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秋平

花鼓山的来历有个美丽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的劳动人民就以开矿挖煤为生。一日，土地公公路经此地，预感矿井即将发生垮塌事故，即邀一仙女腰系花鼓在井口搭台演戏。矿工闻讯竞相上井观看，待矿工全部出井，花鼓仙女飘然而逝。矿工正惊愕不已，突闻一声巨响，矿井顷刻坍塌，矿工侥幸得救，无一人伤亡。为了报答花鼓仙女的大恩大德，矿山从此易名为花鼓山煤矿。

现在流行说“亚中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如果说花鼓山是新余的亚中心，估计不会有人提出异议。那个时候的花鼓山煤矿，是省属企业，不说偌大的厂区，光生活区，其实就是一座小城。一条笔直的水泥路穿城而过，电影院、灯光球场、职工医院、子弟学校等建筑分列路的两旁，很有现代气息。路两旁的墙上时有海报张贴，甚至有文艺青年撰写的文章，以墙报的形式供大家欣赏。那个时候花矿煤炭产量足，煤质优，卖价好，矿上的人们生活富足、精神爽朗，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我的姨妈一家就在花矿工作和生活。这对当时生活在乡村的我们来说，那就是伊甸园，是温柔富贵乡，那时我们觉得城里有门亲戚，很踏实很骄傲。至于我们所盼望的，便是过年时，我们一群表兄弟去花鼓山做客。

我的妈妈共七姊妹，最大的姨妈远嫁宁都，路远交通不便，很少回娘家，在我的记忆中，好像只见过她一次，所以在我们心中，排行老二的姨妈就成了老大。姨妈对她的乡下亲戚，很是关照，没少周济。比如，我们家出产的韭菜、橘子，大都拖运到花矿街上出售，比新余城里的价钱还好些，我父母在花矿卖东西的日子，都是免费吃住在姨妈家。姨妈家平时没烧完的煤，集结在一起，遇到有便车，她都要想法拖运到娘家。这种煤在我们乡下，称“好炭”，熬炉，火力大，而当时乡下大多烧的是“灰炭”，与“好炭”有天壤之别。这些拖运回去的煤，为外婆家解了乡下烧煤之缺。

我的亲戚大多在乡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比较贫穷，相比来说，独有花鼓山的姨妈家富有些。他们家住的是矿里分配的房子，红砖黛瓦的平房，门上漆成果绿色，三个卧室带一个小厨房，他们一家五口住刚好，但突然加了我们6个乡下伢子的住宿，就犯难了。我至今仍记不清姨妈是怎样变着法子把我们安排住下的。现在想想，那时真让她为难了。我的姨妈在花矿职工食堂管理账目，打理生活自有一套。她身材高大，长得胖，什么事情都是笑笑，大脸盘很有亲和。她说起话来嗓门大，霸气。隔壁住着一个疯婆子，经常在家里哈哈大笑，有时也骂人，看见我们一群乡下伢子，疯婆子也兴奋起来，口里乌噜哇啦，什么“一群伢子”呀，什么“莫好颠婆”呀，甚至跑到姨妈家门口吐口水，别人嚷她，她不怕，可我姨妈一露面，她便吓得躲起来。另一件事是，姨妈曾将自己的妹夫骂得揩眼泪——要知道，这个妹夫也是吃公家饭，且有个性有能耐之人。

我的姨父突出的特点是鼻子大，有点像他喜欢抽的纸卷的“喇叭筒”。他的鼻子很灵，我们一进门，他就闻到了我们带来了乡下腌菜：萝卜干、霉豆腐、南瓜酱等等。他接过我们手里的东西，启开罐盖，随手拈了一条萝卜干往嘴里塞，嚼得嗞嗞响，很享受的样子。姨父是乡下苦孩子出身，崇尚节俭，喜欢沉思，话不多，说话也是轻言细语，且带着笑，笑起来眉角往向挑，眼里放光，充满睿智。他当时在花矿汽车队工作，从事汽车维修，技术方面很有一手，特别是电工，可谓他的专长。我记得他当时就有“万用表”，有时乡下亲戚的收音机坏了，带过来让他鼓捣几下，大都可以出声；至于焊接一些小东西，那更不在话下。我记得我父亲当时经常下乡爆米花，爆米机盖子是锡质，而铸造锡盖的模子，就是他用钢板切割、焊制的。姨父喜欢学习，他当时住在侧面的卧室，算是这套房子的主卧吧。他每天临睡前，都要半躺着，戴着花镜，就着台灯看几页书，困了，才将书页折上，明晚继续阅读。姨父在单位有一定的权威，当时我们这些亲戚从花鼓山出来，大都能坐上到新余拉货的便车，省下几毛钱。有次我的父亲从新余到花矿，正好看见一辆拉货的汽车回花鼓山，父亲想搭个顺风车，便报了姨父的名字，对方不买账，没坐成。姨父知道此事后，很生气，问了司机的长相，说了下次要为难他。

