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和战略抉择。毋庸置疑，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关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基本遵循，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既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着力点，那么关键的问题在于，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是摆在理论和实践部门面前的重大课题。更好地理解和回答上述问题，必须首先明晰何谓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及何谓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揭示二者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进而探寻基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导向，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路径。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在哪里

实际上，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以来，在理论和实践部门曾有过不少误读乃至曲解，出现了一些理论杂音，对此，习近平同志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并斩钉截铁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我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科学认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主动作为、善于作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②可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是一种新的开放发展观。这一开放发展新模式的时代价值不仅体现在中国意义上，还体现在其世界意义上。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是一种新的开放发展观，其中的“新”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循环的“重心”有了新变化，二是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比较优势来源有了新的依托。

(一)经济循环“重心”的新变化

老子曾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所谓新发展格局显然是相对于“旧发展格局”，或者说相对于“传统发展格局”而言。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开放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这一开放发展模式的形成，有其选择和形成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国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生产力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极其低下的条件下展开的。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决定的供给能力不足，以及收入水平低下带来的消费能力制约，从而在经济循环的四大环节中的起点即生产，以及落脚点即消费两个关键环节中，形成了严重的堵点和痛点。此时，完全依托国内市场或者说主要依托国内市场，只能实现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循环。而破除作为起点上的生产堵点和作为落脚点上的消费堵点，必然意味着在开放发展的模式选择上，只能采取“借鸡生蛋、借船出海”的方式，即一方面抓住全球要素分工的战略机遇，通过大量利用外资，包括引进技术、设备、中间品等，破除了生产端堵点，实现了生产能力的快速提升，促进了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长足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借助强劲的国际市场需求，破除了消费端堵点，成功实现了产品向货币转化的“惊险一跃”。由此，“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模式不仅解决了生产端的堵点和痛点问题，也解决了作为落脚点的消费端的堵点和痛点问题。

可见，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意味着经济循环的“重心”在国际大循环，国内产业链和价值链相对较短，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所依托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初级要素如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禀赋等形成的低成本优势。这一开放发展模式虽然在特定发展阶段具有选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且在实践中也促进了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但伴随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尤其是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的叠加影响，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高质量新阶段，“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模式所赖以成立的基础和条件已不复存在，面临着可持续性挑战和困难，亟待转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根据习近平同志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深刻阐释可见，与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相比，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开放发展条件下经济循环的重心将进一步向“国内循环”部分倾斜，进一步拓展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延伸。或者说，改变以往“两头”过度依赖国际循环的发展格局，在提升国内产业链升级过程中，延长国内价值链，将更多的环节和阶段尤其是关键部分而不仅仅是以往的“中低端部分”置于国内，进而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目标。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的重要差别，体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新”维度。

(二)经济循环依托优势有了新变化

中国“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模式，从微笑曲线角度理解其国际分工地位，其实就是“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产业或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中，承接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等低附加值部分。这是全球要素分工演进大趋势与中国充分发挥要素优势耦合的必然选择和结果。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比较优势从特定时点看确实是静态和既定的，但是从时间演进角度看又总是动态和变化的；另一方面，比较优势从具体来源看，其决定性因素绝非仅仅是要素禀赋，其他因素比如制度质量、本土市场规模等，同样能够成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联合国针对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在影响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区位布局方面，东道国市场需求规模是仅次于要素禀赋优势而排在第二位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比较优势的变迁不仅来自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同样可能来自诸如市场规模变化等。“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比较优势动态变迁角度看，其实正是根据当前现实比较优势而对参与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和战略作出的重要调整。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客观而言，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不仅体现在各种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已经大幅上升，从而传统的低成本优势也逐步丧失，与此同时还表现为以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突出表现为每年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而带来的要素禀赋结构深刻调整，以及其他构成比较优势重要来源因素的变迁，比如本土市场规模。与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相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传统比较优势逐步丧失条件下，将转向依托本土市场规模等培育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这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的重要差别，体现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又一“新”维度。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从理论逻辑上看，亟待构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传统开放发展格局确实有本质差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具备了转向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条件和基础。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对过去10年发展成就的总结给予了肯定答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从五十四万亿元增长到一百一十四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百分之十八点五，提高七点二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三万九千八百元增加到八万一千元。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十四亿多人的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城镇化率提高十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百分之六十四点七。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我们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一万亿元增加到二万八千亿元，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③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开放发展不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形成了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而且构筑起了创造财富的能力，尤其是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实现了快速进步。这是新阶段中国转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和底气。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

