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

小时候，我对父亲的记忆很模糊，在他面前也怯生生的，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的绰号。

父亲十六岁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他是警卫员兼通讯兵，曾多次负伤。在一次随团长外出侦查敌情时，遭遇飞机轰炸，一行十五人，只剩父亲和团长两人。

“也是我命大，当时趴在首长身上，弹片只是穿过了我的腿。如果子弹射到我身上，我和首长可能都回来不了，也算捡回了半条命。”回到农村，父亲这一句不经意的话，让他“半条命”的绰号在远近村子乃至全公社都出了名。

瞧不起父亲的人，背地里提到他，总是以“半条命”来称呼他。

我在大队上小学时，学校的一群熊孩子远远看见我就大喊：“半条命，半条命……”让我很是自卑，非常懊恼有这样一位父亲。

父亲对他的绰号并不反感。有时和人起争执，别人说：“你个‘半条命’，你会做啥子？”父亲总会说：“我这个‘半条命’，也是打仗打回来的！”

不知他脑子是不是也被打坏了！我那时这样想。

父亲从战场上受伤下来，首长亲自叮嘱把他送回国内医治腿伤。父亲在沈阳军区医院待了大半年，才把他的两条腿治好。可是，他再也干不了重活。

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在那个年代也算是个文化人。伤好后，父亲被派到一个煤矿担任会计，后来又兼任仓库管理员。再后来，父亲回到农村和母亲结了婚。

我长大后曾问过父亲：“爹，你那时为啥要丢了铁饭碗，回到没吃没穿的农村呢？”

父亲微微皱眉，凝望着远方：“我不愿干那昧良心的事。我的兄弟们用命换来的太平都让他们糟蹋了!”父亲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母亲解释说：“你爹当时管着仓库，仓库里堆满了香肠、腊肉。过年时，你爹跟经理说分一些给职工们过节。经理却说:‘小欧同志，香肠、腊肉你都可以拿，别人家你就别管了!’”

“还要你爹把经理家属的花销都做进账里。”

父亲一怒之下回了农村。

公社领导考虑到父亲干不了体力活，让他担任生产队会计，也管着保管室。

一天夜里，一声公鸭般的尖叫声把我从梦中惊醒：“你个‘半条命’，你究竟拿不拿钥匙？!”

“不拿！那是全队人的救命粮！”父亲态度坚决。

队长常常借故向父亲要钥匙，半夜打开保管室拿粮，父亲却从未往家里拿过一粒粮。这年遇荒年，交了公粮后生产队的粮食已所剩无几，队长还想往家里拿粮，父亲坚决不给，从此与他结怨。结果，队长到公社诬陷父亲，说他偷队上的公粮。那年月偷公粮可是大罪。鉴于父亲是抗美援朝英雄，才免了牢狱之灾，公社领导只找父亲谈了几次话。此后，父亲辞去了生产队会计之职。尊敬父亲的人还一直叫他“老会计”，瞧不起父亲的人仍背地里叫他“半条命”。

无事可做的父亲常常不在家，有时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有时一两个月才回来。之后，领导也问过这事，让他再回煤矿，他说啥也不回去。后来，为了减轻爷爷的负担，就让我大爹去顶了父亲的在煤矿工作的名额。难道“只有半条命”的人都这么倔？！

“爹到哪去了？”有一次我问母亲。

“找他战友去了。你爹在家挣不了工分，还要吃粮，他怕他吃了你们就没吃的，他出去总能有吃的。”

后来家里渐渐有了粮，父亲在家的日子也多了起来，他在自留地坡上种了桃树和李树，在家里也养了鸡鸭。再后来，小偷也多起来，不是东家丢鸡，就是西家掉羊。有的小偷嫌偷活猪麻烦，直接把猪头砍了背猪肉走。我们家被小偷光顾了两三次后，父亲抱回一只小黄狗。有了黄狗把门，家里就再没遭过贼。小黄长成大黄后，一天夜里，一声“嘭”的巨响，把全家人都惊醒了。接着传来“汪汪汪”的惨叫声。“不好！阿黄！”父亲翻身下床，来不及穿鞋，披上他那件军大衣快步出了门。等到父亲在大马路边寻到黄狗，把它抱回来时，黄狗满嘴是血，半边舌头吊在外面，不时发出低低的呻吟声，父亲爱抚地摸着它的头。

“谁叫你跑拢去咬贼的‘炸弹’的？现在好了，还剩下半条命！”

父亲找来白药每天给黄狗敷舌头上的伤。黄狗受了惊吓，每天独自躲进竹林、屋后。父亲每天都要去寻它，可它舌头上的伤老是不好，父亲那件发白的军大衣上血迹也越来越多。我们把全家都舍不得吃的大米煮成粥喂黄狗。在父亲的照料下，黄狗被炸断的半边舌头奇迹般地愈合了。那段时间父亲苍老了许多，他似乎把自己的半条命注进了黄狗的半边舌头里。

我常想，父亲说自己只有半条命，那他还有半条命去哪儿了？父亲很倔！他救黄狗时很倔，救团长时很倔，他踏遍千山寻找战友的遗属时也很倔。他是把他另外的“半条命”给他的战友了？还是留在朝鲜战场上守护那些未归的英魂了？

直至父亲去世，我也未能完全明白，他另外那“半条命”究竟去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