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聚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主题举办双月论坛研讨会，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分享，本期公众号刊发陆铭教授演讲的主要内容。

一、现代化过程中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目标

什么叫长期？在经济学里面所讲到的长期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发展的问题，就是在消费和投资的结构里不能有所偏颇，传统经济增长具有偏重于投资，偏重于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消费相对来说不够充分的，最近这些年消费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已有所提高。从投资内部的结构角度来讲，有一些投资比较有利于当前的短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物质资本的投资，有一些投资更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比如说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还有比如说在环境治理上面投资与生态资本。在投资的结构内部，还要去优化物质资本的投资和人力、生态资本的投资。

什么是全局？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在一个大国里就要求生产要素能够自由的流动，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配置效率。除了追求效率以外，实际上还有利于达到空间均衡，区域经济学的理解就是，借助于劳动力的流动，全国各个地区人均GDP会有一个趋同的过程，来达到所谓“空间均衡”的状态。但在这个经济集聚达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过程当中，不同地区按照自己比较优势进行分工，有一些地区集聚人才，集聚经济，这些地区引领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而另外一些地方侧重保障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国家安全，同时需要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让每个地区能够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来达到一种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状态。

什么是多维？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还要追求公共服务、环境质量、收入均等，以及丰富多元的文化和精神的需求，所以经济发展是需要实现长期、全局、多维的发展。

那么怎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呢？这里面就要讲到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了，在统一市场里面是有几个机制有助于三大目标的实现。

第一个机制就是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有些地方的经济发展机会比较好，可以发展制造业、服务业，就会带来比较高的投资回报、劳动力收入和地价，这种情况就会导致在工资、投资回报、土地价格引导下，生产要素向回报率高的地方流动。

有价格信号的情况下，第二条是要素的流动，市场经济必须要求要素是可流动的，人口可流动，资本可流动，建设用地指标可以在全国各地之间进行再配置。这就保证了统一市场里面的资源配置有效，那么除此之外，生产要素流动尤其是人口的自由流动，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用脚投票机制。

那么在统一市场情况下，政府要发挥什么作用呢？第一，市场存在外部性，这时就需要由政府来进行协调发挥作用。第二，要有统一的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化建设。第三，要有统一标准，比如说在监管、行业准入的负面清单、环境监管上要有统一标准，否则的话就会形成恶性竞争，不利于整个国家长期健康的发展，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统一大市场的经济学解释

接下来我想借助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我们用全局的视角来看待区域经济发展的话，这样会产生一个均匀、差距和补贴的三角悖论。这个悖论是可以帮我们很好去理解中国经济的统一市场的意义，也可以理解当前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产生的宏观现象。

方程左右两边构成一对关系，左边代表欠发达地区（比如农村、小城市、内陆地区），那么相应的右边代表发达地区（比如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当一个国家内部是统一大市场，这两边的人口可以自由流动，自由流动可以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两个地方的人口的人均收入会大致均等，

从一个国家的分工和统一大市场的角度来讲，在理想状态之下，这个方程右边发展的是一个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经济形态，比如说制造业、服务业，其经济总量不断成长的动力来自于技术进步和资本的积累。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主要取决于右边发展优势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多快。方程左边代表经济发展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发展的行业有农业、旅游、自然资源等，主要功能是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其经济总量受资源总量的约束。

当一个国家的方程右边在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不断产生经济增长和推动力的时候，那么如何保证两边的人均的水平要大致相当呢？那么不难理解，只有通过左边的人不断往右边去流动的时候，才能让右边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吸纳更多的人口，两边的人均的水平就大概保持在一个均等的状态。

但现实中会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即方程右边存在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两边不会达到绝对的均等。这个成本又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户籍等制度导致的，另一方面是技术和管理的水平所导致的，比如说工业的污染、拥堵、高房价。因此实际上在空间均衡的状态下两边所达到的状态不是绝对的均等，而是一种相对的均等化。

如果右边在发展现代经济，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持续上升。要追求两边人口的均匀分布，那么，就只能加强制度的阻碍。但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均衡发展会导致两边的收入差距，那怎么办呢？一是用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来帮助左边发展，二是给方程左边提供公共服务，尤其在现实生活当中仍然存在户籍制度去阻碍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时候，给方程左边提供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但是方程左边这些产业受到资源约束，所以它创造就业的空间仍然非常小。从长期来看，这些补贴难以给方程左边形成有竞争力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反而很有可能形成地方政府债务。

在没有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情况下，在地方政府支出环节上，欠发达地区因为人没有充分流动起来至少要做三件事。第一是提供社会保障，第二是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提供公共服务。在地方政府收入环节上，第一是税收，第二是土地财政，财政收入的增长空间一般会受到地方经济发展制约，此时需要靠中央政府来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又有两种，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这时候在实践中会出现债务的道德风险机制，即转移支付的增加会导致地方风险债务的增加，而且这种现象就主要存在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的逻辑，我再给大家讲三个词来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逻辑。第一个词叫挣钱，什么意思呢？地方政府如果有能力来挣钱的话就不用去借债了；第二个叫等钱，如果有转移支付就也不用去借债了；第三个叫借钱，如果地方政府挣钱能力比较欠缺，转移支付又没有，只好去借钱了。所以，如果欠发达地区缺乏总量经济增长的动力，人口又没有充分地流出，那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在挣钱、等钱、借钱三个状态里面“打转转”。 