表哥小冬和小明，是睡一张床长大的兄弟，真正是哥俩好。大表哥小冬，在矿井当技术员，后来还到萍乡煤炭学校深造。他当时还没有结婚，性子温和，什么事情都不急。他上学时喜欢画画，且画得不错。我就曾看过他临摹的“仕女图”，表情生动，线条流畅，色彩和谐，很有质感。我们一起吃饭时，都站在门口，围成一圈，小冬表哥喜欢出一些智力测验题，考我们这群乡下表弟，考得我晕头转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知识广博之人。小冬表哥平时讲普通话，但在我们面前，他却喜欢讲乡下土话，模仿乡下老太太的腔调：“高上女子哦，盘浪骇面啰”，让我们笑得喷饭。可一不小心，他就从弟弟小明碗里，把好吃的菜给夹走了，等小明表哥反应过来，才知中计，可为时已晚。我小时候曾经穿过一件工作服，帆布做成，四个兜，可能是小冬表哥小时候穿过的。后来送给了我，穿在身上，很神气，同学们说有点像南斯拉夫影片《桥》里的工程师。

二表哥小明，当时还在上高中，长得高大、白净，是个帅哥。他当时的理想就是当空军。每当谈起谁当上了飞行员，他就兴奋的两眼放光。后来听说他真的去检兵了，但好像是视力这关没有过，所以他的理想一直没有“飞起来”。在我的印象上，小明表哥自小最大的爱好就是买连环画，他的所有零钱都变成了几百册连环画，而且他似乎有洁癖，不喜欢别人动他的东西。有一次过年到乡下做客，一大伙人谁也没注意他，吃饭时却没见人，急得大家不行，后来才知道他独自一个人去了姚圩供销社买连环画了。他的很多连环画都是成套成套的，绝不容有折叠、污损，是真正的爱惜。几十年过去了，不知道小明表哥那些连环画现在还收藏在吗，如果在，可能有一定的价值了。

小萍表姐只比我大一岁，她是家中的乖乖女。记得小时候，她穿一条黑底碎花裙子来乡下做客。当时乡下没有一个女孩穿裙子，惹得很多乡下女孩来看，眼里很是羡慕。后来长大些，在花矿子弟学校读书，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很好听，在家中，她是最无忧无虑的一个，笑声清脆，可以说家的活跃空气就是由她点燃的。等她读初中时，穿一件黄色的羽绒服，更衬得脸色白净、亮丽。受父母的委派，回访乡下亲戚的事，大都由她打理，她是三个孩子中下乡较多的一个。

当时姨妈家有一台14吋黑白电视机，安放在前室的窗台下，正对窗台的墙壁下放着一张床，是表哥小冬和小明两人的。床前不远处侧放一个小茶几，茶几两旁是一对黑格红底的单人沙发。之前我们这群乡下伢子很少能看到电视，觉得很新奇，尽管是春节，但大白天电视也并不是随时开着，而是从报纸上查看节目单，有了好的节目，一俟到了钟点，小萍表姐才拉上蓝色窗帘，拧开电视。这时近旁几户人家的孩子，好像闻着了气味似的，也挤进来看。记得我们争着坐那对新沙发，软软的很有弹性，还散发着淡淡的皮革气息，这在之前我们是没有过的体验。乡下伢子性子野、嘴杂，我们有时议论电视里的情节。比如，有次看《上甘岭》，看到战士们因干渴而昏厥，独有管理饮用水的卫生员好像没事，还唱起了“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们中有人戏谑她是不是偷喝水了，否则口干怎么能唱出歌来？小萍表姐听了有点生气，批评我们很无聊，说得我们脸红起来。

