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尽管各地区发展存在差异、不协调、不平衡，但总体上较好地把握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规律，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不断优化。我们充分发挥城市作为经济增长极在区域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同时顺应世界经济区域格局演变大趋势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参与各方以开放畅通开辟全球区域发展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总体上较好地把握了区域协调发展规律。这是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经济增长极形成并带动区域发展

人类会逐渐聚集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理区域内从事生产活动，经济增长极由此形成，这种经济增长极通常表现为城市。城市既是商品交易和人员流动的枢纽，又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集中地，也因此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心。各级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以城市为中心和依托，并明确相应的管辖范围。在国土辽阔的国家，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城市与广大乡村的关系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空间关系之一。因此，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城乡关系的协调。城市负有先行发展的使命，而城市经济的增长需要从农村吸取养分，因而城乡差距是经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但是，如果乡村长期落后，必然会成为经济发展包括城市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是实现公平的需要，也是支撑城市持续发挥经济增长极功能的必要条件。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行政区划实行市管县体制，这是处理城乡关系一个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城乡协调和统筹。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一个突出特点是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出现“贫民窟”现象。这同我国实行的城乡管理体制有直接关系，也是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一条有益经验。这种体制保持了经济增长极地区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得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具有较大的经济扩展空间。

经济增长极形成以后，会对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产生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城市经济越发达，吸纳经济能量的集聚效应所带来的区位优势越明显。当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会产生经济活动的扩散效应及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带动效应。于是，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互动成为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心城市成为地区竞争力的代表，同时形成规模大小不等的一、二、三、四线城市分布格局，这是现代区域经济格局的标志性形态。我国城市都有行政级别，不同级别的城市具有不同的集聚—扩散效应能量，通常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能量越大。所以，一、二线城市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著。各省区大都会把做大做强一两个大城市（通常是省会城市）经济作为增强本地区竞争力的战略取向。面对这样的经济空间分布状态，考虑到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特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兼顾产业布局与城市间分工及功能，并有效规范竞争秩序。特别是需要兴利除弊，合理协调经济关系与行政关系。

在协调发展中优化区域经济发展格局

在上述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作用下，必然会形成由大范围的密聚经济区与腹地经济区构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一方面，生产和交易活动越来越活跃，规模越来越大，财富被大量创造和积累；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矛盾也会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过度极化与过大差异，即一些中心城市过度拥挤，而其他地区发展则相对滞后。这就会拉大密聚经济地区与腹地经济地区的发展差距。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梯度推进态势。东部沿海的若干中心城市成为强劲的经济增长极，率先发展起来，而广阔经济腹地——沿海腹地（东南部各省内的较不发达地区）、内陆腹地（中西部地区）、县域腹地（农村地区）的发展任务则比较艰巨。

密聚经济区与腹地经济区之间的关系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长期性区域关系，市场的自发力量无法妥善处理，需要国家充分发挥区域经济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关键是着力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局面，在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下促进各地区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实行的财税体制改革，使中央政府拥有较大的财力，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方式调节各地区间的财政能力，调节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更好协调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

在增长极效应推动下，密聚经济地区与腹地经济地区间的相互协同，形成了由各类经济区、经济带、经济群（城市群）等经济发展活跃区所构成的“区、带、群”格局，其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大范围和超大范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态势。在此过程中，全国范围的区域分工格局逐步趋向优化，一些“区、带、群”地区发展成为能够更好地发挥“主体功能”的地区。我们看到，像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以及众多围绕一线、二线城市形成的大、中、小城市群等，正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强劲发展的“聚能”地区和经济发展的新高地。而这些“区、带、群”的能量发挥，取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是实现经济活动和自由贸易的畅通与融洽。因此，高度的畅通和融洽将成为“区、带、群”等区域发展新高地的突出特征。

人类经济发展潜力无限，但承载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容量是有限的，各地区必须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但是，经济发展总是在一定的资源环境条件下展开的，如果忽视资源环境约束，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和保护制度，过度的经济开发和资源消耗就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损毁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因此，人类发展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甚至在一些地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尤其是在一些生态环境特别敏感的地区，例如江河源头，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政策。总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首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这就需要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上保持高度的自觉自律，在推进我国绿色发展的同时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习近平同志特别重视和反复强调这一问题，体现了党中央对经济发展协调性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

以开放畅通开辟全球区域发展新局面

走出闭塞，谋求开放，加强互动，增加交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果用一个字来定义，那就是“通”。可以说，“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涵，“互通”则“互利”，“畅通”则繁荣。

从封闭到开放，使生产要素在顺畅流转的基础上得到高效配置，是区域经济从落后到发达的最直接表现。这主要包括：第一，地理开放，即通过建设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让阻隔闭塞的地区变为交通通信便利的地区，畅通人流、物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我国多年来建成的交通体系，能够满足数亿人在假期密集、有序、安全出行的需要，为增添区域经济活力、促进协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第二，管制开放，即削减制度性壁垒和政策性限制，促进跨地区的经济活动更加自主自由，使地区经济发展获得更大的能量和空间。这就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消除对经济活动的不合理约束。第三，对外开放，即大力加强本地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交往，让人员、物资、商品、技术、资金跨国流动、竞争合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秘诀”。从这个角度看，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是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和体系，让经济活动在开放畅通的空间中充分展开。

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正在进一步快速演变。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世界经济区域格局演变的大趋势，预示着人类正在迈向“全球工业化时代”。随着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加快建设，工业化向被称为“地球岛”的欧亚大陆腹地以及非洲大陆腹地深度推进。这将使人类迎来发展史上又一个大变局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涵义将发生深刻变化，实现国际利益协调、制度变革创新和多元文化相互理解将成为实现世界范围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和人类必须完成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