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与“改革开放”“特区”“新区”等理论创新有所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对我们党100多年来所走过的路、所做过的事的精辟总结，是深思熟虑、具有前瞻性的概括。

毛泽东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启蒙者。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以及1954年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先后提出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工业化”“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宏伟构想。

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方面的现代化建设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表述。此后在1957年、1964年、1965年，他对“把中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进一步阐述。

改革开放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以及小康社会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新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渡，并奋力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系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当代现代化成就尤其是新时代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伟大成就的理论提炼与概括。

这里，我想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和大家谈谈自己关于这一理论创新的认识与体会。

建立在中国历史和国情基础上，实现守正创新与接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递进式推进的。我们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些时间段需要联系起来看。

经过28年的革命战争，我们党建立了新中国。这解决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即取得政权、独立自主。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到进入新时代，走过了两个阶段的初始积累：

第一阶段的初始积累（1949年—1978年），主要来自国有企业的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的统购统销。这几十年的艰辛探索为后续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我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艰苦奋斗，通过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建立起铁路、公路、电网、水网、港口、机场、医院、学校等一系列社会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重大工程与基础设施，奠定了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

第二阶段的初始积累（1979年—2012年），主要来自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建设。通过把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以及旧城改造等，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为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和经贸体系积累了必要条件。

将上述两个阶段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国始终在走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展开探索，开始了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随后，结合中国特点探索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让国家从经济上真正实现站起来。

从开启改革开放大幕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前后40余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几代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探索，开启和发展了一条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道路，实现了经济腾飞、社会进步、百姓小康，为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建立在中国历史和国情基础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改革开放为特色，是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得出的正确结论。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成就的新起点上，实现守正创新与接续发展的历史性飞跃。

将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和持续性统一起来，兼顾公平与效率

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深厚的理论底蕴及普遍适用性，塑造了现代化的崭新范式。它为广大后发国家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迥异于西方现代化的模板。

不可否认，此前西方现代化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工业革命、科技创新、理论创造和体制突破，改变了传统世界格局和发展模式。然而，西方现代化筑建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基石之上，相对来说更注重自我发展，日益显示出“以资本为中心”的狭隘性。

尤其是从近数十年的实际发展来看，西方国家在他国推行的现代化模式并未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与百姓福祉带来整体性改观，反而让它们陷入发展陷阱，现代化发展的边际效应显著递减，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撕裂现象。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既立足中国国情，又涵盖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价值。

例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表现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和平发展等表述中，将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和持续性统一起来，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对人本身的重视和全人类的发展等共同价值。它所蕴藏的这些共同价值，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后发国家发展具有借鉴性和吸引力。

中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地区之间在地理面貌、产业布局、习俗观念、发展水平等方面有不小差异。基于此种复杂国情，中国通过一系列努力实现了巨大的发展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彰显了对社会多样性的强大包容力和掌控力。

中国国情的丰富与多元，还意味着对其他国家发展模式兼容性的增加，为更多国家独立自主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增添了信心。基于区域与人口复杂国情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蕴含中国长期探索的智慧结晶，对广大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转型探索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具有启发意义，向世界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还要看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眼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从世界经济形势角度来看，50年一个周期，前二三十年是科技革命引发的相对繁荣期，后面就是结构性危机引起的世界经济相对衰退期。衰退期的特点是什么？就是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在世界经济低迷时期，地缘政治矛盾就会加剧。

长周期的相对衰退期，其本质特征是危机和创新并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连续三次量化宽松，导致通胀上升到9.2 %。然后，美联储提高利率，吸收全球资金。这一过程加速了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德国、英国、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滑坡，更不用说广大发展中国家了。

综合我们身处的国内外环境，这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最险峻、最复杂的10年，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关键看两个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是创新。我们能否达到预定目标，关键就看在这轮创新中能否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科技创新，二是制度创新。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分管科技的副总理来到上海代表团，指出中国当时的科技发展情况大概是“20 %在全世界已经领先，60 %在跟进，还有20 %是被卡脖子的”。现在，我们在高铁、航空航天、量子通信、5G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但还要看到，那些被卡脖子的领域，如人工智能、芯片研发等，恰恰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

如果说工业革命相当于人的肌肉系统发展、信息技术革命相当于人的神经系统发展，那么人工智能就相当于人的大脑中枢发展。以算力、算法为基础，进行感知、判断、决策甚至创作、创造，就是类脑技术。它又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群落式的基础原创，需要头部企业、研发力量的集中投入。

第二个层次是网络式的基础设施。其一是为算力、算法提供支撑的数据架构，如6G技术、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区块链；其二是与之相关的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支撑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社会价值。

第三个层次是场景产业，即我们常讲的元宇宙、VR、AR等。元宇宙的应用范围极广，需要有对应的商业模式和市场细分。中小企业的创新创造，要和商业模式结合起来。

如果在接下来这轮科技创新中，我们能抓住这三个层次，把基础研究转化成产业和生产力，就能在世界上走在前列，前途是不可估量的。在这方面，上海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创体制改革，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着力强化重大科创平台建设，支持顶尖科学家和科创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实现重点领域、关键环节自主可控。

制度创新，本质上就是改革开放。具体到现在的任务，就是以制度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海必须把城市工作做出成绩，做成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我比较重视城市发展的几大因素：一是集聚效应，企业家的集聚带来产业工人的集聚；二是乘数效应，即制造业的发展和人员的集聚带动服务业发展，进而优化投资环境，进一步带动制造业；三是离心力函数，即收益率更高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逐渐占据城市中心区域，制造业逐渐向城市外围转移；四是土地批租带来的增量效应，这一点上海探索出了很多经验。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是上海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硬支撑。

首先，大力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关键是强化技术主导，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转型，促进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传统产业，鼓励钢铁、化工、电力等传统高耗能企业实现绿色化技术改造。

其次，大力推动新兴产业培育。重点是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三大先导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等六大重点产业，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和技术堵点，引领业态模式创新，加快打造一批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

再次，大力推动新赛道产业和未来产业布局。我们已经着眼抢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四大新产业赛道，出台实施了一批行动方案。我们还在未来健康、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材料五大方向，前瞻布局了16个领域的未来产业。

产业发展离不开城市发展的战略规划。我们现在特别关注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努力将高品质的制造业保留下来，推动二、三产业共同发展、融合发展，防止城市空心化。其中的一大战略举措就是五个新城建设以及临港新片区、虹桥商务区、东方枢纽等几个功能区建设。这一做法完全符合城市经济工作规律。

另外，我们集中力量努力的方向是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2018年至2023年，上海连续实施多轮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密集释放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服务市场主体加快发展的强烈信号，形成了一批创新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

下一步，要着力打造更加宜居的营商环境，通过交通、医疗、教育、生态等公共资源的协调发展与合理布局，为上海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营造良好的综合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