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领红包啦!”春节前的一天,崇明区建设镇虹桥村顾伯伯民宿群会议室里一片喜庆,30位村民领到了沉甸甸的红包,最多的为4万多元,最少的也有4000多元。他们既是民宿业主,也是顾伯伯民宿群拥有的“涛涛叫”农业专业合作社股东。2021年崇明民宿发展迅速,“涛涛叫”合作社实现销售额130万元,纯利润36万元,除了留出30%作为来年的抗风险基金,其余均按比例给股东及业主分红。
无独有偶,前不久上海安亭联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也召开了年度股东会,安亭镇19个经济薄弱村都领到了315万元分红。另一个好消息也从股东会上传出:全镇其余23个行政村各出资1043万元,加上安亭实业公司和联投公司的资金共3亿元注册成立了新项目公司,已
争取到三家优质企业的股权投资权,其中有的项目投后估值已翻了一倍。这些喜气洋洋的分红、投资景象,是上海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缩影——目前,上海共有1600多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总资产达6300多亿元。近年来,上海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积极拓宽发展路径,努力探索新的集体经济增值机制,让“钱袋子”越来越鼓。
在全市生产总值突破4万亿元大关、“稳增长”成为重中之重的城市发展大背景下,占上海85%陆域面积的乡村如何进一步念好“致富经”?一轮又一轮的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使许多乡村换了新貌,“好风景”能否带来“好收成”?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如何破解模式单一等难题?
从“输血”到“造血”
本市开展多轮农村综合帮扶,不少经济薄弱村也自行组团,创新集体经济资产的增值机制
记者了解到,虽然本市农村集体经济总量较大,但由于区位、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镇与镇、村与村之间差异较大,如今仍有一定数量的经济薄弱村。为这些行政村“输血”、帮助其集体经济自主“造血”,至关重要。
今年1月举行的市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上海永胜瓜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来自青浦白鹤的“草莓姑娘”周瑜提交了一份建议,聚焦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建议直陈,一些经济薄弱村资源不足、发展空间窄、经营性物业少,但人员经费、公益事业费、福利支出等逐年增加,缺口部分主要靠上级财政补助。
“其实村子和人一样:囊中羞涩的时候,就算有资产增值的想法,也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本钱’,很难承担试错的成本,导致长期处于经济薄弱的地位。”周瑜坦言。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三农研究院以2020年为样本年,对全市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情况进行调查。根据调查报告,2020年全市有637家村级集体经济组织、19家镇级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了收益分配,共分配23.3亿元,惠及成员248.6万人。参与分配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数量、金额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经济薄弱村资金有限,加上缺乏投资渠道、信息不畅等原因,通过资产收购、股权投资等方式增收几无可能,往往只能将结余资金存入银行,长此以往必然“坐吃山空”。如何帮助“单兵作战”的经济薄弱村壮大经济实力?抱团取暖,为“穷村”输血并帮助“穷村”造血,是可行路径。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近年来,本市开展了多轮农村综合帮扶工作,新一轮农村综合帮扶(2018—2022年)中,由市级财政预算安排农村综合帮扶资金用于支持崇明、金山、奉贤、青浦和松江五个受援区的相关项目建设。目前,这五个区的经济薄弱村都已共同成立区级平台公司,遴选安全可靠、收益稳健的帮扶项目。
除了依靠市级资金帮助“造血”,不少郊区的经济薄弱村也在自行组团,探索集体经济资产增值新机制。早在2013年,奉贤就探索成立百村公司、百村创业园,通过区级层面统筹资源建立村级集体经济联合体的方式,破解因缺乏经营性资产等原因导致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滞缓的问题。
