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有企业家在聊天时告诉我，媒体上出现的“乌卡时代”一词，他颇为认同。“乌卡”（VUCA）代表英文的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首字母缩写，这些因素描述了企业在制定计划或者向未来展望时的困惑和环境感受。的确，大疫三年，对很多企业来说，反复的“计划不如变化”，一次次的出人意料，过去企业家引以为豪的经验主义在外生冲击下屡屡碰壁。在不确定性下，政府常规性的政策也容易陷入塔西佗陷阱，环境与舆情两者相互强化，社会甚至比企业家还焦虑。

如果过滤掉种种断章取义的噪音，应当认为，我们所走的道路中长期是确定的。时任外长王毅在二十大之后与布林肯通话：美方如果真想了解中国，请认真研读二十大报告，中国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这被一些自媒体解读为要求美方学习中共二十大精神，在我看来，王毅的谈话是表明，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道路和目标是明确的，不存在烟雾弹，大国之间不存在阴谋论。

应当精确理解我们时代的确定性旋律——

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确定的，但要认识到“发展”指的是高质量发展。“人民经济”替代“市场经济”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不值一驳。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的内涵包括：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现代化产业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区域和城乡协调等。我们党的重要文件对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的平衡，经历了“又快又好”、又好又快提法，在新时代提出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是确定的，但要认识到统筹发展和安全更显重要。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是搞“闭关锁国”，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我们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具有一系列的举措，包括加入和推动加入RCEP、CPTPP、DEPA，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等，中国当然希望延续全球化的红利。但是，美国经济和科技上遏制中国已是中长期政策，关税、出口制裁、长臂管辖、构筑印太战略等盟友“小集团”已经成为美西方对华遏制的主要政策工具。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要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与此同时，有统计表明，近几年来中国的制造业比重占全球的30%，货物贸易顺差已经占到全球的40%，这样的经济体量和结构决定外部市场空间再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很小。

支持民营经济“两个不动摇”是确定的，但要认识到国家是要把资本引导到实体经济上。二十大之前，出现将“共同富裕”与否认“民营经济”发展相联系的错误舆情，社会存在对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政策的误读。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对各种不正确的议论，给社会信心和发展前景带来严重不良影响，中央坚决亮明态度、毫不含糊。与此同时，中央对于对民营经济是有引导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民营教育发展也要有利于国家创新和人才战略。虽然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都是学习西方科技，但是因为企业应用型技术存在一个中国化、本地化，以更加适应市场、更加提升性价比的过程，我认为，在非尖端领域，中国和西方企业之间的科研技术差距要显著小于两者大学、科研机构之间的差距，这是对我国不少产业链竞争力处于全球前列的一个重要解释视角。中国资本市场和社会对制造业、实体经济将是长期友好的。

短期的挑战仍然是不确定的——

虽然经历了2022年宏观冲击大年，但当前面临的外生冲击仍是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不确定，俄乌冲突、中美竞争、疫情纷争等因素的走向或许并不在地缘政治研究者的预测范围内，这些过去扰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变量在新的一年是衰弱还是强化仍要观察。我认为，地方债务是国内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较长时间以来，防风险的短期和长期双重考虑导致中央对地方债务政策的两难选择：松不得，也紧不得，这将是新一届政府经济施政需要直面的重要挑战。另一方面，从我们经受第一波疫情冲击的过程来看，虽然快速过峰，却正说明我们对疫情的预期和实际存在很大落差，人类对疫情和病毒仍有很多不了解之处。

虽然疫情后的社会秩序正在恢复，但经济能否回到、如何回到疫情前是不确定的。全球复苏不同步是过去三年的主要宏观特征，表现为美国与中国的不同步、新兴经济体内部的不同步、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不同步，客观上这为我国企业出口获得了窗口期。但疫情之后全球供求关系，正在演化为国际产能恢复和欧美需求收缩的双碰头。从投资看，中央政府财政政策加力提效，保持适度扩张的力度，地方政府受制于财力投资空间不会很大。从消费看，消费场景恢复，但居民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整体受损使得恢复需要时间。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将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改善最明确的是供给端，产业链畅通也意味企业间竞争激烈，过去几年热门产业的产能过剩可能更快来临。

