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仕新

新中国成立之初，雇农出身的父亲参加革命工作，在家乡水北先后担任过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社长，后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在家乡一干就是32年。1983年，新余复市之初，父亲调任新余市政公司工作，筹建抱石公园。1986年退休后代表市建设局派驻沙土乡挂点，直到1989年才真正退休。在四十年革命工作中，父亲始终抱着感党恩的赤诚之心，呕心沥血为党工作，为改变家乡水北落后面貌、靠天吃饭的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得到水北乡亲们的爱戴。每次回乡，乡亲们总是双手紧握我的手，将对父亲的崇敬之情传达于我，每每这时，在心中更会充满对父亲的敬爱之心。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90周年前夕，父亲希望我们这个党员之家前往井冈山一趟，然而病魔突降夺去了父亲的生命，让父亲留下终身遗憾。今年是有着59年党龄的父亲去世9周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之际，将我对父亲了解的片断形成此文，权当是对父亲最好的缅怀和纪念。

感党恩参加革命工作

父亲雇农出身，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爷爷奶奶去世早，6岁的父亲和叔叔都成了孤儿，靠为地主家放牛砍柴谋生。

新中国刚建立后的1951年，苦难出身的父亲便积极投入到土改工作。凭着对党的满腔热忱，先后被党组任命为初级社、高级社社长和人民公社社长。后担任党委副书记，在家乡水北一干就是32年，没读过一天书的父亲一直主管农业。投身于农田改造、改善粮棉主要农作物品种、兴修水利，改变了家乡水北一穷二白、靠天吃饭的落后面貌。乡亲们说，在父亲身上根本看不到公社书记的影子，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淳朴的农民，每天第一个出工最后一个收工的就是父亲，在父亲身上，有着磁铁一样的吸引力，乡亲们都愿意亲近父亲，更愿意跟着父亲干。

父亲的蹲点岁月

几乎可以说父亲在水北工作32岁，蹲点就是32年。作为主管农业的党委副书记，父亲总是第一个挑选全公社生产上不去、粮棉油三大指标完不成的大队作为自已的蹲点对象，然后又在这个大队里挑生产条件最差的生产队，除了外出开会学习，父亲是天天和乡亲们吃住干在一起的。

1962年，勾陂大队的周家生产队，29户人家100多口人，水稻亩产380斤，人均年口粮380斤，工分分值0.38元，每年靠吃返销粮过日子。父亲去了后，带领生产队社员修了3座小型山塘水库，建了电排灌站，通过2年多的努力，彻底改变了周家生产队的落后面貌。水稻亩产跃升1200斤，工分分值3元，成为公社产量大翻身的一面红旗，社员们敲锣打鼓向公社献公粮。

1971年，坐落在公社门口的水北都宪第生产队当年在群众中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三个党员三条心，亩产只有三百斤，棉花亩产十五斤半，返销粮没钱买发乱转。”在上下无辙情况下，父亲义无反顾来到该队，他一面做好生产队党员干部团结工作，调动干群积极性，一面带领干部群众广积农家肥，改良土壤，实行科点施种，当年水稻亩产1000斤，棉花亩产138斤，外出副业收入12000余元，工分分值1.6元。因为棉花贡献大，当年国家为此奖励大米12000余斤。当年父亲蹲点是每天吃派饭的，每餐4两粮票外加一角二分钱。记得那年父亲在龙骨大队蹲点，到我养母的村前生产队了解情况，生产队长要安排吃饭，父亲说今天就不麻烦了，我到儿子养母家吃，饭后临走时，父亲也将4两粮票和一角二分钱搁在桌上，养母说自家人吃餐饭还收钱说出去我怎么做人呀，父亲说今天是来生产队了解生产情况是公务吃派饭必须按规定付钱的。

父亲的“六个秘书”

父亲没读过一天书，平常就靠自己利用自学和开会学习等途径，来补偿自己的文化课。多年以后，父亲读书看报作报告十分流畅，据说当年父亲还是诵读毛主席语录的模范，老三篇都能倒背如流。作为农业主管领导，每年初要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大会。开会要准备讲话稿，而只有父亲自己认识的“天书”公社打字员一点办法都没有。自然，姐姐和我们兄弟五个都先后当过父亲的“私人”秘书，除了开大会为父亲写大会报告，平常还要将父亲的“天书”从草稿本里整理写在正规的记录本上，还有就是“大事记”，如1960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1974年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并赴大寨参观等等。

父亲基本上是每两年换一轮“秘书”，先是大姐读高中的两年，接着是大哥，然后是我，轮到我做父亲的“秘书”时是1976年的秋天。当时高中刚开学，9月9日下午，当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时，父亲从15里外的蹲点单位新桥一路哭着跑到公社驻地，安排系列吊唁活动，并给我戴上黑色悼念袖套。在两年的业余“秘书”生活里，一方面是能用父亲的饭菜票到食堂吃到学校里吃不到的可口的饭菜，当然平时父亲一直给了门钥匙，学校没吃饱时可上食堂吃，但总没有当秘书时吃得理直气壮，另一方面也让我较早了解了农村农业现状，同时也锻炼了我的写作水平。父亲进城后，四弟和五弟就成为父亲的“城市秘书”了。因为有了当父亲“秘书”的经历，我们兄弟五个都在单位当了名正言顺的秘书，然后当办公室主任，父亲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