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有3000万“光棍”、城市“大龄剩女”超过百万……近年来，这类新闻引发全社会关注，随着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更加凸显，可能会给婚恋市场、人口发展等方面带来不良影响。未来，我国性别比例失衡的情况是否会持续？眼下困境该如何破解？

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

“出生人口性别比”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之间。出生人口性别比，反映了未来人口的性别比例。

性别比例失衡，在20世纪一度是我国一个严峻的人口问题。建国以来，我国男性人口占比一直大于女性。计划生育政策出台后，差距愈加明显。1982年开展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超出了正常范围，此后的历次普查中，女性出生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出生人口性别比一路走高，最高时为121.2，不少省份甚至达到了130。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看来，性别比例失衡，与“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水平的社会保障等因素分不开。尤其在农村等落后地区，土地分配、就业、教育等方面仍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父母对于生育子女的性别存在偏好，在特殊时期的计划生育背景下，就有人、有机构进行不正常的人为干预。比如，用B超等检查对胎儿性别进行预判，然后人为堕胎女婴。此外存在统计学上的失衡，即有的家庭为了生男婴，不给女婴上户口。

1990年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引起关注，进入21世纪后，情况有所缓解。周海旺介绍，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等生育政策的陆续实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育观念转变，近十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步下降。据统计，2021年末，我国男性人口占51.2 %，女性人口占48.8 %，总人口性别比为104.9，比2012年时下降了0.2；2021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3，比2012年时降低了9.4，可仍然超出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正常范围。

情况虽然在好转，但长期以来性别比例失衡带来的问题仍令人担忧。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出生的男孩数量一直是异常多于女孩数量，这种累积效应已经产生了很多不利后果。周海旺表示：“由于前期严格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相比其他国家，我国的人口结构转变是非常迅速的，存量适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即便是近年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男女比例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正常。”据估计，当前我国20~49岁适婚年龄段男性比女性多出2500万人，20~59岁年龄段男女人数差距超过3000万人。

从城乡对比来看，农村地区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尤为严峻。周海旺指出：“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加深，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在农村和城市呈现不一样的情景，主要表现为城市‘剩女’多、农村‘剩男’多。”《中国统计年鉴2021》披露了全国乡村男女比例为107：91，也就是说，乡村地区的“男光棍”越来越多。“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剩女’越来越多。以上海为例，在大多数年份，男女比例都较为均衡，但由于外来女性的涌入，婚姻选择的流动性加大。1990年以来，一方为上海户籍、另一方为其他省市户籍结合的‘两地婚姻’保持很高的比例，在很多年份都超过了初次登记结婚总对数的1/3，而‘两地婚姻’中，80 %左右是外省市女性嫁到上海来，导致本地‘剩女’越来越多。”

不只是“找对象难”

“单身危机”是出生人口性别比过高造成的最大社会问题之一，却不是唯一的后果。性别比例失衡还会对社会的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造成冲击，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新型婚恋组合。周海旺指出，性别比例失衡，会导致男女在择偶期的适龄配偶越来越少。受传统择偶观念影响，女性习惯找比自己年龄大、经济条件好的男性，男性则倾向于找比自己年龄小的女性。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加快，城乡婚恋市场更加不均衡，最后被剩下的往往是城市大龄剩女和农村男性。于是，男女配偶间年龄差距增大，“姐弟恋”“老少配”便是婚姻择偶市场挤压的结果。

彩礼居高不下。周海旺表示，当农村女性越来越多地流动到城市结婚，留在农村的女性就变得“物以稀为贵”，农村男性找对象更加困难，间接导致了农村“高价彩礼”泛滥，父母嫁女时的攀比心理膨胀，让男方家庭在婚姻成本上的投入不断加码。当婚姻中的经济考量越来越多，打算结婚的适龄男女则可能因为“钱”而错过美好的姻缘。

治理成本增加。周海旺说，很多大龄青年长期不能结婚成家，心理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从而给人口安全、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可能导致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性行为犯罪、反社会情绪等违法犯罪事件增加，影响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就业需求失衡。男性就业年限比女性长，男多女少的人口结构客观上增加了全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再加上传统观念中，女性婚后要承担生育、哺乳、培养孩子等“家庭责任”，导致女性在职场上容易受到性别歧视。此外，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其中很多岗位更适合女性，性别比例失衡会造成某些岗位女员工的短缺。

养老压力巨大。失婚人口的增加、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会导致更多的老年独身群体，随之而来的就是养老问题的凸显。周海旺介绍，虽然我国离婚率在增加，但大部分人婚后都较为稳定。因此，“剩男剩女”非常可能一生都没有机会找到自己满意的结婚对象，无论是被迫单身，还是主动单身，都将进入“单身时代”。由于目前我国的养老方式仍以家庭赡养为主，这无疑会给单身一代未来养老带来巨大的压力。

提倡适龄婚配，严禁胎儿鉴定

未来，我国长期性别比例失衡带来的后续问题会加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将直接导致我国新生儿数量下降，女婴的出生数量也会更少。

周海旺表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台多部法律来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准则，营造尊重妇女地位的健康环境，保护女孩的合法权益。例如，《母婴保健法》明确禁止违法鉴定胎儿性别，《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明确规定，严禁利用超声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从医疗机构的角度，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做出制度规范。

周海旺认为，国家有关法律从根本上缓解了性别比例的进一步失衡，我们要继续严格执行。此外，企业应当为女性提供同等的就业机会和生育友好环境。相关部门还要通过长期的文化干预，例如宣传画、标语、发放宣传品、培训、知识竞赛等形式，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让全社会抛弃“重男轻女”的陈旧观念，树立良好的家风和健康的婚育观念，打击高价彩礼之风，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要关爱女孩的成长发展，从出生、上学、就业等多个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对于当前已经存在的性别比例失衡“老大难”问题，周海旺提出了几点建议：

提倡适龄婚配。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剩男剩女”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只能尽可能提倡适龄婚配，希望本就数量有限的女性，在最好的年纪找到好姻缘。择偶时，不要过于看重当前的物质条件，更应关注对方的人品、孝心、上进心，以及三观是否一致等。

放宽国际婚姻。近年来，很多地方的男性娶不到老婆，于是选择“跨国婚姻”，跟周边国家的女性结婚。但在周海旺看来，我国的国际婚姻数量还是太少，建议可以适当放宽国际婚姻限制，为国外一方提供落户、学习、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放宽国际婚姻限制，不只是为了解决国内部分青年的择偶问题，也是我国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一个战略选择，要把国际婚姻与引进国际人才、劳动力结合起来统筹考虑，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尊重离婚意愿。我国传统观念对离婚持否定态度，法律也对离婚设置了一些障碍。比如《民法典》中对协议离婚设定了一个月的“冷静期”，法院出于慎重考虑，在一些离婚案件中做出不予离婚的判决。有时，这对家庭和社会稳定未必有积极作用，甚至给婚姻制度本身也带来冲击，有些人怕以后离婚麻烦，就选择同居，而不去办理结婚登记，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会更多。结婚时是双方自愿，离婚时也应尊重个人的意愿，保障“结婚自愿，离婚自由”。及时解除不幸的婚姻，也可以为其他人的婚恋选择提供机会，减少终身未婚人群规模。

保护单亲生育。近来，四川等地出台政策保障“非婚生育”，可以为单亲生育进行生育登记、上户口，这对于女性生育无疑是一大利好。期待未来，单身女性冻卵和试管生育难题也能迎来曙光，单身生育也能享受全部的生育保险和其他相关福利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