我们这群做客的乡下伢子，在姨妈家最受宠的便是我的弟弟桂平。他自小长得胖嘟嘟，外号“胖子”，很惹人喜爱。他也懂得讨巧，会说一些憨态十足的话，让姨妈一家人争着宠，一会儿坐在这人腿上，一会蹦到那人怀里，人人都爱抚弄他胖嘟嘟的脸蛋，逗他，很是怜惜，是一家人的开心宝，让我们好不羡慕。

饭后，如果有空，姨父常和小冬表哥坐在前室的床上下象棋。似乎是意识中的约定，只要是姨父拉一下棋盘，小冬表哥就心领神会。他们可谓是棋逢对手，小冬表哥年轻，思维活，出棋快；姨父喜欢深思熟虑，步子稳。有时走了几步，姨父却悔棋了，父子俩争争吵吵，甚至面红耳赤。这个时候，我的姨妈就会出面说几句，等父子俩平息下来，屋里只听见棋子落下的声音。

记得那年春节我们还到花矿电影院看过一场电影，这可是平生第一次进影院。电影院是钢筋水泥二层建筑，很气派，上面写着“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左右红底镏金对联是毛主席的字体：“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小明表哥带我们进去，一路上遇到他的很多同学，互相打着招呼。里面是木质长椅，编着座号。电影的内容就记不清了，但看的是彩色电影，这也是平生第一次。

大年初六到了，寒假作业还没做完，我们要赶回去。姨妈本意是留我们再住一天，她一大早就买了一条大草鱼回来，但拗不过我们，只好答应。正好小冬表哥调休，姨父便命小冬表哥搭便车送我们到了新余火车站，帮我们买好车票。那是春节增开的一列“加班车”，里面没有座位，也不报站。小冬表哥把我们送上车，却不放心，反复叮嘱车厢里的乘警到黄土岗车站提醒这几个孩子下车，又叮嘱我们有事找乘警叔叔。列车开动了，我从窗户里看到小冬表哥站在站台上，感觉眼里总有几分担忧，好像我们会丢了似的。

1987年我毕业分配时，我的舅舅一直想把我弄到花矿子弟学校。记得师范最后一个学期，舅舅还用毛笔给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找了有关领导，好像还送了一点小礼品，分到花矿子弟学校还是有点希望的。舅舅的意思是，花矿子弟学校离姨妈家只隔一条马路，有亲戚在一起，到时找女朋友成家什么的，能够有个照应。舅舅的想法当然是好的，那个时候同学们都在愁着毕业分配的事，我也有时会憧憬以后在花矿工作的好光景：周末，我会爬上龙王寨和大王山观景，去探索花鼓山的传说、风土人情，我会把它整理成文，告诉我的学生，花鼓山值得我们眷恋；晚上如果有空，我可能到灯光球场，看一场比赛，如果球员能来个潇洒的急停跳投，我肯定会给他掌声；放学后，我会到姨妈家走走，偶尔吃一顿姨妈做的红烧草鱼；饭后，我要看一看姨父和小冬表哥下棋，甚至也参与进来，来个“打擂比赛”……但最终的结果是：我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

2019年4月6日，我重访花鼓山。几十年过去了，我感觉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独有花鼓山在原地踏步，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些老东西，且无人打理，就像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的某一条腿，停止了生长，且在日渐萎缩、退化，长满陈污旧垢。当年，我与花鼓山擦肩而过，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大损失；但花鼓山错过了我，焉能说不是一大损失呢？因为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想从网上查阅花鼓山的有关资料，但找不到有价值的信息和文章。在这个充满喧嚣的信息化社会，花鼓山处于失语和静音的状态，焉能不被外界屏蔽？

我的姨妈和姨父都已经不在了，我为之黯然神伤。在我偏头沉思的瞬间，忽然看见书房床头柜上一盏台灯——这是1992年我结婚时，姨妈送给我的礼物，我从乡下调到城里，把它带过来了。虽然很久没用过，黄色的台灯上沾了灰尘，我用抹布擦干净，一扭旋扭，竟又亮了，有关花鼓山的往事又如灯光下的尘埃，丝丝缕缕飘在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