在安亭,几年前镇里通过“五违四必”环境整治,拆除了违法建造的厂房、小作坊等。环境变好了,可村集体收入明显少了一块。对此,安亭由镇实业公司、经济薄弱村共同出资成立上海安亭联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采用组合式、多元化投资方式,实现村级资产增值。“联投公司成立后动作频频,在资源收储、土地盘活、项目定建等方面亮点频出。”上海安亭联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军告诉记者。比如去年,联投公司通过承租澳思生物位于众百路448号的86亩集体土地,为李宁公司定建国际电商总部,面积达9.4万余平方米。电商总部建成投产后,预计税收将达到1.5亿元。
联投公司的成立,让经济薄弱村完成了从依靠“输血”到自主“造血”的转身。有村支书对记者感慨:“原先各村就像一条条断头河,缺乏水动力;联投公司将这些断头河一一打通,支流汇成大河,豁然开朗。”
从“美丽”到“美好”
“村财镇理”、市场化运作和投资方式等探索,让美丽乡村“好风景”转化成了“好收成”
上海不少乡村近年来借助村庄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机遇,依靠上级奖补资金,一改昔日面貌,有了“好风景”,也打响了品牌,村级集体经济也有了增值的本钱,却找不到好的管账和“钱生钱”机制。乡村,如何从“美丽”升级为“美好”,也是一道课题。
近日,记者来到青浦朱家角张马村党支部书记朱惠根的办公室,听他唠唠村里一年的“账”。张马村,是个声名远播的网红村——获得上海市美丽乡村、全国文明村等荣誉,是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村里核心区已成为4A级景区。“土地租金460多万元,4A级景区房屋租金收入30多万元,招商引资收入50万元,托底保障资金120万元,以奖代拨资金45万元,加上停车场租金等,村里一年收入有720多万元。”这是张马村的“进”账。“村民土地分配资金400万元,办公经费44万元出头,村干部薪资79万元,条线人员薪资51万元,各项村民福利支出56万多元,卫生奖励60万元,一年支出差不多要680多万元。”这是张马村的“出”账。
由此可见,张马村一年的结余资金仅有40万元左右。忙碌一年却没多少“收成”,这是沪郊乡村的通病。为什么存不了钱?朱惠根说,“节流”方面不容小觑:以往村里的道路保洁、河道养护都交给第三方公司管理,专业性是有保证了,但资金成本不低。
针对这个问题,张马村尝试将大部分地面、河道、绿化等统一管理,实行村民自治,村民保洁员的工资直接从村经济合作社的账上划扣,这样村里一年可节约50万元左右开销。“节约下来这笔钱,村里就可以干点别的事,比如增绿补绿、村民分红等。”张马村遇到的问题,是沪郊乡村面临的共性问题。精细化管账,“开源”与“节流”一样重要。在这方面,嘉定区也已有探索。
“有的村并不是没钱,而是一时没有好的管钱办法。有的村里因集体资产动迁得到了补偿金,但苦于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向,钱只能躺在账上‘睡懒觉’。村级集体资金攥在手里就像夏天拿冰棍,如果不能保值增值,就只能不断‘融化’。”在一篇调研日志中,嘉定区外冈镇经管中心负责人王海青这样写道。
对此,外冈镇从盘活农村“沉睡资金”入手,探索“村财镇理”:搭建镇、村联投平台“联鑫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原先闲散在各村的集体资金统筹管理运营。目前,嘉定区其他街镇也已借鉴这种“村财镇理”模式,寻找村级经济发展壮大的途径。
另一方面,要让乡村“好风景”转化为“新经济”,还需积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市场化运作机制和投资方式,推进高能级产业进入乡村。
在这方面,崇明区竖新镇前卫村的案例值得借鉴。“前卫村诞生了上海第一个农家乐,不过,以前的农家乐主要为分散式经营,村民各干各的,大量游客涌入后增加的管理成本都落在村级集体经济上,修路、治水花销不少,村里渐渐入不敷出,‘穷庙富和尚’现象明显,明星村一度成为负债村。另外,为了管理村内公共景点,村里专门成立了旅游公司,公司运营成本也成了集体经济的负担。”竖新镇宣传委员朱永康告诉记者,2010年后,上海长江大桥通车的热闹劲渐渐消退,前卫村农家乐的发展逐渐进入瓶颈期。
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后来,前卫村把集体经济组织和旅游公司分离,引入第三方企业盛政集团对旅游公司和村内旅游景点进行市场化托管。“让专业人做专业事,市场化公司经营景点,按市场标准管理收费,村集体专注于民生服务;另外,第三方企业也为村里带来了新的优质项目。”朱永康告诉记者,盛政集团入驻以来,累计投资8亿元,规划并建设“前卫花岛”项目,将打造集花卉种植、花卉研学和花卉观光为一体的度假园区。
从“数量”到“质量”
