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几个世纪以来，生态学家一直在关注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这样的问题。20 世纪以来, 与之相 关的书籍和论文迅速增加。①“全球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罗马俱乐部提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人类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学术 研究的热点和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全球气候变化本身是个极富争议的题。气候变化在自然科学界仍有很多争议，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 , 未来 100 年全球地表温度将继续增暖 1.1℃—6.4℃的预测，是由各国23个气候系统模式 58次数值试验得出来的结果。这些数学模式是否能够准确反映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其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② 一些研究机构认为，全球气候的变化不过是地球自身冷暖周期转换的结果，与人类自身活动无关。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1990年 、1995年和2001年相继完成了三份全球气候评估报告，这些报告已成为国际社会认识和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 科学依据。2007年，IPCC相继公布了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是IPCC组织世界上 最优秀的科学家通过合作研究给出的科学结论，是人类社会关于气候变化的最新知识 , 具有权威性。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作为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已经普遍为各国所接受。通过IPCC的报告，可以明确以下几个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①

第一，气候变暖已经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人为活动很可能是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专家们在这一部分报告中预测说, 从现在开始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可能是1.8℃—4℃，海平面升高幅度是18cm —59cm，而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有90%可能是人类活动。

第二，气候变暖将使部分人面临死亡威胁，由于技术和财力方面的应对能力有限，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受到的影响将最为严重。在非洲,酷热将使登革热、霍乱、疟疾等疾病蔓延 ,造成更多人死亡。

第三，气候变化，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世界各国社会、经济等各领域的影响，有必要立即采取措施，使未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避免对人类生存环境、社会、经济等各领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但要实现这一点，经济上必定要付出一定代价。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水平为379ppm(百万分之一)二氧化碳当量。假设能够实现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浓度峰值控制在445 ppm—710ppm之间，全球GDP最高可能损失3%, 如果尽快采取有效的减缓措施, 那么对 GDP 的影响不大。如果现有的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不加以改进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继续增加。

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主持完成的报告第一次以美元为单位对全球变暖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并给出了人类社会未来的图景。这份报告认为，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的5%—20%都有可能灰飞烟灭。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应对气候变化；分化世界中的人类团结》中也指出，气候变化现在已经是被科学所证明的事实。温室气体的确切影响很难预测，科学预测能力上也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是根据目前的研究,我们足以认定，巨大的风险确实存在，而且很可能是灾难性的风险，比如格陵兰岛和南极西部地区的冰盖融化(许多国家可能将因此被海水淹没)以及墨西哥湾暖流改道(可能带来剧烈的气候变化)。

目前，针对世界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思潮和一些大国积极推动，我国学者的研究基本还停留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立场上,对我国究竟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没有给出新的思路。我们在此前的预研论文中就已经指出,中国可以考虑对国际社会作出中长期减排承诺 ,承担明确的减排义务，实施分阶段、分步骤、分领域的减排目标。既然在《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到 2010年确定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相当于减少了12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确定了主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0%的目标；在“十一五”期间减排工作方案中提出了到2010年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9.5亿吨的目标,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那么在充分评估国内各行业完成减排潜能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将这些目标作为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底线。如果说加入WTO可以视为中国是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话,那么承诺减排义务则将被视为与发达国家合作的举动。明确承诺减排义务, 是给国际社会一个公开的可置信承诺。我们希望就这一思路进行进一步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对中国公开减排承诺作出评估。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一项全球性公共产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承担。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煤炭消费国和二氧化硫排放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在这个问题上责无旁贷。同时，中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如何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是关系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实际上，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可以分解为两大问题：第一，减排和为气候变化投资造成的成本和收益问题;第二，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战略和对策问题。这两大问题相互影响。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从技术、经济、政治、国际 合作四个方面论证两大问题的可行性，即：第一部分是技术可行性：减排的成本和收益；第二部分是经济可行性：为气候变化投资，第三部分是政治可行性：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国际建设和谐世界；第四部分是国际合作可行性: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实现全球气候政策良治。

