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态势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发展无论是坚定不移地向着进一步全球化的方向顺利推进，还是遭遇反全球化逆流干扰而曲折前行，不断地更有效地实现人员、物品、资金、信息、思想的畅通，都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线，畅通也是区域发展的基本路线①。进入新时代，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加畅通、更大开放的国内国际大环境和经济双循环新态势。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全面体现对人民的关切，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全过程民主，人民的精神丰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各地区经济实现多路向、全方位畅通运行，形成更大开放的大国经济新格局，将对人类发展做出更大的中国贡献。中国式现代化将推动形成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新态势。

经济全球化的形态变局与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

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发展从来就具有很大的国情特点，政策举措要符合中国国情，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与中国相似的国家，中国历来强调和坚持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中国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但直到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党中央才正式地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形态。这是因为，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不仅是中国的新时代，也是世界的新时代，即中国强势崛起成为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的大国，而且没有悬念地将成为经济规模世界第一大国，给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以极大影响，促使经济全球化形态发生巨大变局。在这样的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也进入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时期的发展阶段。因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观察和研究，必须从这个新的时代背景出发。

2022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似乎是突如其来，出人所料，但却影响深广，这一年注定将载入世界经济发展史册，不仅留下昭示世界的重要启示，而且深刻影响着历史叙事的认知判断。世界究竟怎么了？人类将生活在怎样的经济社会之中？而对于中国，20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标志，预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新征程。这一新阶段新征程既有显著的历史连续性，又有很显著的独特性，是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体现出的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不仅在制度体制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是不断探寻符合中国国情同时又适应经济畅通开放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新路径，简言之，是在世界大变局时代进行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新创造。如果说，改革开放至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阶段性目标已基本达成，那么，今后的新发展阶段则更加需要体现中国从主要依靠前车之鉴，提升为主要依靠自主创新。

从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的角度，即从文明进程的大趋势看，当前人类发展总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尽管高技术和丰富生活已经今非昔比，但能源、粮食、基础材料等，仍然对经济发展和基本生活具有关键性作用。特别是，经济增长仍是最重要的标志性指标，具有全局性影响，这是前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都没有的特征。就世界范围看，工业化发展离“达峰”“持衡”阶段，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贫困、饥饿、寒冷、无家可归、流离失所，随时会闯入亿万地球人的家园。而应对所有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有经济增长的支撑。从这一意义上说，在现阶段，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仍然具有传统性意义，传统工业化模式中的基础性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过，从另一方面观测，如果将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传统认知作为今天的叙事体系，则已是今非昔比。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从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说，“迅速崛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具有的史无前例的“特色”）表明，人类发展的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形态可以具有多样性。各国的国情特色决定了规则有别，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非只体现西方情势和西方模式，而必须包容世界各国选择符合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并容忍各国规则的一定差异性。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认知，那么，承认各国特色差异还只是第一步，从新阶段开始，必须从这一世界大变局的“节点”继续往前走而绝不是往后退，即必须在认知世界多样性的基础上，继续实现经济全球化新形态背景下的新型工业化和高质量开放。所以，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各规则空间的相容、接轨，形成“和而不同”的一体化系统。这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新格局下，区域经济发展新认知和新格局的世界大背景。

二、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区域经济的格局变化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形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局，中国经济崛起，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今非昔比。实际上，世界各国都在上述大背景下，或主动或被动地转变认知，调整发展策略。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开始对原本由它主导构建的世界秩序体系失去信心，任意采取违背它以往标榜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的秩序规则，例如动辄进行关税保护，还冠其名为“制裁”“惩罚”，似乎是在维护国际秩序；又如进行技术贸易保护和策略性限制，似乎是在维护公平竞争；再如进行产业政策补贴，以各种方式迫使企业和金融资源流驻美国，甚至不惜采取非经济手段打击与其具有竞争关系的国家经济体，即使是对政治盟友（例如欧洲国家）也不手软。在这样的情势变局之下，必须以新的思维来观察和认知当今世界经济秩序演变的走向。