所谓高质量发展，其实并无统一范式和界定，而是要根据事物发展所处具体阶段、视事物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而定。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也不例外。例如，在新中国成立的工业化发展初期，只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乃至高速增长，尽快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进而实现小康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在早期的小学课文中，将工业化发展下烟囱冒烟形象地描述为天空中“水墨画的大牡丹”，这无疑就是人们心中的“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人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消费，还需要“绿水青山”，因此，以往作为高质量发展标志的“水墨画的大牡丹”，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显然已经不是“高质量”。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经济高质量发现显然有了新内涵。

(一)充分体现五大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此，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际上，早在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定义高质量发展时，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世界经济至今增长动力不足，根本上看是发端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前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基本已接近生命周期的尾声。开放的中国经济除了面临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大背景外，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中国“大国特质”的高质量发展，也内生地要求发展动力必须由以往要素和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强调创新其实强调的就是解决发展动能转换问题。由于受到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低下等因素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采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这一模式在取得非凡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区域和产业等层面的不均衡、不协调等问题。这显然也不符合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需求，为此，必须更加注重协调发展，以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开放发展模式，虽然有助于通过“借船出海、借鸡生蛋”的方式促进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走完发达国家近200年的道路，但“低端嵌入”下的经济高速增长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和生态为代价的。所谓“污染天堂”和“污染避难所”的实证研究发现④，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上述判断。进入对“绿水青山”有着更高需求的新发展阶段后，绿色发展需要解决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体现了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前所述，传统开放发展格局下国际大循环对国内市场作用发挥不够，“两头”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不仅意味着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由于国内价值链相对较短，从而难以更有效地发挥开放引领发展的作用，而且在竞争优势的培育上，也无法充分发挥本土市场因素的作用。因此，无论是从更好获取开放发展效益角度看，还是从培育竞争新优势角度看，高质量发展阶段都更加需要实现内外联动，这正是五大发展理念中开放发展的要义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之所以被反复强调达8次，无疑说明在财富积累和增长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成果的“共享”，即共享发展需要着力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二)实现质与量的有机统一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人们往往更加关注经济发展从以往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或者说更加注重后者而忽视了前者。实际上，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或者说“二选一”关系，而是具有内在的辩证统一关系。换言之，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其实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关系。强调经济高质量增长，并非意味着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再重要，相反，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基础，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就得不到保证。如果说，做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的科学判断和战略抉择，正是建立在对前期经济高速增长从而形成的庞大经济体量给予的客观评价和充分肯定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未来“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其实仍然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增速作为基本保障。因此，“从以往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只是说明事物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即以往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在于追求增长速度，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而进入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则在于追求经济增长质量，通过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深刻指出了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根本原因。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绝非一味只注重“高质量”本身，与此同时还要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此才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三)有效统筹好开放与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曾坦言，“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⑤，并且明确强调指出，“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⑥毫无疑问，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与外部世界进行更加充分的物质、信息、能量交流交换中，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尤其是能够助力高质量发展，但由此也面临着外部世界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其中不仅包括诸如自然灾害和世纪疫情等客观因素和不可抗力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断裂等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也包括诸如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等主观因素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总体来看，伴随开放向纵深两个维度发展，国家面临的与开放有关的安全问题就会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经济、金融、贸易等安全问题外，还有当前越来越重要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公共卫生安全、海外资产安全等问题。特别地，考虑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等多重因素叠加，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包括中美对抗全面化带来的贸易摩擦风险、产业链转移集群化风险、“引进来”存在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渗透及搜情风险、以及“走出去”财产和人身安全风险，不容忽视。虽然安全的发展未必是高质量发展，但是高质量发展一定建立在安全基础之上，没有安全，也就谈不上高质量。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到有效统筹开放和安全。

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非单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非仅注重实施更高水平开放，而是要实现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从这一意义上说，明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实际上主要明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如何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如何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双循环“相互促进”如何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第三个方面的作用即“相互促进”的作用逻辑，实际上又是前述两个作用机制在相互的“正反馈”作用中产生的放大效应，因此，对第三个方面问题的理解又可以转化为分析“双循环”如何相互促进的问题。

