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占江

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母亲诞辰90周年，也是父亲逝世40周年、母亲逝世1周年的年份。时光的流逝、岁月的久远，父母亲在脑海中的记忆不仅没有暗淡反而越来越强烈和清晰。对他们的思念有增无减。经常觉得他们没有走远就在身边陪伴着我。追忆往事父母亲的音容笑貌、慈祥、温馨、正直、担当、坚守、挚爱太多太多，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当回想与父母亲相处的日子，伴随的温馨、感动、激动油然而生，有时甚至是热泪盈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往事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永生难忘。“文革”开始时我已上中学，亲眼见证了父亲对党对人民的忠诚与担当，也见证了母亲对父亲和对这个家的挚爱与坚守。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8月，中央对江西“文革”中形成的两派即“造反派”和“保守派”有个明确表态，表态使“两派”对峙的局势形成一边倒，“造反派”成压倒态势，其实开始中央和“支左”部队的态度是支“左”不支派，要“两派”联合但最终难以统一。1967年8月10日丰城的“造反派”在县委大院门口贴了一张“通告”，内容是他们将在8月12日这一天要“血洗”县委大院，因当时县委的机关干部基本都是所谓“保守派”，“造反派”要占领这个阵地也像征是最高权力中心。

当时我们家里已搬离原先居住的地方但仍住在院子里的一个角落里，从8月11日开始院子里就见不到人影了，只有父母亲、姐姐和我一家还在（哥哥当时已在贵州工作、弟弟还小跟随保姆到宜丰乡下去了），整个大院空荡荡死一般寂静。这天半夜我在睡梦中被一阵哽咽声惊醒，好像是母亲在哭泣着和父亲说着什么，虽听不清说什么但有种不祥的预感，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就把我和姐姐叫起来，我们三个人出了丰城东门，不知走了多久来到了早已如雷贯耳的北港洲，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北港洲。我们住在大队妇女主任熊金香家中。村里乡亲非常热情都来看望我们，有的给我们送吃的，有的叫我们去吃饭，有的不停地安慰我们，无微不至就像自己的家人一般，让我们非常温暖与感动。这天我们在北港洲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上午父亲就到北港洲来接我们回家，一路上听父亲跟我们讲他的遭遇。原来8月12日上午“造反派”真得来了，他们挨家挨户的搜，当快搜到我们家时，父亲自己走了出来。由于长时间的数百次批斗，“造反派”的人都认识父亲，于是高喊“快来呀！费庆章在这里。”父亲被他们带到城西倒垱口附近的“造反派”指挥部里，有个支“左”部队的领导与父亲交谈时问：“你是从哪里被带到这来的？”父亲说：“从家里。”问：“你没走？”父亲反问：“走？我为什么要走？往哪走？”又问：“院子里的人不是都走了吗？”答：“我不能走，我这个县委书记没免职，虽然靠边站了，但我应该在岗位上。”又问：“你就不怕吗？”父亲笑着说：“怕什么？怕群众？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短短几句话充分展现了父亲的凛然正气。让支“左”部队的同志感叹不已，对父亲客气了许多，第二天一早就让父亲回来了，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常听到支“左”部队的同志赞叹父亲。

原来那天晚上母亲是要父亲和我们一起去北港洲，因为当时那份“通告”的措词非常恐怖，而且在那个混乱的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父亲坚决不去，母亲急了才泣不成声。本来父亲也不想叫我们去，他说我们要相信支“左”部队，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后在母亲坚持下才同意我们去，但他自己坚决留下，说如果真有意外自己也是在岗位上对组织对人民有个交待。这件事对我来说真是刻骨铭心永难忘怀。父亲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和深情，敢于担当的崇高精神永在心中，永远是我的楷模和偶像。每每想到这里都禁不住热泪盈眶。