01

技术可行性：减排的成本和收益

(一)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最优选择

在现有的全球治理框架下无法解决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挑战。只有通过合作，危机才能得以避免。通过一个多国气候保护模拟系统对各国都不实施减排、合作实施减排和非合作减排三种情景进行研究，并分析了中国选择不同时间进入减排的情况。如果国际上不达成减排协议，那么将没有国家主动减排，而且这种状态下的效用要远低于合作状态。因此，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是最有利的。我们认为，实现合作的关键在于能够找到各方都能够接 受的“共容利益”(encompassing interests)。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William R.Cline的研究则表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深受气候变化之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总体上要比工业化国家损失大。中国农业的损失和收益各为7%，即气候变化对中国影响更为中性。因此，中国对减排的兴趣要比印度大。如果全球排放政策有变，印度将面临很大的潜在损失。William R. Cline认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风险，所以他们会受到强烈的利益驱动而积极加入全球减排计划。

(二)中国采取减排措施的年平均GDP损失不足1%

根据OECD的估计，CO2排放量增长2倍，温度上升 2.5℃时，中国的GDP大约损失4.7%，Nordhaus估计到2090年全球气温上升3℃时，全球的平均GDP损失为 3.6 %, 损失范围在0—21%之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减轻气候变化的认真努力可以产生迅速和广泛的宏观经济影响。但是,通过及早从低起点开始逐步提高碳价格，将把调整的代价分摊到较长的期间，从而使其减至最低。如果于2013年开始实行减轻影响的政策，争取到2100年把二氧化碳等价物的浓度稳定在550ppm的水平，世界消费的净现值在2040年之前只会降低0.6%。即使遭受这样的损失，2040年的世界国民总产值仍会比 2007年高2.3倍。IMF的测算显示，在2013年至2040年期间，全球减轻影响的代价可能不大，但是因国家和政策而异。代价的规模及其在国家间的分布对于各国能够减少本国排放和减轻影响政策的具体设计很敏感。②

根据我们初步计算，由于今后几十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有所下降，减排的年均成本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不大。根据布莱尔报告提供的数据，即便按照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情景预测，到2040年，中国GDP要比现在增长6.9倍，而不减排情况下中国GDP增长为7.2 倍。这一测算还没有完全计入减排和低碳经济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收益。③中国在讨论的五个情景里参与减排都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损失，而且越早参与减排 , GDP损失的越多。其中2010年累积GDP损失228000亿美元，2015年损失217693亿美元，2020年为207764 亿美元，2025年为198207亿美元，2030年为188959亿美元，减排措施造成的平均年GDP损失率在0.72%和0.87%之间，不足1%(见表 1)。

(三)中国开始减排的时间早晚对 GDP 影响差别不大

按照斯特恩报告，假设能够实现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浓度峰值控制在445ppm—710ppm之间，全球GDP最高可能损失3%，如果尽快采取有效的减缓措施，那么对GDP的影响不大。如果现有的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和措施不加以改进，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继续增加。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不能及时采取行动，那么全球变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将堪比世界性大战以及20世纪前半叶曾经出现过的经济大萧条。届时，全球GDP的5%—20%都有可能灰飞烟灭。中国早开始减排(2010年)和晚开始减排(2030 年)对中国GDP的影响差 别不大。①

(四)中国积极主动的减排工作已经取得良好效果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早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8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2002年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近年来，中国政府先后在战略(国策)、制度(法律法规、规划)、组织机构、机制四个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气候变化。2008年7月，胡锦涛同志在出席八国峰会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时总结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即“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努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我们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把积极开展节能减排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切入点，采取了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展植树造林等一系列措施 , 取得了显著 成效。”②