(一)国内大循环的作用逻辑

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本质是发挥本土市场效应，这也是从“国内大循环”角度理解和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塑造竞争优势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的关键视角。实际上，在有关本土市场效应或者说母市场效应的研究者中，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证层面，学术界均肯定了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于大国经济来说，更是如此。比如，传统国际经济理论中的林德的重叠需求理论、泽威姆勒等人的“需求引致创新”理论、文德的国内需求与贸易模式理论、克鲁格曼等学者提出的本土市场效应理论、梅立茨提出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都对此进行了经典而严谨的理论刻画和分析。⑦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理论虽然关注到了需求侧因素的重要作用，但其核心要义依然是需求因素诱发的供给侧层面的变化，或者说依托本土市场需求支持产业发展，最终通过产业也即微观层面本土企业的逐步成长，包括知识、技术和品牌等核心竞争力的不断培育，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因而本质上仍然是供给侧层面因素的作用。但是，基于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意义，不仅在于能够诱发和改变供给侧因素的动态变化，从而影响着竞争新优势的培育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其本身变化可能同样会成为诱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因素，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需求因素能够成为影响全球价值链区域布局的直接因素，而且本土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助于成为“高端”环节布局承接地，由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看，发挥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可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重维度”同时产生作用。比如从贯彻新发展理念维度看，基于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国内大循环，可以充分发挥已有理论所揭示的“需求引致创新”作用，使得创新成为第一动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意味着区域和产业之间的分工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可以在区域和产业层面实现更加协调发展；以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内生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有助于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化；依托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重塑竞争新优势，可以更加有效地打造内外联动的开放发展新局面；更高层次、更加协调、更加均衡的发展方式，有助于在提升创造财富能力的同时，使得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大众，更好地实现共享发展。从实现质与量的有机统一角度看，基于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国内大循环，实际上是在传统优势不断丧失条件下，为经济发展培育的新动能，从而能够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保障经济增长位于合理区间，而后者也在一定程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提供了保障作用。从有效统筹开放与安全角度看，基于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国内大循环，不仅有助于重塑竞争新优势从而提高开放发展的安全性，而且伴随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逐步提升，也会增强对外部冲击的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

(二)高水平开放的作用逻辑

何谓高水平开放?对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曾进行过定义，即“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可见，更高水平开放主要就是指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所谓更大范围开放，主要是指不但要继续坚持对发达国家开放，更要扩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所谓更宽领域的开放，是指不仅继续坚持扩大制造业开放，还要扩大服务业开放；所谓更深层次开放，主要指不仅要扩大边境开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更要推进边境内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从更大范围开放的作用逻辑看。更大范围开放尤其是通过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可以在全球更加广阔的范围形成经贸合作关系，取得更多的资本利得用于投资和创新。况且，一直处于开放发展洼地的中西部地区，多属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地带，因此，在参与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可以重点发展中西部区域，为产业内迁提供必要的分工基础，在给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的同时，有效促进东部沿海地区实现全球价值链定位升级，实现产业技术革新和区域创新发展。显然，更大范围开放可以有效实现国内国际开放空间格局的双维扩张，不仅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等，对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空间格局的更加优化配置，还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保障一定的经济增速，实现质与量的统一。空间上开放合作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市场多元化战略的实施可以进一步避免“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等问题，尽可能降低开放发展的风险，更好地统筹开放与安全。

从更宽领域开放的作用逻辑看。从以往制造业领域开放不断向服务业领域开放拓展，实现由制造业领域“单兵突进”的开放模式向制造业和服务业“齐头并进”的开放模式转型，不仅能够有力推进中国产业协同发展，大力培育第三产业成为国民支柱产业，通过产业层面的技术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服务贸易开放为东道国带来人力、资本、管理经验等要素，通过溢出效应与关联效应提高产业生产率、优化地区产业结构，在内外联动的开放发展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⑧在提升创新能力以及实现更加协调和均衡发展的同时，借助于产业结构升级，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绿色经济转型。与此同时，服务业进一步带来的消费结构优化，也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内多元化需求，更好地实现共享发展。类似地，在产业结构演进趋势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可以进一步从制造领域为主向服务业领域拓展，从而在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培育中，保障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增速基础；开放范围的扩大有助于增强产业链的完备性以及延长国内价值链，从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开放和安全的有效统筹。

从更深层次开放的作用逻辑看。制度型开放的本质和核心，其实就是更加重视建立健全管理和规制境内经济活动的政策举措和规则体系，优化营商环境。诸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良好营商环境的营造，能够确保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作为国内制度开放水平直接体现的营商环境，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化进程对开放质量的贡献及制度规则壁垒破除程度，对于国内区域间打破市场壁垒，促进商品流通，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创新意义。因为以营商环境优化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有助于资本、劳动、技术和土地等要素禀赋在各部门间自由流动，有利于吸引更多外资投资，激烈的国际竞争将使得本国生产部门的资源配置更为合理有效，进一步推进国内要素流通和市场一体化，促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联动发展。引进更加严格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企业标准，有利于规避污染天堂效应，推进供给侧改革，提高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质量。如果说制度型开放是开放条件下的上层建筑的话，那么其不仅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力量，促进新的经济基础形成、巩固和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合理增速相统一，而且能够在提升制度性话语中对开放安全起到重要保障作用，实现开放和安全的有效统筹。