从其建构取向来看，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是在“微观—宏观”范式的主流经济学认知的基础上，由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参与支持下形成的。按照“新古典主义”及“新古典综合”的建构思维，其基本构想取向就是：世界各国的经济体都必须按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想象，由粒子态、独立化、自利性和“微观经济主体”（私有企业）作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由自由市场供求所决定的价格信号作为唯一重要的经济调节方式，以到达市场体系的资源有效配置和总体均衡。各国经济尽管有其“比较优势”，并据此进行国际贸易而取得互利，但不需和不应进行国家干预，而要实行“零壁垒”“零关税”“零补贴”的自由贸易体制。不过，这样的经济体系还要有维护秩序和进行“宏观调节”的“老大”。当时的现实是，唯一的强权国家美国，在无政府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担任“国际警察”职能，以维护自由航行，当然也首先确保自身的利益。同时，在全球货币体制（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元体系）、国际自由贸易（关税贸易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开发投资（世界银行）等类似“宏观”层面的组织管理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一方面，世界各国的经济体都高度微观化（想象为经济体系中的“粒子”）；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则在美国主导下实现类似“宏观”均衡的状态，以及必要的国际性调节。这是一个想象中的美好世界，但是它并不现实。特别是当中国经济强势崛起，以及各国经济和各经济区域（包括国际性经济区域和各国内经济区域）各具特色并影响力日强，使得现行国际秩序的“微观”结构和“宏观”构想，实际上都难以适应高度多样化和多极化的世界。特别是，“区域”作为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场域和主体性存在，正在成为域观化世界中的突出重要现象，全面而深刻地决定或影响着整个经济世界的大格局。

与微观经济世界不同，在域观经济世界中，许多经济行为并非微观性的，而是存在各种行为群类及其协同协作关系。各国的文化和制度差异，使得不同国家和区域中的现实规则也必然是具有差异性或特色的。也就是说，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规则空间不是完全无差异的，政策环境也总是有其特殊安排，而不可能是一个“空盒子”般的经济行为构建。而且，在今天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强权可以代表“上帝”来规定全球实行唯一“合理”的规则体系，确保所有经济体如同是在一个无差异的规则空间中自由活动。各种差异因素和干预力量（特别是政府政策干预）是现实存在的，难以消除。而且，往往表现得“理直气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之，现实世界并非“微观—宏观”范式所刻画的经济体系，而是“域观—协调”范式所刻画的经济体系。在这样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加之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各国各区域经济必然是高度差异化、各有特色的（实际上，在史观范式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强调的“比较优势”就是域观因素的体现。既然承认“比较优势”，那么，在逻辑上就得承认规则差异和政策差异的存在）。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差异化的区域经济，畅通和开放地融入国民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之所以能够畅通和开放地融入国民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是因为要在底层逻辑上承认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因此，各区域经济才具有内在的可接轨、可协调、可一体化的性质。这是认知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域观范式的逻辑基础，即世界规则有异有同，可以实现“和而不同”的秩序格局。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区域经济的畅通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关于党的中心任务明确地做出了“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达。这是对基于中国国情和改革开放实践而形成的现代化进程的新认知。

回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经历了信仰式、追赶式和中国式三个认知阶段。所谓“信仰式”认知，就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及借鉴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当然难以完全模仿），将中国现代化进程归结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宏大历史叙事。即完全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伟大理想的崇拜而执念的现代化认知，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唯理”观的中国现代化认知。所谓“追赶式”认知，就是承认中国经济的落后，并认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决心通过体制改革，奋起直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将中国现代化进程归结为赶超过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发展经济，“无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且承认和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其他地区富裕。这可以称之为“唯实”观的中国现代化认知，即完全基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则的现实主义现代化认知。中共二十大确定的“中国式”认知，是在前两个阶段认知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特别是在中国实践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成功经验的支持下，自信地认知到，中国现代化有条件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气魄，实现高水平的现代化目标。可以称之为“唯新”观的中国现代化认知，即中国所从事和将完成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多方面的重大创新性，而不再只是对理论预言的“崇尚”和对经济发达国家的“追赶”。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人类事业，但仍然体现出“畅通是基本路线”的人类文明共同特征。