从实际效果来看，“十一五”规划的在九大目标当中，“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实施正常，但是节能目标进展滞后。能源利用效率提高，GDP能源消耗 2006 年下降1.78%，2007年下降3.66%，两年累计降低5.4%，完成五年累计下降20%目标的27%，预期实现难度很大。水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高。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两年累计降低18.4%，完成五年累计下降30%目标的61%，实施进度快于规划预期。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从2005年0.45提高到2006年0.46，与规划进度要求保持同步。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目标提前实现。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从2005 年的55.8%，提高到2007年的62.8%，已经提前实现 2010年达到60%的目标。③客观说，中国设定的减排目标极具挑战性，难度非常大。而从政策的制定到实际效果显现需要较长时间。而由于存在基础设施惰性, 从节能降耗政策措施的出台实际效果的显现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十一五”头两年未能完成预定目标也是 比较正常的。

02

经济可行性：为气候变化投资

(一)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地域辽阔的国家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IPCC 的报告中说，“气候变暖使喜马拉雅山冰川面积变小”，“气温上升将导致中国的温带北移，干旱地区也随之向北扩张。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将面临更频繁和更严重的热浪袭击，这将给迅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带来巨大的不适”。UNDP的报告则进一步指出，依照目前的速度，中国三分之二的冰川———包括天山———将在2060年之前消失，到2100年将完全融化。青藏高原上的冰川是世界气候状况的晴雨表，也是黄河和长江的发源地，它们正在以每年7%的速度融化。在任何气候变化情景中，如果气温上升超过2℃这一危险的气候变化阈值，冰川消退的速度将加快。随着冰川水银行资源逐渐耗尽，水流量将减少。亚洲七大水系———雅鲁藏布江、恒河、萨尔温江、黄河、印度河、湄公河以及长江———都将受到影响。这些水系为20多亿人口提供水源并维持粮食供应。预测还表明到2050年，雅鲁藏布江河流量将减少14%—20 %。

由于中国降水量总体偏少，占一半国土面积的干旱、半干旱地区直接受到严重影响（见表2）, 并远远超过同纬度其他国家。如果将日本和中国的自然条件作一比较，日本37.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几乎年平均降水量在1000mm以上，绝大多数在1500mm以上，而中国的湿润地区只占国土总面积的1/3，只有华南沿海地区年降水量在1600mm—2000mm之间，长江流域及以南在1000mm以上，华北和东北在400mm —800mm之间，西北内陆在100mm—200mm之间，塔里木、吐鲁番、柴达木三大盆地小于25mm。①在温度同样上升的情况下，中国比日本受害程度更大更广。从我们自身的根本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出发，中国是愿意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世界行动中采取更加积极的政治态度和更加主动的实际行动。

中国北部、西部和东部地区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UNDP的报告指出，中国北部地区已成为世界上缺水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3-H”(海河、淮河和黄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当前水源开发为可再生供水的 140%———这一事实说明了主要水系会快速缩小、地下水位下降的原因。从中期来看，冰川融化模式改变将加剧缺水现象。中国1.28亿农村贫困人口约有一半生活在这一地区，这里包括了中国约40%的农业土地 ，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冰川融化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严重的影响。中国西部地区的整个生态系统都面临威胁。据预测，到2050年，该地区的气温将增加1°C—2.5°C。青藏高原的面积相当于整个西欧，并且拥有4.5万多座冰川。这些冰川以每年131.4平方公里的惊人速度消退。《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报告也指出，过去近50年西北冰川面积减少了21%，西藏冻土最大减薄了4 米—5 米。①

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尤其容易受到与气候相关灾害的危害。上海市位于长江入海口，仅比海平面高出4米，因此面临着严重的洪灾风险。夏季台风、风暴潮和江流暴涨都会造成巨大的洪水灾害。1800万上海市民时刻受到洪水的威胁。由于海平面不断上升，风暴潮日益增多，这座海滨城市已被列入了危险名单。但是，最为脆弱的却是上海市约300万来自农村的暂住人口。这些人大都生活在建筑工地附近的窝棚中，或生活在泛洪区，各种权利也受到了限制，抵抗力极弱，时刻面临着巨大的灾害危险。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把与全球气候变化相关的基本国情概括为：气候条件差，自然灾害较重、生态环境脆弱、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可以说，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域辽阔和自然生态系统复杂的国家，中国将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例如，我国气象灾害频发，其灾域之广、灾种之多、灾情之重、受灾人口之众，在世界上都是少见的。气候变化对我国影响体现在农 牧业、森林、水资源、海岸带和其他生态系统等领域。尽管气候变化对某些区域的农业生产也有积极的一面，如气候变暖有利于延长一些作物的生长期 、缩短霜冻期，但是从总体上看，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生产弊大于利，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供的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事实表明 ,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给中国造成了 巨大影响并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加剧。②