(三)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逻辑

国内大循环与高水平开放之间具有鲜明的内在逻辑联系：国内大循环是参与国际大循环包括实施更高水平开放的基础和前提，参与国际大循环尤其是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大循环是更好地实现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对于崛起大国而言，完全依靠参与国际大循环是不可持续的，进一步参与国际大循环需要依托畅通国内大循环培育竞争新优势；而畅通国内大循环，尤其是在国内大循环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仍然离不开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开放发展模式。

融入国际大循环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既是夯实国内大循环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必要物质基础的必由之路，也是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系统的必由之路，更是强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制度保障的必由之路。对于开放型经济大国而言，不以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为基础，就难以实现在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分工。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需要有内生的动力系统加以支撑并内生地培育出竞争新优势。中国需要在不断释放内需潜力过程中，内生地推动技术进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变革和优化，从而培育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国内大循环强调的是如何利用本土市场问题，而国际大循环强调的是如何利用国际市场问题，而国际市场显然又是国内市场的拓展和延伸。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于一个开放型经济发展大国而言，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国内资源与国际资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互动而非单向的影响，是必然的。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的互动，一方面体现为是国内大循环中的各个环节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国际化，与国际大循环形成交集；另一方面体现为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各种表现形式，都会影响和渗透到国内大循环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和阶段。

可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不仅在于由前述分析指出的国内大循环的作用逻辑以及高水平开放的作用逻辑，在厘清国内大循环与更高水平开放的国际大循环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后可知，上述两个方面的作用逻辑会通过进一步的“正反馈”而产生不断的放大效应。这种放大效应并非国内大循环与更高水平开放单独作用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不断地往返循环和良性互动中，作用力得以提升和放大。这正是双循环“相互促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逻辑。

四、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的“双循环”构建之路

基于前文分析可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助于推动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走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其实已经进行了战略部署，并指明了方向：“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特征、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以及作用逻辑的分析，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导向的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其实仍然不外乎“改革”和“开放”，前者的侧重点在于实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者的侧重点在于推动开放迈向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唯有做好上述两个方面，也才能更好地统筹开放和安全。

推动统一大市场建设，夯实扩大内需的市场基础

影响内需的因素固然众多，但是从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本质内涵出发，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关键着力点，仍然在于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没有统一大市场建设，需求就是分割和支离破碎的需求，难以形成真正的规模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⑨。为此，我们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通过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我国强大的内需潜力，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过程。有研究指出，国内市场分割是导致出口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⑩，显然这些研究发现背后所蕴含的理论逻辑是，当国内市场需求因为“分割”和“支离破碎”而难以成为产品出路时，只能依托国际市场寻找出路。在我国经济体量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并且人均收入水平超过1万美元从而迈向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时，“两头在外”的需求端仍然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很大程度上说明并非没有国内需求，而是潜在的国内需求没有得以充分释放，更确切地说，尚没有转化成规模性竞争优势。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点。

(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在于“畅通”循环，不仅包括需求端堵点的打通，也包括供给端堵点的打通。高效的经济活动需要产业链上各种商品和要素的无缝链接，再生产各环节实现正常循环。如果链接或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微观层面表现为企业的停产、限产甚至破产等，宏观层面会出现增速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特别地，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包括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科技封锁力度，我国急需在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方面破解“卡脖子”难题，亟待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对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形成高水平自立自强的产业体系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这主要体现在诱发技术创新、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和集聚创新人才与资源等方面。如此，才能在切实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加快壮大自身高技术产业，才能在各种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三)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增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中，仍然要强调对外开放，但绝不是以往“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传统开放，而是要实施更高水平开放，即前文所述的更大范围、更快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以此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便是大国，也无法解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稀缺，甚至可以说资源短缺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开放以实现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资源、能源、物质、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和交换，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化资源配置。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不同，其所需要的资源和面临的约束条件也不同，比如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主要需解决的要素和资金投入问题，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需要解决的则是创新要素投入和创新活力的释放问题。如果说，传统开放发展格局很好地解决了要素和投资驱动问题的话，那么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高水平开放，以更好地服务于创新驱动的需要。为此，必须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精神。需要指出的是，伴随经济发展形势之变，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内容上，同样也要“与时俱进”。比如，更宽领域开放伴随数字经济在内的经济新形态、新业态的出现和发展，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路和推进措施。

注：

①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当代党员》2022年第18期。

④余东华、张明志：《“异质性难题”化解与碳排放EKC再检验———基于门限回归的国别分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7期。

⑤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

⑥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5日。

⑦黄先海、张胜利：《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选择：大国市场诱致》，《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11期；钱学锋、裴婷：《从供给到需求：贸易理论研究的新转向》，《世界经济》2022年第8期。

⑧季剑军：《全球或区域治理模式比较及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启示》，《经济纵横》2017年第11期。

⑨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⑩张杰、张培丽、黄泰岩：《市场分割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吗?》，《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