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存在密切联系。只有在厘清中国经济发展所处具体阶段的前提下，才能将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任务落到实处。因此，有必要从发展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学角度对当前中国所处发展阶段进行再判断。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对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仍然存在一定争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前正处于发展阶段转换期，从而导致基于不同侧重点的研究结论具有差异性。同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争论也表明简单地将中国发展阶段判定为工业化或者后工业化阶段都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种二元论忽视了经济发展阶段转换期的特殊性，特别是对中国这一发展中转型经济体而言，其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期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本文认为，中国目前既不处于工业化阶段，也没有进入典型的后工业化阶段，而是处于后工业化初级阶段这一转型期。 

后工业化阶段的核心特征概况如下： 

1.要素禀赋上，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土地、劳动力、资本与技术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在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不同要素的稀缺性存在较大差异。工业化阶段的特点是人类在生产中逐渐摆脱了自然条件的约束，在工业化初期，主要是以劳动力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而在工业化中后期，则主要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重化工业为主，因此工业化阶段的主导要素是资本与劳动。但是，受劳动力要素价格的提高与资本边际收益率递减规律的影响，靠进一步提高资本与劳动力要素投入来促进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此时，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索罗模型中外生的技术进步或者内生增长理论中知识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而技术进步是由高素质劳动力的创新来实现的，这意味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高，因此后工业化阶段创新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2.经济结构上，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化阶段的主导产业部门是制造业部门，因此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的特征是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由于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技术与人力资本成为主导生产要素，密集使用主导生产要素的部门将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这会导致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服务部门逐渐独立出来，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规模不断扩大，而原有的制造业部门所占比重在下降的同时，向产业链与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转型；二是由于后工业化阶段国民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居民对物质与精神生活消费产品及服务的需求不断扩大，这会使得生活性服务业部门也不断扩张。因此，后工业化阶段生产与生活性服务的扩张使得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 

3.增长动力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经济增长动力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定义，但从总需求来看，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投资、消费与净出口三部分组成。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经济已经由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这是因为工业化阶段密集使用资本要素，因此其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来拉动的；而且由于区域自身的市场规模较小，需要通过扩大出口来消费过剩产品，对国外需求依赖度较高，使得净出口在经济发展中也有重要地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使得区域自身的市场变大，从而产生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此时拥有较大市场消费需求的区域其经济增长要更快；同时，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也会降低贸易盈余，导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下降；而高消费带来的低储蓄率会进一步拉低投资率，从而强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主导贡献作用。 

从经济史来看，目前进入后工业阶段的国家主要以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为主，尽管其都具备上述后工业化阶段的三个核心特征，但由于不同国家初始要素禀赋、外部条件以及路径依赖与锁定效应的影响，这导致不同国家后工业化阶段在符合上述三个核心特征的同时，在具体发展模式上仍然存在一定差异。 

具体来看，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强服务业发展模式。强服务业发展模式主要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英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其主要特征是经济高度服务化，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占据了绝对主导优势。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54.5%，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在强服务业的发展模式下，金融、保险、房地产与租赁业务以及专业与商业服务等服务业高度发达，而制造业除了研发等保留在国内以外，加工、组装等价值链低端环节都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工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美国与英国这种发展模式是在经济高度开放，同时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与生产网络的一种发展模式，经济存在“脱实向虚”的发展特征。  

2.强制造业发展模式。强制造业发展模式指的是尽管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50%，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制造业仍然相对稳定地保持在较高水平，该模式以德国和日本最为典型。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强制造业模式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仍然相对稳定地保持了较高份额的制造业，但此时的制造业与工业化阶段的制造业已经存在较大区别，主要以技术、知识密集和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为主。  

3.强创新发展模式。不同于强服务业与强制造业发展模式，还有部分发达国家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没有过高，同时制造业比重也没有过低，但是这些国家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重视创新，主要以北欧的瑞典、芬兰等国家为代表。高度重视创新是该类型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主要特征。 

后工业化初级阶段是与工业化、后工业化阶段存在显著区别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经济系统处于特殊均衡状态、最优发展模式存在特殊约束条件以及面临着陷入“后工业化陷阱”的特殊风险。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表明中国经济正经历发展阶段的转换，而后工业化初级阶段是进入“新常态”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期。 

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在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经济系统处于不稳定的特殊多重均衡状态。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过程。此时经济系统中的均衡状态只是短暂和瞬间变化的，而且往往存在多重均衡；而在工业化与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经济结构与增长动力都处于相对稳定的长期均衡状态。因此，从经济系统内部的稳定性来看，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与其他发展阶段是存在明显区别的。 

2.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最优发展模式存在特殊约束条件。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多重均衡特性意味着缺乏合理约束的发展模式可能会导致经济进入稳定的不合意长期均衡状态。因此，为了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成功转换，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最优发展模式与工业化、后工业化阶段存在显著区别，直接套用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模式可能存在巨大风险。例如，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不能简单效仿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发达国家的模式，直接退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是因为在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经济系统动态多重均衡的情况下，通过政府政策干预使经济向好的稳定均衡移动也是必要的（Kline,2010）。同时，直接将后工业化阶段三个核心特征作为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经济的发展目标也可能会导致转型失败。因此，为了保持经济处于最优发展路径上，必须对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施加特殊约束条件。 

3.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存在转型失败陷入“后工业化陷阱”的特殊风险。根据郝寿义（2016）提出的区域经济循环规律，当由工业化阶段主导的上一轮初级循环已进入衰退阶段，而新一轮后工业化阶段主导的高级循环才刚刚开始，新要素、新结构与新动力的形成出现滞后时，区域经济的发展正处于最低谷，表现为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衰退。如果衰退期持续的时间过长，此时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换便是不成功的。因此，忽视了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特殊性，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失败的风险将会增加，本文将这种风险称为“后工业化陷阱”，这是后工业化初级阶段与其他发展阶段相比面临的特殊风险。具体包括：1）增长动力不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2）经济结构失衡导致产业空心化的风险。3）创新驱动发展不足导致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 

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定量的后工业化核心特征判断标准：（1）研发经费支出强度高于2%；（2）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最高，且超过50%；（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50%，且绝对值最大。总体而言，中国宏观经济整体上具备了后工业化阶段的三个核心特征，但从不同区域来看，仅有北京、天津、上海和浙江四个省、直辖市全部符合后工业化阶段的三个核心特征，其他大部分省份仅有部分指标符合后工业化阶段的核心特征。中国当前进入的后工业化阶段具有显著结构化特点，与发达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情况是存在显著差异的。根据本文提出的大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判断标准，这表明中国尚处于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转换期，因此，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应为后工业化初级阶段。 

由于中国已进入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转型必须基于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为了实现由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成功转换，中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发展模式的最根本导向是要立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但是，本文研究表明，直接将后工业化阶段发展模式套用于后工业化初级阶段是不合理的，为了规避“后工业化陷阱”风险，中国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模式需要满足以下约束条件：1）通过保持合理的投资水平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2）通过保持合理规模的制造业来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深度融合；3）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应对消费升级的趋势；4）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契机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