(二)中国有能力为适应气候变化投资

UNDP的报告指出，各国将危险性气候变化的约定阈限确定为超过工业化之前水平2℃。将二氧化碳的大气浓度的稳定目标确定在0.045%(ppm)。③约定一个全球可承受排放途径，这个途径的目标是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减50%。发达国家需履行在目前京都承诺期内的承诺，进一步达成协议，在2050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至少80%，在2020年之前削减20%—30%。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排放国家的目标是排放量到2020年达到最高，在2050年之前削减20%。IPCC报告指出，各国只要拿出平均GDP的0.12%就可以从2015年起遏制全球变暖趋势.UNDP的报告估计，为了防止碳排放量升至危险水平，到2030年前，全球每年需要支出约GDP的1.6%。发达国家目前有足够的财力投资减排技术,它们应立即实施减排,而发展中国家目前可不承担减排义务。

从中国角度看，我们提出了自律式或自我约束式的中期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资源环境指标，④这包括三个最优先指标：到2020年单位能耗进一步下降，主要污染物下降10%—20%，2030年之后中国能源消费量绝对数是有可能出现下降趋势的，单位产出能耗减少一半；全国总用水量基本不增加，进一步降低农业用水比例，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占GDP比重由1.3% 提高到2.5%，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减少1/3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3%—24%。此外还包括三个次优先指标: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林木蓄积量累计增长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GDP比重(见表3)。在此基础上中国进一步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我们相信，中国到2050年之前有能力完成发展中国家的削减20%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很有可能大幅度削减。

03

政治可行性：

国内建设和谐社会，

国际建设和谐世界

(一)党和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 、建立和谐社会

进入21世纪，世界发展的核心是人类发展，人类发展的主题是绿色发展。所谓绿色发展就是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统一与协调，即更加积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有可能不需要经过许多西方国家曾经经历的高消耗资源、高污染排放的过程，直接进入“绿色发展”阶段；也不必要等到达到较高收入时再来实施“绿色 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要从传统 的“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 ，从生态开发到生态建设从生态赤字到生态盈余。走绿色发展之路需要实行绿色改革。绿色改革是绿色发展的基石和制度基础。所谓绿色改革就是基于主动的环境政策和社会伙伴关系，更平等地分享经济变革带来益处的政策。它是基于市场机制的改革，基于公平原则的改革，基于良治的有效管理的改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又重新进入了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黑色”发展模式，只有尽快转变发展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实现绿色发展。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公开向全世界作出政治承诺：在环境保护方面各国相互帮助、协力推进 , 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从国内角度看，该报告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和目标，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①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执政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文化内涵，也是实现经济模式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保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愿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之路。

(二)中国致力于实现世界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就必然选择绿色发展战略，没有绿色发展就不会有和平发展，只有绿色发展才能保证和平发展。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模式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样板，树立了榜样，这本身就是中国对世界的绿色贡献。要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中国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同时也需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

中国高度重视实现世界共同繁荣，促进世界公共发展，参与多边事务，承担国际义务，实现互利共赢。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① 胡锦涛同志在APEC第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我们应该本着对人类、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尊重历史，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务实合作，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各国共同提供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公共产品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推动全球气候政策良治，打破国际气候谈判僵局的重要途径。

