大炼钢铁，然后用来造飞机、造坦克，打败所有侵略者。那些年，在整个红灯街上，我家总是最热闹的。赶集的时候，家里经常坐满了人。因为妈妈是红灯街上拥有最高学历的人——高中文凭。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她都要替人读信、写信、记帐、算帐。找妈妈念信的人是一群“工人家属”。我也就是在那时，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红灯街”，还有一个叫“渡口市”的地方。“工人家属”们大多不顾忌隐私，她们的男人都在渡口市当工人，甚至在同一个厂，同一个车间上班，这其中，也包括我爸爸。因此，一家来信，大家听，一家写信，大家发言。来信的内容无非是：寄了钱回家，主要用于买肥料，给娃儿交学费，你不能拿着钱去吃香的喝辣的。也有很讲究的来信，开头会写上诸如：亲爱的唐德花，来信如见面！好久没回家了，我很是想念你和几个娃儿。屋里先是一片寂静，随即发出哄堂大笑，叫唐德花的脸上就红一阵白一阵的。回家在那个年代，不只很多工人家属没文化，很多在渡口上班的工人也不识字。他们从渡口回趟老家，只有靠“组团”，跟着认字的工友才不至于走迷糊。其中一个写信靠画图的叔叔应该是那个年代最“拉风”的人了，每个月的工资都数不明白。别人帮他数，他又不放心。他是厂里的车工，做得一手漂亮的活儿，于是自制了一个类似游标卡尺的玩意。发工资的时候，把钱往那“卡尺”一塞，如果刚刚好，他就不声不响地离去，如果塞不满，那发工资的人就倒大霉了，他非得扭着你给他说个明白。发工资的人苦不堪言，将他的钱换作零钞，这下不仅塞满了，还多出几张，“拉风”叔叔又不乐意了，“多出几张算怎么一回事儿呢？是不是把人家的钱给我了呢？”可怜那发工资的人，每个月都为如何把“拉风叔叔”的“卡尺”填得刚刚好而费尽心思。每年，爸爸会回一次家。他仿佛一位隐忍克制的大内高手，背着重重的行李，坐了火车倒汽车，几天几夜才到家。左邻右舍像迎接大干部一样聚在我家门口。爸爸将平日里在渡口省下来的劳保用品，诸如手套、口罩、劳保皮鞋、工作服之类分给街坊，小孩都会收到几颗水果糖。彼时，大家都满眼笑意，纷纷摸着我的头说：“好好读书，二天也去渡口当工人。”彼时，我还年幼，对“当工人”似懂非懂，心里却充满迷惑：爸爸去渡口当工人，是因为书读得很好么？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去渡口当工人有一个更宏伟的说法——“支援三线建设”，这当然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三线的概念其实是根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山、散、洞”而起，也就是把重要的国防工业、重工业搬到偏远深山，分散开来。对于当年的艰辛，用爸爸的话说是：“那个时候，苦哦，哪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你们要懂得珍惜……”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迁，这座城市也迅速揭开了她那神秘的面纱，闪亮登场。1987年，“渡口市”改名为“攀枝花市”。现在，“阳光花城”“钒钛之都”等美名更让她名扬于世。曾经的“渡口”，只是这座城市从1965年到1987年间的历史记忆。在从不毛之地到“象牙微雕”钢城的剪影中，我们对这段历史如此崇拜。对于爸爸那代人而言，“渡口”一词意味着把他们猛地从时空隧道中拉回到那个“三块石头架口锅”的年代；对于“７０后”而言，“渡口”一词意味着记忆中那个火热年代的传奇；对于“８０后”“90后”而言，“渡口”一词意味着屏幕上三线建设的电视剧。对于我而言，“渡口”一词更意味着从孩童时期从未变过的那份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