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在疫情中率先提出促进12大领域在线新经济发展，为提振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到2021年瞄准国际数字之都，发布经济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方案，不断为“疫”后经济复苏造就新引擎，数字经济正在构筑上海城市发展的关键增长极。

“一场新冠疫情，加快了新旧动能的转化速度，也加速了上海对数字经济的系统性认知和建设，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会不断孕育出新的产业、业态和模式，成为‘疫’后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动能，”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信息研究所所长王振研究员在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表示，上海一年来，通过政策聚力、全市推进，已形成了诸多创新突破，为“十四五”期间实现上海数字经济GDP占比超60%的目标打下基础。

“2022年将是上海数字化转型的发力之年，”王振称，在全球布局数字产业的当下，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虽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与首位的美国相比，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创新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作为全球资源配置枢纽，上海具备诸多优势条件，理应抢先一步，以更大力度推进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这首先表现在数字经济是创新型经济与开放型经济高度合一的新兴经济，其中，数据资源如何更多更有效地流动是一大挑战，这不仅涉及到个人隐私保护，也涉及在跨境数字贸易中如何保护国家数据安全，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实践，在做好安全保护的基础上激发数据资源的动能，让各细分领域的数据能在全球流动起来，为上海及我国经济发展造就新优势。”王振说。

 他指出，上海设立了数据交易所，是对此进行的一步先行探索；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则承担了数据跨境流动的创新突破重任。“如何使政府、国有企业、公共机构等实现数据安全公开，如何在市场数据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之间实现平衡，如何促进更多国家和跨国企业加入数字贸易，为彼此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服务等，都需要上海智慧。”

 此外，王振指出，数字经济竞争的核心是技术，而上海的优势正在于高端创新资源集聚力强，承担科创攻坚重任的同时，可释放出更多的创新红利。

 一方面，数字产业涉及到工业互联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技术彼此交叉、关联、支持，因此各领域必须系统推进。上海具有深厚的工业基础、人才集聚和先导产业先发优势，可以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生态。

 另一方面，上海拥有全国最多、最丰富的应用场景，从工业到服务业，从生活到治理，“通过场景进行大数据的采集、优化，使之真正成为各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和更多场景衍生、延伸的资源禀赋，”王振说，针对数字化转型，上海提出要建设标杆性智能工厂200家、打造生活数字化转型标杆场景100个、数字化转型示范医院50个等，正是要以此培育需求，形成经验和模式，将其复制运用在更多领域，形成数字化产业更大的市场空间。

 此外，上海拥有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和创投环境，能够聚合社会力量培育数字产业发展。

 但王振同时指出，作为一个以技术为引领的系统化工程，数字产业会形成更加复杂的产业链，因此，各细分领域头部企业的重要性就将十分明显。

“下一步，上海应以行业头部企业牵头，通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将整个产业链条带动起来，将产业生态的力量组合起来，”王振说，“数字产业集群的形成不是以往倚靠大学、科研院所及政府的力量所能实现的。”

 因此，王振建议，上海应重点打造头部企业生态，聚合力量，为头部企业提供揽聚人才、整合创新链的政策支持，不仅要“引进来”，更要使本土企业“长起来”。“‘特斯拉模式’已经在上海得到了很好的验证，带动了产业链的聚集和形成，这种高效率营商环境的打造应更广地推行开来。”

 作为率先发力数字化转型的城市，上海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为其他地区带来何种借鉴？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有条件打造大量多元的应用场景，在需求端牵引产业发展，为创新技术和企业提供市场空间，使之成长、成熟，走出上海。”王振说。

 同时，数字化的应用场景如疫情防控、低碳节能、工业互联、智慧工厂、绿色农业等都可因地制宜地推广至全国，而上海探索数字化转型方方面面的经验做法、创新技术、制度改革及适合数字产业成长的系统性生态打造等，也可为全国各地所参考。

“上海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站在世界的前沿，上海对时代的发展方向更具有前瞻性和预判能力，”王振说，“在中国数字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上海可以起到一个‘大脑’的作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