(三)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是中国发展的重要契机

应对气候变化，参加国际气候谈判对中国来说也是参与全球治理实现国家良治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共同参与实现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参与全球治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国际谈判中发出中国的声音，表达本国的意见,并利用普遍适用的全球治理规则推动和实现国家良治是融入世界体系和国际市场,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增加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的重要途径。经合组织(OECD)把良治定义为：政府机构为了国家和全球的共同利益, 通过合理的、连贯的、广泛的程序，确保管理机构高效和民主的运转。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国家制度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必要性。改善治理能力对促进经济增长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同时，治理体系的转型对解决断层网络也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些断层很可能会破坏中国的发展道路。②中国加入WTO的经验表明，③只要应对措施得当，参与全球治理，加入国际规则体系可以成为中国国内改革的催化剂。中国参与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和全球治理，接受某些气候规则可以成为实现能源政策和环境政策良治的推动力和契机。

应对气候变化，参加国际气候谈判对中国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不仅仅是世界经济论坛和一些重要国际组织关心的问题，而且已经被提升到了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层次，并将成为未来国际社会间的重要政治承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无论如何也绕不开这个问题。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基本态度应该是：以开放促进改革，以国际规则促进国内规则，以全球治理推动国家良治，以硬约束改变软约束。在这样一个基本态度之下，我们认为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可以考虑对国际社会作出减排承诺，承担明确减排义务。既然《国家“十一五”规划 纲要》提出到2010年确定单位GDP能耗下降20%的目标（相当于减少了12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确定了主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0%的目标；在“十一五”期间减排工作方案中提出了2010年全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9.5亿吨的目标，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那么在充分评估国内各行业完成减排潜能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将这些目标作为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底线。

如果说加入WTO可以视为中国是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话 ,那么承诺减排义务则将被视为与发达国家合作的举动。明确承诺减排义务，是给国际社会一个公开的可置信承诺。没有中国和美国的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就很难取得进展，全球能源和环境挑战就无法解决。中国承诺减排义务有利于推动谈判进展，改变被动地位,进一步获得适应气候变化有关的基金，并创造中美合作的机会。作为中国承诺的交换条件，中国可以敦促美国以积极姿态参加国际气候谈判，并与美国、欧洲一起确立国际气候新规则。中国是世界潜在的环保投资和消费大市场，可以利用市场优势推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成为环保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明确承诺减排义务，有利于塑造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是中国在实现崛起的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04

国际合作可行性：

参与国际气候谈判、

实现全球气候政策良治

(一)适应能力极端不平等迫切需要发达国家为适应气候变化投资

由于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生命周期长达50—200年，即使人类从现在开始不排放，全球气候也会由于温室气体的长期存在而发生变化。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全球地表气温在持续升高的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因此，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与减缓这一趋势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世界正在面临极端不平等的适应能力。UNDP《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指出，“生活在恒河三角洲地区和下曼哈顿的人们同样面临因为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洪水风险，但他们的脆弱性不同。原因为：恒河三角洲的贫穷程度较高，而基础建设保护程度较低。当热带风暴和洪水侵袭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整座城市都处于风险之中。然而,脆弱性集中在帕西河两岸拥挤的贫民窟，而不是马尼拉较富裕的地区”。目前富裕国家正在由政府主导大力投资于气候变化的防御系统。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正在被忽视和边缘化，这可能导致适应气候变化的“种族隔离”。由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的生态挑战将主要不是集中在曼哈顿和伦敦,而是集中在洪水频发的孟加拉国 和干旱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目前，通过多边机制支付的适应性费用只有0.26亿美元，只相当于英国防止洪水支出的一周的费用。支持的费用少而交易成本很高是目前多边机制的特点。为适应气候变化，到 2015年，北方国家需要每年拿出860亿美元（约为GDP的0.2%）。UNDP报告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设想是：“要想取得成功，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必须发挥带头作用：这些国家的碳足迹是最深的，但同时具备尽快进行大幅度减排的技术和资金能力。但是有效的多边合作框架要求所有排放大国———包括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参与。”①

(二)国际合作的“囚徒困境”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障碍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通过国际气候谈判达到全球气候政策良治是基于科学和政治的两件相互 联系但又有巨大政策差异的事情。尽管全球大部分国家都承认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通过各国自身努力和国际合作实现成功应对，但是，由于在承担成本和分享收益上的不均等，国际气候谈判与合作并不顺利。近年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成一场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博弈，国际合作陷入了“囚徒困境” 。

