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近专题研究了俄乌冲突、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是利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在设定条件和场景下测算了它们对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从短期和中长期研判了这种影响的宏观经济效应，并就如何做好下一段时间我国的经济工作，提出了一些区分轻重缓急的、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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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疫情对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影响的预测

我们认为，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加剧，叠加国内疫情复燃的势头，今年实现5.5%的经济增长目标将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采用GTAP方法模拟了俄乌冲突和疫情复燃两大因素对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冲击。

首先，假设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的产量均减少30%，乌克兰的小麦、油菜籽、谷物的产量也减少30%。模拟结果显示，这种情况下俄乌冲突对我国经济增长短期影响不大。主要原因是，俄罗斯能源和乌克兰农产品的产量下降后，我国短期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市场获得进口补充，因而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比较有限。

其次，如果俄乌资源供给减少，导致国内上述六类初级产品的价格上涨10%，那么将会拉低我国经济增长0.56个百分点，如果上述六类产品的国内价格上涨20%，将会拉低我国经济增长1.85个百分点。这表明，如果俄乌冲突长期化，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出现持续上涨，我国如果无法通过其他渠道来源的资源弥补俄乌的供给缺口，所引发的国内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将对经济增长目标将产生较为严重的冲击。

最后，由于本轮疫情对服务业冲击很大，我们在假设俄乌冲突导致两国产量下降30%、国内这六类产品的价格上涨10%的基础上，进一步设定服务业产值下降10%。模拟结果显示，我国经济增长将会拉低3.2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俄乌冲突长期化、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输入性通胀，再叠加疫情复燃引起的经济需求收缩，将对今年5.5%的经济增长目标构成十分严峻的挑战。由此我国经济将进入典型的“滞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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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乌冲突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分析

（一）俄乌冲突对中国初级产品供应安全的冲击

主要体现在粮食、传统能源、金属资源以及稀有气体等几个方面。2021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占我国该类商品进口总额比重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木材（39%）、钾肥（33%）、煤（26%）、铅矿（24%）、精炼镍（18%）、石油（16%）、铂（12%）、铝（12%）、铜（11%）、天然气（6%）；中国从乌克兰进口商品占我国该类商品进口总额比重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葵花油（68%）、植物油脂（42%）、玉米（29%）和大麦（26%）。俄乌两国初级产品生产受这次冲突影响，恐将遭受大幅减产。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今年春耕乌克兰农业耕种面积为599万公顷，将比2021年减少170万公顷，同比下降28.4%。在粮食供应方面，由于我国在2008年之后开始稳步建立国家战略储备，目前持有全球50%的小麦储备和70%的玉米储备，我国小麦库存可满足国内一年半消费需求，因此在短期内，俄乌冲突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很有限。在传统能源供应方面，西方国家对俄能源出口进行严厉制裁，导致国际油价飙升，由于国内市场成品油定价机制是与国际原油市场价格走势挂钩的，因此我国成品油价格面临持续上涨压力。在金属资源供应方面，我国从俄罗斯进口占总进口比重最高的是铅矿，其次是镍、铂、铝以及精炼铜。单就有色金属来说，由于我国矿企较早进行全球多元化布局，地缘冲突导致的俄罗斯有色金属禁令对我国影响并不明显。在特种资源和稀有气体供应方面，俄罗斯的铂矿和钯出口受阻，将进一步影响全球新能源汽车芯片供应，对新能源汽车产销各国带来冲击；乌克兰的氖气供应占全球50%的市场份额，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氖气价格从1700元/立方米上涨至15000元/立方米，上涨近8倍，氖气资源供应短缺也将影响全球芯片制造供应国的生产。