接下来我用两张图给大家看一下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在这张图上面，我们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分成了三段，第一段是在2003年之前，第二段2003-2008年，第三段是2009年以后。

先看第一段2003年之前，蓝色线就是地方政府的人均GDP的差距，蓝色的虚线就是工资差距，这两个指标都代表的是地方间的差距，可以看到在90年代之间这个差距是有扩大趋势的，主要什么原因导致呢？中国加入全球化，全球化可以把它理解为前面讲的方程右边导致有些优势地区产生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然后方程左边条件比较差，所以条件是拉开的。红色的线所表示的中西部地区（这里有一个细节，辽宁也算在中西部，因为东北在很多发展政策上实际上相当于一个中部省份，尽管辽宁是沿海的），可以看到，中西部的省份所占有的转移支付在上升，但地区间的差距实际上还是扩大的，这是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开始在等钱，但等钱这个钱来的又不够多。

进入到2003年以后，面对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中央采取了缩小地区间差距的举措，转移支付在欠发达地区的GDP当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在加大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在2004年以后出现了地区间收入差距缩小。可以看到在这个阶段地方政府的债务较少。

接下来是经济危机到来，到2009年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开始出现阶梯式的下滑，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能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强了，所以这时候可以看到红色的代表地方转移支付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这条线基本上就平了，也就是说给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的能力基本上就是维持。于是，为了进一步追求GDP快速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就开始发债，中西部地区的债务除以GDP的比重就开始持续上升，但由于债务投资回报率低，无法形成可持续经济发展。

这张图如果换一个画法（上图）。不是去看中西部的债务和转移支付占本地GDP的比率，而是占全国的总债务的比例和全国的总转移支付的比例，这个故事跟前面一样的。90年代差距扩大，转移支付有，但是没有力度那么大。加大转移支付了，红色的线上去了，但是蓝色的线就下来了，这时候区域间所谓的平衡发展有了。2009年将转移支付拉平，在全国层面的转移支付中，中西部的份额给定，那么为了使得地方间差距进一步缩小，欠发达地区只好进一步的借债。

三、统一大市场中的劳动力流动

讲到这里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畅通国内大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现实生活当中统一市场为什么这么难呢？接下来要讲的是制度和观念两个障碍。

首先我们来看看地区官员的激励和考核到底有没有促进增长。经济的增长就来自于两方面。第一要素积累，第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讲的是整个中国的增长。

官员的激励和考核有利于生产要素积累吗？中国当前人口红利消退了，原来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有利于阻止人口红利消退的吗？不行吧。第二，今天中国的投资已经出现过度的问题，债务是非常严重的，如果用前面讲到的长期、全局、多维的理论标准的话，这种状况肯定是不利于长期发展，它是偏离经济发展的“黄金率”的，此时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在有利于改善这种状态，还是有利于加剧投资过度债务严重的问题？第三再来看土地，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情况是土地的城市化严重的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这是一种经济没有高质量发展的一种局面。地方官员的激励和考核是有利于缓解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状况，还是恰恰造成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局面？

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一个国家内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地方官员激励和晋升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生产要素配置的提高吗？答案不言自明。所以现在认为官员激励和考核制度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更多的是短期的、局部的、单维的经济增长，而不是有利于长期的、全局的、多维的增长。这样，就能理解统一大市场为什么重要？以及统一大市场的障碍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体制障碍。很多文献和证据表明，官员激励和考核制度带来的投资过度、债务增长问题，是不利于多维的发展和长期的发展。

接下来重点讲全局。中国的重复建设、省际产业结构同构和市场分割现象普遍存在，地方政府在局部最大化的发展目标之下导致的是全局的非最优状态。这实际和地方政府的战略性行为是有关的，比如说在汽车产业上，我曾经在一个西部省份考察的时候，西部省份当地的官员讲我们要发展汽车产业，不发展汽车产业我们没办法现代化，注意他讲的是地方的发展不是全国的发展。我们研究汽车大数据视角下的市场分割，发现如果跟在同一个省的城市去比较，不在同一个省的两个城市，哪怕距离是一样的，它的车流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假设中国有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是200公里，如果这两个城市不在同一个省的话，这200公里城市间的车流相当于是同省相距300多公里的城市的车流。也就是说，中国的省和省之间的行政边界，一直到今天仍然对生产要素和商品的流通存在着非常明显市场分割的作用。

接下来再讲观念。第一，前面讲到区域间经济发展要走向分工，要在集聚中走向人均意义上的平衡，那么欠发达地区怎么办？这里，人们对欠发达地区的担心是从当地GDP总量的角度来看的。如果站在全局和国家角度上考虑问题，考虑的标准就不是考虑总量而是在考虑人均，欠发达地区在减少人口的情况下可以提高人均。误把“均匀”当“均衡”，这是第一个观念障碍。

