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珍

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毛泽东在江西新余罗坊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这是一次关系到中央苏区与红一方面军前途命运的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史称罗坊会议。罗坊会议召开之时，正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实践中走向破产，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实行战略退却的转折点，又是国民党军以十万重兵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的危急时期。罗坊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提出红一方面军放弃攻打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东渡赣江，退却到苏区，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诱敌深入”这一战略方针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抉择，这一正确抉择的作出，毛泽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彭德怀起了重大作用。然而，一些受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影响的同志不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如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认为不打南昌，会师武汉，就是违背中央精神，就会断送中国革命。这些同志看不到敌强我弱的现实，一味只讲进攻，把退却到根据地，依据根据地内的群众支持和有利地形伺机打破敌人的“围剿”看成是“保守路线。”红三军团内部不少同志也反对“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因为红三军团中大部分是赣东北和湘东、鄂南人，在赣西这一带打惯了，东渡赣江就要远离家乡，于是主张“夹江而阵”，红一军团位于赣江以东，红三军团位于赣江以西，两个军团分兵行动。当时，会上各种意见争执不下，直到10月29日晚，会议仍未达成共识，只得宣布休会。

红三军团的同志在休会时机，聚集到军团长彭德怀的身边小议起来。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和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都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有道理，建议大家以大局为重，支持“诱敌深入”，东渡赣江。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仍坚持“夹江而阵”，主张红三军团与一军团分离作战。此时，作为红三军团的军团长，彭德怀的表态显得尤为重要，红一方面军四万人，红三军团可是占了一半啊！

彭德怀一直佩服毛泽东有全局观念。现在要东渡赣江，也得有全局观念。他会打仗，深知为将之道，伸出五个指头打人，不如攥成一个拳头打人。大敌当前，从现在的装备与实力来看，两个军团必须合，不能分。他从反“围剿”的大局出发，认为“夹江而阵”的主张是错误的，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明确表示服从总前委的决定，耐心细致地给红三军团的官兵做思想工作，说服了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一起东渡赣江，有了彭德怀的明确支持，红一方面军于30日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

未料，11月4日晚，红三军团开到峡江县准备渡江时，一部分干部又思想动摇，不愿渡江。有个叫杜中美的团级干部说：“为什么两个军团不能夹江而阵，一定要两个军团过东岸，我们有意见。”彭德怀坚持说：“为了消灭敌人，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在政治上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一、三军团不分家。”“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有不同意见到赣江东岸去讨论”。他与中央代表周以栗一起耐心说服反对过江的同志，率红三军团东渡赣江，从而维护了总前委的决策，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罗坊会议上，面临着红一方面分裂的关键时刻，彭德怀毫不犹豫地站在毛泽东、朱德一边。彭德怀的这一票，对红军的战略方针的实施起了关键作用。当时毛泽东同志只是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诚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没有权威，全靠说服。更何况分歧的对立面是当时党内的一种错误倾向，有中央的精神依据，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既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也需要关键人物的支持。毛泽东后来也指出：“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对上级的忠诚。”

从平江起义到上井冈山，从守卫井冈山到回师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延安保卫战到解放大西北，从抗美援朝到庐山会议，彭德怀一如既往地以宽阔的胸襟恪守顾全大局的原则，以党的利益为重，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从不考虑个人的地位与得失。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是毛泽东写给彭德怀的六言诗，既是彭德怀英勇神武、戎马一生的真实写照，更是毛泽东对彭德怀同志顾全大局胸襟宽阔的高度概括。

彭德怀顾全大局的宽阔胸襟为当今党员干部树立大局意识提供了经典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