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耕

今年芒种过后就是端午节，咱老百姓又将挂艾叶、菖蒲，然后喝雄黄酒、吃粽子了。

记得小时候，过端午的内容要多得多。首先是端午前一天，“准女婿”要背上新下树的李子、新买的扇子去“准老丈人”家送节。男方去不去、去时日头的高矮，是女方感知男方乐不乐意的尺子。同样，女方接待男方的态度，也是男方预判这个婚结不结得成的标准。如果一方十分中意，感觉对方“有情况”就得搞快点，让媒婆前去问原因，看是否能够从中说合。

当年，经常听到一些女人像传播新闻一样讲述，哪家娃儿送扇子去了，哪家女娃对象送节来了。我一点也不关心这些，但却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端午节那天清晨刚起床，就见母亲腋窝下夹了一把菖蒲、艾叶回来。她吩咐我：“搞快点，去洗澡，水烧好了。”水是母亲扯回橙树叶、桉树叶、核桃树叶、麻柳树叶，火草、紫苏、过路黄、牛髁膝、夏枯草、车前草等很多树叶野草熬出来的。母亲说用这水洗澡，一年都不怕蚊子，不生疮。

吃午饭的时候，父亲总会用筷子在酒杯里蘸一点酒喂到我嘴里，然后把眼睛眯成一条细线悠然嘬酒，嘴巴里发出十分享受的“吱吱”声。一杯干了，他就用手指抠出杯底的雄黄，涂抹在我的脸、耳、手臂以及光胴胴的身上，说是可以驱除蚊虫蛇蝎，防止壁虎钻耳朵。

当年过端午节吃不上粽子，母亲就蒸菜馅包子、炒蒜蓉红蔊菜，一家人围在一起，一口包子、一口蔊菜，我当时感觉那滋味简直就是幸福的味道。刚放下筷子，我又眼巴巴地望着母亲，不是没吃饱，而是等她的保留节目。“那你去洗碗，洗了我就做。”母亲说。

母亲的保留节目是用红布做“猴子”，其实就是香囊。她将早上从门头换下来的菖蒲、艾叶揉碎，拌上雄黄，塞进事先用红布缝出了初样的卡通人形口袋，然后封口，再用细线进一步捆扎成型，在它屁股上缝根细细的尾巴，在它头上坠根红色吊绳，吊绳较细，串上去皮独蒜、鲜艾叶，“猴子”做成，胖乎乎的，很可爱。

这“猴子”本是用来挂在猪圈里辟邪、预防猪瘟的物件。大概是我们儿时很少有玩具，母亲也会缝几个小的“猴子”，分给孩子们当玩具，做辟邪之物。

长大以后，才知道农历五月初五为什么要叫“端午节”，端午节还有更多的节目和内涵。大多数人说是祭奠屈原，所以要绑粽子投河，要划龙舟、抢鸭子。因为公元前278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昭襄王遣大良造白起南进，攻打屈原的母国楚。楚败，都城郢和大片土地被占领，楚倾襄王偏安至陈，屈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于五月初五在绝望中沉身汨罗江。

对于屈原的死，有人说是殉国，有人说是“尸谏”倾襄王知耻后勇（清人梁启超最赞成这种说法），有人说他断定楚将亡，又不愿意身为秦人，于是“洁身”自杀。不管因为什么，他以浩浩《离骚》证明了自己的才华与爱国情怀。所以人们祭奠他，甚至称端午节为“屈原日”，与春节、清明、中秋并列。在中国众多传统节日中，以一国之重（众），年复一年地祭奠一个人，唯屈原独享。

有些学者也认为，屈原只是赶巧碰上了端午。比如民国学者闻一多，他连续撰写《端午考》《端午的历史教育》，引百余条史籍记载和专家考古，证明它是古代南越民众的图腾祭日。闻先生倒是没说它具体“古”到什么程度，反正就是比屈原早。有的道教人士说五月初五是其教众的节日，叫“地腊节”，还搬出道家文献《云笈七笺》予以佐证。

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把端午节同时当成了“屈原日”，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人们的自然选择。万事皆可问“度娘”，上“百度”去搜索，结果搜出了人民网统计出的端午节的二十多个“别称”，有端五节、端阳节、重五节、重午节、天中节、夏节、五月节、菖节、蒲节、龙舟节、浴兰节、屈原日、女儿节、午日节、地腊节、诗人节、龙日、午日、灯节……但与屈原毫无瓜葛的大概只有“女儿节”和“地腊节”。

不管端午节“别称”有多少，祭日也好、纪念也罢，我觉得有个像吃粽子、赛龙舟、抢鸭子这类令人高兴的理由也好。但我们的全部习俗都能为这个日子助兴吗？答案是“不一定”。比如挂菖蒲、喝雄黄酒这些习俗就值得反思。雄黄是矿物质，学名四硫化四砷，遇热被氧化，会生成三氧化二砷，也就是砒霜。所以，喝雄黄酒未必安全。再查查菖蒲的秉性：全株有毒，量大可致幻视。有些习俗还得用科学来过滤。

过端午节有很多难忘的记忆，但如果因为一些不良习俗（比如喝雄黄酒等）而出现人身损害事故，那就乐极生悲了。因此，过传统节日也需要科学地移风易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