由于各方立场不一，国际气候表现为三个大的矛盾。

一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家认为,气候变化是由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中排放大量温室气体造成的，由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应由发达国家支付。发达国家认为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很难评估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很难评估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效益，对适应措施降低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作用了解甚少。

二是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联盟强调应帮助他们实施具体的适应措施；石油输出国强调由于发达国家采取减排措施对其造成经济影响,强调支持石油输出国的经济多样化；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则强调技术转让、能力建设对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①

三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目前，欧盟预期能够完成《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

欧盟之所以能够实现减排义务，主要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全球气候变暖对欧洲影响很大。如果北大西洋暖流减弱或消失，整个欧洲都将受到很大影响，欧洲主要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有很高的积极性和紧迫感。其次，欧洲主要国家能源消费已经从煤炭、石油转向天然气，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再次，欧盟东扩后，新加入的东欧国家由于经济下滑为整个欧盟减排扩大了空间。最后，欧盟希望借助气候变化问题提高自身软实力，扩大政治影响力，抢占道义和国际规则制定的制高点。由于美国地处中纬度地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较小，加上国内利益集团的阻挠，布什政府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相比之下，美国的一些州政府在参与减排方面走在了联邦政府的前面。目前美国已经有5个州设立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 加州政 府更是制定了减排 25%的目标。

其中最大的矛盾来自“南北”矛盾。由于发展中国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没有就减排承担规定的义务，这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满。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的一个重要借口是没有规定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排放大国承担减排，欧盟也一直在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减排义务。减排已经成为美中关系、欧中关系的重要议题。俄罗斯甚至有可能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中获 益。俄罗斯的确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但只是因为这实际上能使其获得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利，能带来一笔财富。②由于发达国家内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无法就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达成一致，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问题上陷入 了“囚徒困境”，致使气候变化谈判和外交徘徊不前(见表 4)。

(三)全球气候政策良治需要国际机构来提供公共产品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各国共同提供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公共产品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推动全球气候政策良治,打破国际气候谈判僵局的重要途径。Kaul等人认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从国家看,不仅仅只包含一个国家团体；从成员组成看,扩展到几个，甚至全部人群；从世代看,既包括当代，又包括未来数代，或者至少在不妨碍未来数代发展选择的情况下满足目前几代。③从Kaul等人对全球公共产品的分类可以看出（见表5），应对气候变化的收益和成本都是非排他性的，即各国都会享受气候变化改善的收益或分摊气候变化恶化的成本。但由于其收益不具有非竞争性，而成本则是非竞争性的，各国都不愿意承担成本，而只愿意分享收益。这也是国际气候谈判当中出现“囚徒困境”的根源。

