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少烽

上世纪70年代，我曾经给学生上过一堂很特别的课，因为上那堂课时，只有五个学生，而且是不同班级的五个学生。

那时，我在距场镇六七里远的一个山村学校教书。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天气骤然变得好冷，北风呼啸了一整夜都没停。早晨打开门，一股寒气扑到我脸上，我感到浑身一阵发冷。一看，外面正纷纷扬扬飘着雪花，从房顶的积雪来看，这场雪应该是半夜就开始下的吧。

吃完早饭，我穿上厚厚的棉衣，还有平常舍不得穿的水靴，像往常一样到地名叫“陷马湾”的安居公社六大队学校去上课。

雪还在下着，而且越下越大，一会儿就在我的肩上堆积起来，我不得不时时停下来抖掉身上的雪花，再继续走。这是一条典型的乡村小道，比那种农村常见的机耕道还要小，而且中途还要过一条小河。这样的天气，又是早晨，路上除了我孤零零的身影，几乎没有一个行人。

我终于艰难地走了一半路程，来到名叫“刘家界”的小河渡口。可惜，那只顶棚堆满积雪的渡船却停在河对岸。我喊了几声“过河”，无人回应。往常过河，只要有人喊，船工立马就会把船撑过来，而今天，任凭我怎样喊，那船却动也不动。

我很着急又很无奈，只有在岸边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过了一阵子，终于听到对岸有人说话，接着看到有两个人上了船。船也终于被他们撑了过来。

两人可能是本大队的社员，见了我说：老师，今天这个样子，家家的大人娃儿都正偎在床上，或者围在火盆边，哪个娃儿还到学校上课！你快回去吧。

我说万一等一会儿有学生来呢，我还是去一下吧。

他们见说服不了我，只得作罢。担心我不会撑船，要帮我撑过去。

我说不用，经常从这里过河，我早已学会撑船了。

待他们下了船，我就紧接着上了船。我拿起撑船的竹竿，像老船工那样将竹竿带有铁锥的那一头搭在岸上，使劲一撑，船便离岸了。接着我又收起竹竿，将竹竿插入水底，朝一个方向连撑几下，让船头慢慢转变方向，直到朝向对岸。

两个社员见船已调过头了，放了心，才转身离去。

接着我继续将船往对岸撑。我笨拙地捏紧竹竿，左边撑一下，提起来，又将淌着水的竹竿拿到右边……捏着水淋淋的竹竿，我感到就像捏着一根粗大的冰条，手冷得刺骨，发痛。但我咬紧牙不松手，终于将船慢慢地撑向了对岸。

到了学校，果然一个人也没有，不仅学生没来一个，连两个家住本大队的民办教师也没来。我掏出钥匙，开了门，拿出我给学生上音乐课用的手风琴拉起歌来：天上闪烁的星星多呀星星多……

不知是被我拉出的欢快爽朗的旋律所吸引，还是我来时有社员看到了，终于有几个家住附近学生稀稀拉拉地来到了学校。

拉完歌，我从身上取下手风琴放好，就去敲响了吊在屋檐下当做钟使用的那段废铁管。学生们听着曾经听过千百次的“钟声”，觉得很新奇，又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

来的学生共有五个，两个读五年级的，两个读三年级的，还有一个读一年级的学生是家长送来的。我把他们全都叫到五年级那个教室坐好，说：现在开始上课。

我说，今天来的同学由于程度不同，不能像往天那么上，今天的课由我给你们讲革命故事。今天在下雪，我就讲一个下雪天发生的故事吧。说到这里，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庄重地写了几个字：草原英雄小姐妹。

接下来，我就讲了一个那个年代人们都耳熟能详的故事：两个蒙古族小女孩龙梅和玉荣，为生产队放牧着384只羊。中午时分，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羊群惊惶乱跑，她们追赶着羊群，在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奋战20多个小时……

同学们听得很专注，当他们听到两个小姐妹在寒冷、恐惧、饥饿和疲劳中，没有退却，没有逃避，没有放弃，终于保住了公社的羊群时，他们的眼里竟含着泪珠。

下午的雪不但没有停，而且越下越大，雪片像撕粉碎了的棉絮在空中飞舞，有的飘落在路旁的树枝上，渐渐成了堆，压弯了大树的枝条和小树的树干。地上的雪也积了半尺厚，走在上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十分费劲。但出人意外的是，下午不仅两个民办教师来了，学生也来了大部分。或许是上午来了的学生和附近的社员将“学校有老师”这个信息传扬开去的，所以他们就冒着大雪来了。

见了这个情景，我突然意识到，我上午上的这堂课，不仅仅是给他们讲了两个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而且以自己没有说教的行动给他们上了一课——在艰苦的环境下，应该怎样对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