第二个观念来源主要来源于人口流入地了。人口会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城市怎么办？城市有高房价问题，有拥堵问题，有污染问题。当前中国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情况？是生产要素集聚的好处被大大低估，生产要素集聚所带来的坏处被大大高估。而实证研究表明，拥堵、污染这些问题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不大。所以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总觉得集聚带来的问题就去解决集聚，应该做的是共同去解决那个问题。

第三个观念上的障碍是国内移民和国际移民的区分，在人口自由流动的问题上，有人问为什么欧洲国家要反移民呢？为什么美国要阻碍墨西哥移民，还要修墙呢？这就是把国内移民问题和国际移民问题混在一起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劳动力自由流动是指人口自由流动，是指国内人口自由流动，不是讲的国际移民，而在考虑国际移民的问题的时候，不会出现前面所讲到在一个国家内部均匀、差距和补贴之间的三角悖论。

所以未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身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劳动力的流动本身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而且生活过得好不好要由人民群众说了算。畅通国内大循环实际上是在制度上，让愿意流动起来、有能力流动起来的人流动起来，不仅能够帮助个人提高收入水平，也能够实现整个国家的全局发展。

四、统一大市场中的集聚与平衡

最后讲讲空间变局和改革趋势。我们团队的李杰伟等人最近通过人口普查的数据做了两张图，给大家分享一下。

左边这张图可以看到，人口持续在向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周围集中，如果用更加精细的数据来看，区县层面去看这个数据的话，会看到即便在人口流出的地方，比如说东北，有些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也仍然是在进一步增长的。所以人口集聚是今天的主流。如果在地级市层面去讨论问题，中国可能有40%的城市出现了人口负增长，但是即便在有些人口负增长的城市，它的中心城区仍然是正增长的，其实中国80%的城市，它们的中心城区人口是正增长的，收缩的是郊区和农村，这是符合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我把在东北出现的状态叫做“集中式收缩”，也就是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但是整体上来讲人口是负增长。

集聚会不会带来区域间不平衡发展呢？从下图可以看出，美国的GDP总量差距和人口总量差距在不同地区之间差距很大的，也就是经济和人口同步集中，人均GDP差距很小，城市间平衡发展。日本也是一样，虽然城市间GDP总量差距和人口差距没有美国那么大，但是它也是同步集聚的，城市间人均差距也很小。我们再来看中国，中国的城市和城市之间的GDP总量差距其实就相当于日本的水平，但是我们的城市间人口总量差距远远落后于GDP总量的差距，我们的城市间人均GDP差距高于美国和日本。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城市间的人口总量差距是缓慢上升的，这个时候，人口在向少数地区的集中，带来的是中国城市间人均GDP差距的缩小趋势，换句话说，中国当前正在出现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的这么一种状态。 

制度和观念上的障碍的改变是非常难的，相对来说制度改革更有可行性，根本上就是治理的改革。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包括它的激励，其中就要实施多元化的发展目标，同时，要利用问责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不要简单的追求经济增长，而使得一些其他的问题暴露出来，比如说环境污染、公共服务质量不高。同时对有一些地方打破刚性兑付，换句话说就是打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无限责任，这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本质就是资本市场上的统一。否则的话，就有大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即使绩效不好，仍然由政府背书，占用着大量金融资源，甚至成为“僵尸企业”。

这一次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文件，是朝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大市场的方向迈进，其中价格机制在未来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会发生更为重要的作用。生产要素的流动，在未来区域一体化当中也会越来越顺畅。第三就是保护产权，全国各地如果在企业的产权保护、监管、规则制定上能够统一起来的话，也有利于建设在法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形成。

具体到今天我们所讨论的统一大市场，可以关注一下从2019年开始到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文件强调对于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这里重点梳理土地和人口两方面的事情。比如说在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在2020年有一个文件就是讲到在土地管理制度上面要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2019年的中央财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里面讲到，增加土地管理灵活性，要为优势地区提供发展空间。

那么这一次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指导意见里面，有一句话讲到，建设全国性的建设用地和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什么意思呢？有些地方经济发展的动能不强，有些建设用地闲置了，有些地方出现集体建设用地闲置，甚至农村宅基地闲置，那么把闲置的建设用地复耕为农业用地，相应产生指标，还有结余的建设用地指标在全国流转起来，促进建设用地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

在人口方面，中央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其中当前关键的焦点性问题是如何推动特大和超大城市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探索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如果真能做到这样的话，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可能首先是在城市群内部一体化。如果在一些大的城市群内部首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在区域的市场上实现一体化和统一市场了。怎么理解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呢？比如在长三角区域，如果在南京住了两年，到杭州又住了三年，未来到苏州落户的时候，前面的五年是可以算在苏州积分里面的，这就走向了同城化累计互认了。最终户籍制度就变成一个常住地的登记制度，公共服务能够按照常住人口的规模来进行配置。这就是达到了生产要素统一市场化最终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