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全球公共产品往往由霸权国家、相关国际组织或国际协定来提供。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金融稳定”这一全球公共产品，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自由贸易”这一全球公共产品，世界银行则通过对发展中成员国提供长期贷款对成员国政府或经政府担保的私人企业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 ,资助他们兴建某些建设周期长，利润率偏低，但又为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建设项目等提供“脱贫”、“平等和公正”等全球公共产品。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可能不是国际组织，而是国际法或国际公约。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生效必须经过缔约国各方的参与和认可才能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职能。一些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并非由一个国际组织或国际公约而是由多个国际组织或国际公约承担和提供。如应对气候变化参与的国际组织就有IPCC 、世界气象组织（WMO）、联合国安 理会、欧盟、东盟等多个国际组织。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并非全部是政府间国际组织，还有很多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上，霸权国家无力单独提供这一全球公共产品，必须由大国首先倡议和推动来提供。而目前的情况是，也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来提供。《京都议定书》只是作为一项国际公约，缺乏必要的惩罚和激励机制，现在看来由其提供这项全球公共产品也是困难重重。目前世界上与应对气候变化有关重要国际组织或国际机构主要有WMO和IPCC，但这两个机构同样缺乏促使各国产生集体行动的必要机制。WMO的前身是国际气象组织（IMO，非政府间机构)，创立于1873年。根据该组织与联合国达成的协议，1951年世界气象组织正式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WMO的宗旨是促进世界范围气象观测网的建立;促进国际间气象资料的迅速交换；推行气象观测业务标准化，提出观测资料和统计资料的统一出版规格;促进气象学在航空、航海、水资源、农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应用；促进水文业务工作的开展；加强气象部门和水文部门之间的合作；鼓励气象学及有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人员培训。而IPCC只是一个由WMO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联合建立的政府间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现状，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进行评估。其工作仅仅是为政府决策人提供气候变化的相关资料。机构本身不做任何科学研究，而是检阅每年出版数以千计有关气候变化的论文, 并每五年出版评估报告, 总结气候变化的“现有知识”。①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共产品必须构建特定的国际机制或重构现有的国际组织，建立激励和惩罚机制，才能促使世界各国实现集体行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各国气候政策的良治，要求各国通过合作共同应对，首先要实现大国之间的合作。大国合作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时间非常紧迫，各国政府的不作为代价相当高昂。UNDP的报告说，“达成减排协议每推迟一年，温室气体存量就会增加，未来气温也会因此升高。多哈回合开始以来的7年里，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已经增加了大约百万分之十二———到22世纪的贸易回合开始，这些温室气体存量将依然存在”。这份报告甚至认为，制定2012年后的世界减排计划是我们拯救地球的最后机会了。②

(四)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应当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

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涉及如何在公共资源公平使用和分配当中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减少成本负担的问题。UNDP的报告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指出“最艰难的政策挑战是制定分配方面的政策。虽然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灾难性风险，但是成本和效益的短期和中期分配还远远没有统一。由于那些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气候变化的国家———富裕国家———并不会在短期遭受最严重的影响,这就使分配方面的任务犹为艰巨。那些过去没有，现在仍然不会显著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最贫困国家却最容易遭受气候变化的影响”。③但是，以不同的标准来衡量不同国家应承担的责任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根据UNDP提供的数据，从历史上的排放或存量来看，富裕国家在排放总量中占主要部分，工业化时代所排放的每10吨二氧化碳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英国和美国的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二氧化碳，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从排放流量来看，排放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中。美国排放量约占总排放量的五分之一。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联邦和美国是前五大排放国,排放总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前十大排放国占全球总排放量的60%以上。尽管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但少数国家或集团的国家或多边行动(如,八国集团、欧盟、中国和印度)所造成的排放量在总排放流量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从排放趋势上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日益趋同。从某个层面来说，趋同情况确实存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量中所占的比例正在上升。2004 年，在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占42%，而1990年这一比例仅为20%左右。中国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的最大排放国，印度目前已位居全球第四。预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排放量将占总排量的一半以上。

通常来说，国家通常都会签署对本国（而非他国）有利的条约。① 因此，可以预期的是，各国都会选择有利于本国的标准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但是，如果把科学问题政治化，使得国际气候谈判陷入无限期的争论当中而没有切实、可行、有效的措施出台，那么人类将因此付出更大的代价，特别是广大贫困人口。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面临积极参与、不积极参与和不参与三种选择。三种不同的态度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当中扮演的角色、坚持的原则、承担的责任、负担的成本和获得的收益的不同，也会带来对外政策的不同选择和目标(见表 6)。

因此，中国有能力减缓和遏制全球变暖趋势，可以实现2050年之前削减20%排放量的目标，并用高于这个比例的资金投入到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行动之中。我们总体的判断认为，中国可以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成为推动气候政策良治的领导者，促进和谐世界的建立。

我们主张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中国可以考虑对国际社会做出中长期减排承诺，承担明确的减排义务，实施分阶段、分步骤 、分领域的减排目标。我们要结合中国国情和长远发展目标，辩证地看待外部压力。对有利于遏制黑色产业、黑色发展的压力；不利于我们发展绿色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一概要予以拒绝。中国不能做黑色发展的追随者，而是一定要做低碳经济、低碳产业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