虽然收缩性政策正在纠偏，但市场主体的信心是不确定的。针对数字经济平台、房地产等行业可能存在的矫枉过正，目前正在进行政策纠偏，但民营经济的信心不是喊出来的。根据我的观察，企业家信心关键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法治。如果对照成熟市场国家，发达国家互联网经济的反垄断和隐私保护、防范房地产的高杠杆的规则恐怕只会比中国更严，客观者应该都会认同这一点。问题在于，一些民营企业是否感受到被公平对待：是否同样在严格执行反国有企业垄断？国有房地产企业是否同样做到严格去杠杆？此外，一些影响到民营企业的治理政策，是否与之前的政策以及“法无禁止即可为”存在冲突？二是企业的需求面和盈利面的景气。对大多数企业来说，赚钱才有信心，在不赚钱的环境中始终难有信心，这是正反馈效应。而当前经济增速目标是确保“L”型的一横，大多数行业普遍高景气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分化是必然的。

以不变应对变化，坚持走专精特新道路——

走专业化道路、争做“隐形冠军”应当是绝大多数企业的选择。短缺经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市场容量越大的行业往往市场结构越稳定。在制造业领域，大体量的终端属于少数大企业之间竞争（比如汽车、手机），并不适合大多数企业。从新常态的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企业的发展总是非线性的，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如何穿越周期？多元化与专业化的思路不一样，专业化的逻辑是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专精特新是要做本行业的顶尖企业，减少周期性冲击，实现剩者为王，试想，当行业进入低谷的时候，头部企业受到的影响是不是要比其他企业小？

走专业化道路，怎么看待大与小？快与慢？第一步，先要争做细分行业龙头，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此基础上要努力突破一个重要约束：市场容量饱和。比如，一个细分行业市场容量10个亿，第一名的企业市场销售已经5亿元，市场占有率超过50%，这就面临如何实现企业的成长性的问题。我们说的专业化不是只生产一个产品，而是可以依赖核心能力和既有资源开辟新赛道。从自身能力探寻，可以有两类成长路径，一类是依据现有的技术进入其他领域，甚至降维打击。在现实中观察到，一些从事传统化工材料企业，利用长期技术积累，进入技术关联度很强的新兴产业上游领域。另一类是依据现有的下游客户提供其他配套，我国下游企业普遍具有集成组装的特征，当一个细分行业的市占率趋于饱和的时候，可以考虑进入一个新的细分行业为既有客户服务。

利用好外部资源，关键是自身对接能力建设。越是专业化领域，越应当是开放式创新。但进行产学研合作、引入创业团队乃至并购，考察对方的同时，更要自问：我们企业自己准备好了吗？对外合作是有门槛的。我曾经在苏州做企业广泛调研：产学研合作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答案是取决于企业内部的吸收能力。对外合作，不是依靠对方形成新增长点，而是在内外部团队不断融合中形成新的增长点。否则，对外合作创新就成为“你能做、我也能做”的平常事，而不能成为企业能力建设的一部分。

让创新走得更稳，要从产业链角度寻求确定性。工信部等部门提出，要推动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创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法。“隐形冠军”的产品主要是集成性子系统、关键零部件，总体处于产业链上游，这需要深入研究下游客户的行业、地位以及我们与之关系，这决定专精特新企业能否走远。下游有没有国产替代趋势？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去年在调研“小巨人”企业绿的谐波时了解到，企业研发机器人谐波十多年，真正成长则是伴随着下游国内的埃斯顿等主机企业同步的。如果下游没有国产化的趋势，上游零部件企业直接给跨国公司配套是很难的。上下游有没有协同创新的基础？比如共同降低成本、工艺匹配开发、股权联结等，只有上下游共同的专业化投资才能形成锁定效应，也才能形成超越供求关系的利益共同体，否则仅靠“关系”形成的上下游关系是不牢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