因此，中央的态度和国家的政策取向非常明确：中国绝不会走向自闭，而是要更有效地实现经济畅通，不仅是国内经济的畅通，而且是国际经济的畅通。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不能退回封闭自守的发展模式，相反，畅通发展仍然是必由之路,要在世界大变局中更好地形成区域经济畅通运行的新格局。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形态变化和国际秩序规则的重塑，没有改变更大的畅通性实现更大发展这一根本规律。只是如前所述，世界大变局使“微观—宏观”范式的世界秩序，向“域观—协调”范式的规则体系转变。区域经济关系将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和做出更大贡献。特别是表现为，区域经济格局从“微观”向“域观”的系统性演变，从单极“宏观”向多极“协调”的世界经济格局演化，为实现世界秩序重塑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过去的区域经济基本格局是：东部沿海对外开放，是区域发展前沿；西部地区为“内陆腹地”，是区域发展后方。一条80年前绘制的“胡焕庸线”，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描绘得十分贴切：占国土面积40%多的中国东南部地区，人口占90%；区域间的经济畅通性严重受阻，经济重心和发展水平长期处于偏东而疏西的梯度差距分化状态。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发生越来越显著的变化。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畅通性大大增强。公路网密布全国，深入乡村。公路总里程528万千米。农村公路总里程超过404万千米。路网规模居世界前列。高速公路16.1万千米（2021年底），居世界第一。高速铁路营业总里程突破4万千米（2021年底），居世界第一，已有近3200千米高铁常态化按时速350千米高标运营。高速铁路包括城际高铁、山区高铁、合资高铁、跨国高铁等类型，其时速有250千米、300千米和350千米等不同标准，以适应各区域交通的具体需要。截至2020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14.6万千米。

中国不断刷新桥梁建设纪录，高桥、长桥、大跨度公铁两用斜拉桥、跨海大桥等的世界第一都在中国。其中代表性的世界最大长度的跨海大桥，即2018年建成的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壮举，体现了中国通桥能力的世界水平。中国桥梁的跨越能力、建桥技术、建桥材料、建设装备等，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在跨海桥、高速铁路桥梁、跨越繁忙水域大跨度桥梁建设等方面，为世界桥梁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桥梁建设市场上，中国建造的桥梁已经接近了全球市场一半左右的份额。在长江上已经建成了超过160座桥梁。过去由于“长江天险”以及“蜀道难”之类阻隔交往而经济长期落后的地区，已经因畅通性的根本性改观而转变为经济最活跃的区域。

促进畅通性极大增强的技术进步，是信息网络获得很大发展，并加入全球性互联网系统。截至2022年6月，3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5.63亿户。中国宽带的平均下载速率和移动网络的平均下载速率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可以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与各国、地区和国际组织一起，共同推进全球卫星导航事业发展，服务全球，造福人类。

在交通通信网络系统的支持下，中国实体经济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畅通性极大增强。中国经济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业务合作效率，堪称世界之优。不仅成为“世界工厂”，而且一些地区的制造品，即使是“小商品”，也可以大规模行销世界，甚至直接影响国际市场的供应丰缺。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经济的畅通性得到历史性的改观和极大提升。以此为标志，就足以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摆脱落后，完全可以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期新征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态势、格局和观念也将发生新变化。特别是，区域经济的开放格局与国际畅通性的关系将发生历史性的新变化。如果今天的中国仍然还可以称为“发展中国家”，那么，其含义也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这一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显著表现，在中国区域发展及区域经济格局演化中体现得极为突出，这也是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根据中共二十大报告所表达的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理论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②，可知，高质量发展是关键环节。所以区域经济的首要问题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则首先体现为畅通性。

区域经济畅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经济增长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也直接体现在这个重大关系上。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看，今天的世界总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只不过是，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处于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实际上是指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的工业化阶段，而不能说工业化阶段已经过去。在现代经济社会，即使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特征仍然是：经济增长很重要。这是人类发展的工业化阶段与其他时期的最大区别。在此阶段上，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更重要的内容。如果说过去的工业化是“向自然进军”“战胜自然”，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今天的工业化则是“以自然为母”“做自然之友”，继续保持经济增长。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工业化的最基本特质。总之，对人类发展来说，后工业化阶段尚未到来，工业化的新阶段是对高质量的追求。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发展，要更自觉地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国际经济区域化新格局与中国区域经济的开放发展