1966年下半年开始，“文革”的烈火越烧越旺，各种批斗会越来越多，父亲也进入了一个被批斗的高峰期，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几乎天天被批斗，有时一天还跑场式的轮番批斗，常常被两人一边一个拧着胳膊强迫低头弯腰一般要到九十度，一弯就是几个小时。批斗时经常一天都没法进食，常常是吃了早饭出去（有时大清早就被带走，早饭都没吃），半夜三更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在那个非常的岁月里，支撑父亲的一是他对党的忠诚和信仰，无论身心怎样受到摧残，无论蒙受多大的冤枉、侮辱、谩骂、委屈，我从来没听到过父亲说一句对党对人民抱怨的话，从未感到他有任何怨言和情绪。他常跟我们说：“是党和人民把他从一个打长工的苦出身，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培养成了一个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有用之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党和人民的恩情。”所以也总是说自己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应诚恳地接受群众的批判和教育。

二是得益于母亲对父亲的全身心的呵护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母亲和天下普通妇女一样，虽没有多少文化，但平凡的她却对相夫教子、严慈相济有着深刻地理解。父亲经常深更半夜才回来是因为很多单位、企业、学校、农村等开批斗会白天排不上队，只好晚上进行。而母亲每次等父亲回来都会煮些包好的水饺或下些面条给父亲吃，父亲没回来母亲绝不会先休息，有时我半夜醒来还看到母亲坐在火盆旁边织毛衣边等父亲回来。这样的场景至今依然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常常会不知触动哪根神经而引发一阵阵地感动。经常是父亲还没进家门，母亲就能感觉到他那熟悉的脚步声和轻微的咳嗽声，提前把门打开。

夜以继日的守护与关心使父亲得到极大的安慰，家庭的温暖和力量使父亲在那口号如雷、批斗如潮、有时甚至谩骂和拳脚相加的多事之秋能挺过来。我们做儿女的也在母亲那看似柔弱的身躯但无比强大的内心中感受到了不平凡。正因为有母亲的顽强坚守，在经历那个动荡岁月后，才能有我们这个完整的家。

1967年8、9月间，我们家从县委院内搬到丰城大礼堂旁边的干部业余学校里住。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的房子里。我常常抱怨地方太小，而父亲总是风趣地说：“心宽不怕房屋窄”。做饭就在门外的走廊架个炉子。有天晚上突然来了两个人气势汹汹地要带父亲走，这两个人听口音不是丰城本地人，是外地来的，当时支“左”部队有个要求，不管谁要带父亲走，都要向他们报告，碰巧当晚母亲出去有事了，如果母亲在家凭她的性格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了。我正要去报告被那两个人给踢了回来，父亲心疼我叫我回去，然后跟那两个人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后，父亲回来了，脸色铁青像死人一般非常吓人，回来后就倒在床上疼得浑身大汗，手里捏着我给他找的几张报纸吱咔吱咔响就是一声不吭。后来经检查父亲左肋下被他们打断了两根肋骨，多年后，在断骨处长出了两个大肉包块，听父亲说那二个人是解放初期土改时被枪毙的地主恶霸的后代来报仇了。日后的照料护理母亲百般的细心。1976年父亲在新余工作时被确诊骨髓纤维化，身体每况愈下，在那几年的岁月里是母亲一直陪伴在父亲身边到处寻医问药、悉心照料。让父亲在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身体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比较稳定。尤其是1980年在父亲最后的一百多个日日夜夜里，人已处在深度昏迷完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母亲日夜守护寸步不离，吃饭都是我们送到医院。母亲与父亲的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与感动。母亲出生在东北一家普通农民家庭，跟随父亲到了江西，一生从事两个工作，商场售货员和电影放映员，母亲从不利用父亲的影响给她自己搞什么特殊，一直到她退休还是一个普通工人身份，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父亲廉洁奉公的一生。

在2020年这个特殊有意义的年份，用自己的拙笔回忆父母亲的往事来祭奠他们的在天之灵，缓解我心中对他们的思念之苦、思念之痛。父亲费庆章、母亲籍惠斌将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刻在我的骨子里，我永远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