如今要的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亿元村”,而是引入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培育“乡村独角兽”
钱本身固然是一般等价物,但同样数额资金的后续效益却大不一样。在上海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关注“数量”的同时更应该关注“质量”,让更多村级集体经济进入良性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说到村级集体经济,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词语:亿元村。对“亿元村”关注度、关注点的变化,折射了上海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从“数量”到“质量”之变。
以往,上海是很“介意”亿元村的有无和多少的。《浦东史诗》一书里曾讲过一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春节,一位上海领导出席苏南乡镇企业“亿元村”先进表彰会,因上海当时没有“亿元村”,结果被安排坐“冷板凳”,这让不少人耿耿于怀。
2005年,上海市“亿元村”有428个,占全市行政村总数的22.8%。不过,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亿元村”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在上海市统计局官网搜索“亿元村”,如今只有7条结果,且都是2006年以前的信息。
“纯粹的‘亿元村’不难打造——引入环境不友好但经济效益好、产税快的项目,甚至让村子合并,都可以快速达到‘亿元村’的目标。这些年,人们对‘亿元村’的追求也在变化:要的并不是纯粹统计学意义上的‘亿元村’,而是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广阔发展潜力的‘亿元村’。”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国家也在鼓励这种变化。在农业农村部“2020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名单”中一共有136个村子入选,其中宝山罗店天平村成为上海唯一获评的特色产业亿元村。到2021年,这份名单里的村子增至251个,上海有5个入选,分别为浦东宣桥新安村、浦东老港大河村、金山廊下勇敢村、松江叶榭井凌桥村和宝山罗店天平村。在“亿元村”前加上“特色产业”的定语并加以表彰,反映了特色产业对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性。
以天平村和勇敢村为例,这两个村都以菌菇产业为特色。天平村里的上海永大菌业年产食用菌1万吨以上,全年产值1.5亿元;勇敢村2021年菌菇产值达1.12亿元。菌菇产业不仅效益好,而且能消化吸收乡村地区的农业废弃物和森林绿化废弃物,门槛也不高,可带动村民共同致富,发展潜力无限。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除了让‘穷村’抱团突围、让‘富村’的集体资产稳定保值增值,更重要的是将新兴产业发展的势头引入乡村,培育一些现在规模不一定大,但潜力无限的‘乡村独角兽’。”周瑜告诉记者。
在崇明区庙镇永乐村,一个“乡村独角兽”正在逐渐成形。藏红花(又叫西红花)主产地并不是西藏而是崇明,其中永乐村有500多户西红花种植户,占全村总户数的四成,西红花种植面积超过700亩,年产值2000余万元。
永乐村党总支第一书记王正刚告诉记者,永乐村以前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如今依托西红花产业,村里用市场化、公司化方式运作村级经济。2020年11月,由庙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永乐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共同出资注册的上海花红永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花红永乐公司成立后,公司将村里房屋和土地统一租赁、流转给优质项目,比如将房屋集体资产出租给东方国际集团,并推动村民将自家房屋和土地流转给民宿项目‘东方G20花岛宿集’和生态旅游项目‘五洲四季花海’。打响品牌也更规范,村里大力推动藏红花产业链开发,藏红花面膜、藏红花精油等衍生品销售渐成规模。”王正刚说。
此外,花红永乐公司的成立让村里实现了盈利分红周期化,除了房屋土地租金、对外销售盈利外,村集体将基础设施和配套资源等资产作价入股,每年还能从藏红花、民宿等项目中获取固定比例收益回报。“这些收入都用于永乐村的持续发展,让村民切实感受到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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