（二）俄乌冲突对中国开放发展的冲击

俄乌冲突以及西方针对俄罗斯制裁所造成的次生灾害，将严重削弱世界经济增长预期。OECD测算，俄乌冲突可能使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通货膨胀率提高2.5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对中国开放发展的负向效应将不可避免。一是俄乌冲突加剧了欧洲和美国的通胀预期，迫使西方国家加快实施经济收缩政策，这对我国外需市场造成巨大冲击，经济陷入滞涨的风险在增大。目前，欧美各国的汽油、居住、食品、新车和二手车在内的各种价格均继续上涨，其中汽油涨幅超过30%。2月美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7.9%，欧盟5.8%，再创1982年以来的新高。高通胀将迫使西方国家加快启动加息周期，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我国商品进口的库存回补周期可能提前结束。另外，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因俄乌冲突导致航道堵塞、运费上涨。上述各种不利因素将削弱海外市场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降低。能源、农产品、有色金融等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若持续上涨，有可能提高我国输入性通胀压力，引发宏观经济陷入滞涨的风险。二是俄乌冲突严重打击投资者信心，大幅降低跨国公司投资意愿。国际资本避险需求上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新兴市场资金加速向美国市场回流。再叠加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因俄乌冲突立场的差异而趋向复杂化，跨国企业出于投资安全考虑，可能会收缩在华投资规模，进而给我国经济增长下行造成一定压力。三是俄乌冲突引发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对我国金融稳定造成负面冲击。国际金融资本可能加速从新兴市场国家向发达经济体的“避风港”转移，这会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汇率和外部资本账户余额的压力。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A股市场因担忧冲突局势恶化和输入型通胀，也出现了明显的调整压力。鉴于国内局部地区新冠疫情复燃，房地产市场面临去库存压力增大，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将进一步放大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风险。四是俄乌冲突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恶化，对我国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造成不利影响。俄罗斯和乌克兰是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主要贸易投资伙伴。俄乌冲突不仅造成我国在俄乌投资的经济利益受损，而且由于西方国家欲迫使我在俄乌之间选边站，但中国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可能会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对俄罗斯的纵容和默许，从而将我国划入袒护和支持俄罗斯的敌对阵营，并加速诱发我国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脱钩。

（三）俄乌冲突对中国已经融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根据意识形态和价值认同进行选边站队，尤其是美国主导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资源竭力推动以其盟友为核心成员报团成圈，千方百计将中国排挤出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挤出高技术产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圈，如近日美国邀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组建半导体史上最强“Chip4联盟”。这十分明显地具有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去中国化”的倾向。具体是指这么几个方面：一是美国为了更有效充当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角色，将不断强化其自身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核心地位。美国一方面会把自认为对其“供应链安全”造成威胁的敏感技术环节加速从中国剥离，另一方面通过遏制科技创新能力赶超，将中国封堵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二是美国可能会联合其传统西方盟友，强化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联合封锁。鼓励和怂恿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加快对华供应链和生产链脱钩，我国作为东亚全球价值链轴心地位将会面临被削弱的风险；三是西方仍然会将中国作为全球中低端制造业的一个重要供应来源国。鉴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巨大体量以及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西方将继续有选择地保持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部分分工与协作，如会重点强化中低端产品的合作，但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进行全面脱钩，将中国牢牢锁定在廉价劳动力以及资源输出国的全球分工地位。

03

下一阶段我国应对措施的建议

根据形势变化，我们认为今年的经济工作，要重点警惕经济全面陷入“滞涨”状态，不仅要预备好完整的政策工具体系和宏观调控资源，坚决遏制以初级产品价格高企为主要特征的通胀趋势，而且要在疫情局部复燃的背景下，尽快使企业和民众恢复良好的信心，扭转预期转弱、需求下降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

（一）实施重要资源要素商品的稳供保价政策，预防输入性通胀风险。

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依存度在2%左右，对乌克兰的贸易依存度一直低于1%，就贸易总量来说，俄乌冲突对中国的整体影响比较有限。但是如上测算，因为我国在部分能源产品、农产品和矿产品上对俄罗斯、乌克兰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俄乌冲突长期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将会引起国内严重的输入性通胀，并对我国经济增长造成较大伤害。对此，我国应该：第一，增加对进口依赖度较高的粮食、能源等初级产品的国内供给。例如，在粮食生产方面，继续扩大国内粮食可耕种面积，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在能源生产方面，坚持从国情出发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发挥煤炭能源的兜底保障作用；与此同时，既要大力推进可再生电力与核电替代煤电，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基础上，使我国能源供给更加低碳环保，也要在生产和消费方面推进能源节约战略，改进生产技术工艺，鼓励民众进行低碳生活；第二，积极推进初级产品进口的国际多元化战略，减少重要战略物资对单一国家市场进口依赖，避免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第三，优化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目前，西方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已经将国际原油市场分割为包含俄罗斯和剔除俄罗斯的两个分割的市场。由于我国从俄罗斯进口原油比西方国家拥有较大的成本优势，国内的成品油市场如果继续沿用与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挂钩的定价机制，将很难客观反映我国原油市场真实的供求关系。建议将国内成品油价格与我国不同市场渠道进口原油的加权平均价格挂钩，这样能够有效抵制国内原油价格的快速上涨；第四，发挥国有企业在重要战略资源保供稳价方面的支撑作用。俄乌冲突涉及我国的能源、粮食以及有色金属等资源产品大部分是由国有企业负责经营，要强化国企在应对粮食、能源等供应链危机处置方面的核心主导作用，利用我国制度优势，鼓励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保障重要战略物资的供应链稳定。另外，俄乌冲突有可能加剧中东、北非等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中国长期以来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中东和非洲地区在我国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举足轻重，因此相关部门应该既做好满足国内粮食需求的保障工作，同时又做好向亚非拉等可能出现粮食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的准备。