对区域经济的研究表明，如前所述，传统微观经济学所刻画的经济体系格局和经济全球化形态，尽管在学术抽象上是可以想象的，但在现实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现实存在的全球经济格局是：人类发展中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经济体制、不同的行为表现，共存于同一个世界，命运相关相连，但又各具特色，即呈现为多样化的经济全球化形态和区域格局特征。这就产生了一个突出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既然不是经济学所刻画的同质性经济格局，那么，在不同的区域，包括国际区域和国内区域，经济行为的规则必有一定的异同相间性，也就是说，既有共同一致的规则，也有不同的规则，因此，人类发展进入经济全球化新时代，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整个世界处于规则博弈的时代，最大的冲突是规则冲突，因而人类迫切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是，不同规则的接轨和协调。即在异同相间的规则体系中，必须相互一致的规则如何形成和维持，避免双重标准；而各具特色的规则如何相容和互联，避免冲突脱钩。区域经济的畅通发展越是向着开放性格局演化，这个问题就越是突出和复杂。

目前，经济全球化向新形态演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际经济越来越具有区域化的性质。这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构建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在面临世界经济发展格局重大变化的挑战。按照“微观—宏观”范式框架建构经济全球化形态已经很不适应世界现实。因此，尽管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的共同大道，但世界不会是所有经济体都趋向同质化，国际贸易也难以呈现实行所谓“三零”（零堡垒、零关税、零补贴）体制那样的想象中的国际经济格局。由唯一的超级霸权国家充当世界警察和国际协调强权，来应对全球经济贸易的无政府主义格局——这样的国际秩序体系已经非常不合实际。所以，必须通过各种协议方式，来实现规则协调和经济行为接轨，以避免秩序紊乱甚至发生严重冲突和战争。这就是国际经济格局的区域化趋势，以此应对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体系可能产生的不协调和冲突，从而形成适应国际区域协调和国内区域平衡的经济全球化新态势。

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中国经济的区域格局不仅关系国内各主要区域的有序发展及区域间的协调平衡，而且与国际经济的区域格局和发展有着越来越广泛而深入的关系。例如，粤港澳大湾区、“一带一路”促进形成的陆海各新地区、新港区、新城区之间的新格局，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态势。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态势格局，已经远远不只是偏向东部开放，进入海洋世界，而是向东、向西、向南、向北的全方位开放，全路向推进。一方面，对内成为区域经济格局重塑的开放通道和经济开放区域，例如各类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经济开放开发区等；另一方面，对外形成各类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舞台和通道：不仅是向东与海洋国家的国际交往，而且包括向西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向南的东南亚联盟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向北与俄罗斯等资源大国的区域合作发展等。这样，中国的区域经济布局也将更畅通更协调更平衡，可以向着海洋方向和欧亚大陆腹地方向，施展更大的经济张力，形成国内经济区域和国际经济区域更深入的“经济双循环”格局。

由于在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变化，使其在国民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区域经济以及对其的研究主要被视为国民经济内部领域，是国内经济整体中的次级经济以及研究主题。而在新时代，如本文前述内容所显示的，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区域经济研究已经走到国民经济的前沿，在许多情形之下，区域经济成为国民经济首当其冲的领域和研究主题，需要先行、先试、先突破。特别是在规则博弈中，区域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区域化的格局，必然要求进行不同形态经济体和经济规则间的挂钩、协调、合作新探索。换句话说，区域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的畅通开放进程中，可以发挥探路尖兵作用，进行新时代的改革试水和攻坚。也许，对于国家整体而言，“敢闯”“敢试”已不是发展主线，但对于区域经济而言，要实现协调发展，没有现成的道路，必须要有更大胆的创新和突破性思维，实施因地适宜的各种“战略”之举。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提及的、已正式列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就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现代化等；还有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等各具历史地理特质地区的发展安排；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地区、黄河流域地区、雄安新区、成渝双城经济圈地区等，被赋予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性功能；沿海地区则要为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做出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而对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则要大力加快构建各类具有区域特色的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创新超大特大城市的发展模式，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上述战略之举，充分体现了区域经济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表现，鲜明地体现了如本文以上所述，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已从“信仰式”“追赶式”，提升为“中国式”，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独特中国特色②。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具有高度开放，并且在开放中实施具有国家战略性质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中国模式特质，具有强大的组织资本优势③。换句话说，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只是国民经济之内的次级问题，更是具有国内国际双重性质的、居于经济全球化新形态中的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战略问题，同时也是适应国际经济区域化趋势的中国区域经济畅通开放发展的新态势。

注释

①金碚：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581—587页。②金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河南日报》（理论版），2022年10月27日第11版。③金碚：论经济的组织资本及组织政策——兼议新冠肺炎疫情的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4期，2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