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工作要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各级政府、各个地方出台了一系列增强制造业和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政策举措，但客观地说，当我们调研不同类型企业对未来的看法和信心时，往往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大企业和小企业的看法不同，战略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不同，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不同，分化的趋势较疫情之前更为显著。疫情期间，经济结构转变给企业带来的影响，要显著高于经济总量变化。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企业家对一系列政策支持的获得感仍然不够强？我认为，提振制造业信心、增强民营企业家获得感需要做好“关键多数”的工作，这是当前推动经济运行尽快整体好转的“真问题”。

结构变化是显著的，疫情三年来，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以及展现出来的信心，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一，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分野。从全国多地情况看，大型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基本都明显好于中小企业。据统计，去年江苏工业大企业（集团）实现营业收入超百亿元企业达194家，2021年为172家，较2020年的148家分别净增46家和24家，数量增加显著高于其他工业指标。而另一方面，中小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订单难找、成本难降、账款难收、融资难求、人流物流难畅通的问题，应该说，中小企业受疫情的冲击更大。

第二，行业景气程度前所未有的高度分化。以光伏和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近年来持续高景气，2022年国内光伏新增装机超过87吉瓦，同比增长59.3 %，其中，集中式光伏新增36.3吉瓦，同比增长41.8 %；分布式光伏新增51.1吉瓦，同比增长74.5 %。2022全球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装机量达到515.9GWh，同比增长65.83 %，其中，国内电池装机量 261GWh，同比增长86 %。从江苏情况看，2022年江苏规上工业增加值实现增长5.1 %，而锂离子电池、新能源整车、光伏设备及元器件产值同比分别增长92.6 %、67.9 %和58.5 %，因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提高，汽车产量同比增长29 %，结束长达5年连续下滑态势。显而易见，景气分化造成各个行业对宏观经济感受的巨大差异。

第三，各类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的感受存在显著差异。大型企业和风口行业是地方招商引资的重点对象，各个地区往往会打造政策优惠的洼地，对这类企业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土地、税收、融资等方面的优惠。近年来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头部企业会在多个地区布局产能，这除了产业链协作的要求之外，获取各个不同地区的政策支持也是重要原因。针对列入一个地区的重大项目，各个地区会在开工手续、环保、安全等方面获得更快的协调。疫情期间，重点园区的重点企业得到的“保产”、“保供”的支持也是不同的，在政府部门推行的“链长制”往往明确提出优先保障重点产业链上的企业。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民营制造业企业信心出现显著的分化，但另一方面的现实是，中低端制造业仍然是我国制造业的主体。以制造业水平处于全国前列的江苏为例：民营规上工业增加值占全省比重超过50 %，那么，也说明近半数的制造业企业仍属于规下企业，而且根据划分标准，规上企业销售在2000万至4亿元的部分仍属于中小企业；江苏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比重约为40 %，那么，也说明传统产业规模占比仍占60 %的大多数。所以说，提升制造业企业家群体的信心，关键是增强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信心，支持广大传统制造业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尽可能为这些企业塑造普惠的营商环境。树立广大传统制造和中小制造企业的信心，不仅不容忽视，而且是党委和政府工作的“关键多数”。对此建议：

第一，提升法制化、普惠化的营商环境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平等普惠，不是“特供”。要依法平等保护国有、民营、外资等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自主经营权，完善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且，平等不限于所有制平等，还在于实际工作中的“重大轻小”、“重概念轻传统”形成的制度执行不平等。传统制造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底，中央用“五六七八九”肯定中小企业的贡献。一视同仁维护各类企业合法权益，让企业有普遍的获得感，从而激发企业家干事创业的激情动力，才能真正构建公平、高效、廉洁的营商环境，这一点对于我国大多数处于爬坡上坎阶段的企业群体尤其重要。

第二，加快对传统制造和中小制造企业的赋能。一方面，要鼓励传统制造和中小企业敢于技术创新、创立品牌；另一方面，要为企业立足自身优势、高效整合资源、避开短板创造条件，搭建人力资源、政府服务、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赋能，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从竞争中突围，并赢得竞争利润，从而为下一步发展创造机会。数字化转型是为企业赋能的关键一环，比如，江苏在去年启动“智改数转”的基础上，年初的42条提出今年再安排12亿元支持工业企业开展免费诊断、高端化改造升级、智能制造及工业互联网标杆示范和融合应用创新等项目建设，可以借鉴前期经验的基础上，细化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诊断的颗粒度，加快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

第三，支持基层工业园区和集中区优化发展环境。中低端制造业仍是我国制造业的主体，为数众多的传统制造和中小制造企业分布在区县和乡镇的工业园区。对这类园区，要加大标准厂房、配套服务设施建设，促进共用共享，坚持基层环保、安全等政策执行的专业性、协调性和可预见性，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引导零散工业向集中区转移。鼓励与产业集群相关联的项目落户，把基层工业集中区打造成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因地制宜加强国家级、省级园区与基层园区的联动发展，改善扶持政策，建立资源统筹调度和统一结算机制，构建入园项目的空间、土地、环境、能耗、税收、经济等指标“共管共享”模式，实现资源平台共用、项目收益共享。

第四，强化链主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产业链责任。工信部等部门近年来提出，要推动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创新。产业链的稳链、固链不仅要直接支持产业链上的企业，还要支持产业链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很大程度上，中小企业的信心来自于需求，疫情期间资源向大型企业集中的趋势，更要求链主企业疫后承担更多的产业链发展责任。其他地区可以借鉴北京等地的经验，对“链主—专精特新”企业之间的合作设立专项支持方向，比如，补偿上下游企业之间试用材料等成本，更大力度支持首台套以及之后的产业化，减少下游企业“不敢用”的情况。同时，还可以将对中小企业的带动作为对下游国有大型企业考核和评估的重要标准之一，让国有企业给中小企业以市场。这样既可以实现产业链市场化运作的可持续性，又把握住了产业链协作的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