（二）建立有效的国际市场风险对冲机制。

第一，应对全球通胀预期需要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在供给侧，持续强化对国内能源、农产品以及矿产资源的利用开发，加大对中东以及非洲地区矿产资源的并购重组，确保我国重要战略物资的保供稳价；在需求侧，加大市场秩序监管，打击囤积居奇，严禁投机炒作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预期，并强化上游资源类企业的反垄断规制，防止其利用垄断地位大幅度提价谋取不正当利益，确保国内初级产品价格基本稳定；第二，针对跨国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的问题，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我国市场制度建设与国际规则接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通过建设“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让外商来华投资企业吃定心丸，稳住外资基本盘；第三，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可能的风险和波动，我国应采取一些战略措施来进行对冲。如要加快建立中央政府主导的逆市场波动操作的金融市场平准基金；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加快数字化人民币推进的步伐；进一步完善国内自主的国际结算系统，系统评估我国企业在俄罗斯开展正常贸易活动可能存在的潜在金融风险，等等。

（三）把保市场主体、保基本民生作为今年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从构成增长下行的压力看，目前面临的需求收缩、预期转弱这两个因素，都直接与疫情导致的人员和要素暂时停止流动有关，也跟面对面接触的有关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的大面积停摆有直接的关系。现在疫情影响最大的是体制外劳动者，是中小微企业，是服务类企业。建议今年要把保市场主体、保基本民生作为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一是要改变把减税降费作为保市场主体的主要手段的做法，而应该寻求更有力度的直接的政策。减税降费政策虽然让一部分企业得利从而度过难关，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停摆，没有了商业活动，自然无从享受这些必须先有业务再能享受的政策的好处。二是企业停了运转或部分停工，但是工资照旧要发、社保仍然要交，这是企业现在面临的沉重负担，应该暂时停止部分比例的上缴，甚至返还企业部分社保以帮助其度过难关。三是各种惠及市场主体的优惠政策，不应该分行业实施，而应该普惠，因为疫情导致各地企业普遍停摆。四是企业因为不可抗力原因停摆，其银行贷款也应当按照疫情肆虐的期间给予适当的展期。等等。

（四）根据世界格局重构趋势，加快构建国内外新的循环机制

无论俄乌冲突结果如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都不会放弃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际环境将更趋恶劣。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和战略准备。在中长期中，我国必须持续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坚持内外循环并举，才能有效突破西方国家对我国产业链的封锁和围堵。

第一，在外循环方面：首先，要拉紧中美全球价值链的链条，尽量避免“硬脱钩”。由于紧密嵌入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分工关系，中美之间呈现为“斗而不破”关系的利益基础依然存在；其次，要利用美欧缝隙重构中欧全球价值链。虽然欧洲在地缘政治上将与美国保持战略一致，但是欧洲与美国毕竟存在许多利益分歧点，而且其在华经济利益上与美国存在竞争关系，中国可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欧盟国家建立基于多边规则的深度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我国企业的国际市场空间。最后，中国需要重点构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全球价值链，以及沿一带一路的“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因此，必须加快推进我国与东南亚、东北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巩固我国作为东亚价值链的轴心地位。

第二，在内循环方面：首先，要坚持和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对内开放是形成强大内循环以对冲外来力量冲击的重要措施。对内开放不足将阻碍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更影响高质量发展。过去我国的对外开放比较充分，但是对内开放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内需市场规模优势的发挥。因此建议撤除一切妨碍要素资源商品流动的制度壁垒和产业进入限制，真正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政策，搞活国内经济循环。其次，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市场，尤其是要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以此支持超大规模市场在激励创新、支撑增长、强化分工、吸纳资源、促进循环等方面的有效作用。最后，要构建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统一集中的制度优势，以市场化为基础，在国家引领下集中力量突破产业技术的卡点、堵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