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态日益成熟，都市圈逐渐成为新时期城镇化与区域发展的重点。2020年，全国33个都市圈的常住人口总量为4.6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32.8 %；都市圈的城镇人口总量为3.75亿人，占全国城镇人口比重为41.6 %。可见，都市圈已成为中国人口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以都市圈为核心带动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选择与导向。人口是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深入分析都市圈的人口规模、密度、结构等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一、都市圈人口规模及增长差异大，珠三角地区都市圈人口增长最快

都市圈常住人口规模普遍超过千万，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都市圈规模仍然偏小。2020年，全国33个都市圈常住人口规模的平均值为1418.6万人，有18个都市圈的常住人口规模都超过了1000万。如表1所示，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形成的都市圈人口规模最大，广州、深圳、上海3个都市圈的常住人口总量都已超过3000万，北京都市圈紧随其后，常住人口总量也接近3000万。成都都市圈和重庆都市圈的人口规模分别位列第5和第7，反映了成都和重庆在西部地区突出的人口吸引力优势，成渝地区已具有作为全国区域性增长极的潜力。另外，有15个都市圈的人口规模低于千万，多处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可见区域发展差距仍然显著，尤其是东北地区缺乏突出的增长极。

都市圈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差异显著。2010-2020年，全国33个都市圈的人口规模总体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但增速的差异较大（表1）。珠三角地区的都市圈人口增长最快，其次是长三角地区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所在的都市圈，东北地区的都市圈人口增长缓慢。都市圈的人口增长态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方和北方增长的差异，中国区域发展的南北差距正逐渐替代过去的东西差距。

表1 2010-2020年都市圈常住人口变化（按增量排序） 

二、多数都市圈中心城区人口增长快于外围地区，处于集聚阶段

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普遍快于外围地区。如表2所示，全国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和外围地区人口都在持续增长，仅有北京都市圈中心城市和哈尔滨都市圈外围地区为例外，苏州都市圈则是受到人口统计区划分的影响。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速普遍高于外围地区，石家庄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的中心-外围差异最为突出，人口增速的差距都超过了40个百分点。仅有9个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人口增速低于外围地区，包括北京、长春、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福州、广州、昆明，这些都市圈多为中心城市人口向外围扩散的代表，城市郊区的市辖区人口增长较快。其中，昆明都市圈和长春都市圈的外围区县数量较少，也表现出较高的增速。

表2 2010-2020年都市圈中心城市和外围地区的常住人口变动（按外围地区增量排序）

通过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的人口规模比较可以发现，中国都市圈多处于集聚发展的阶段。都市圈发展通常表现出集聚、扩散、再集聚的规律，中国都市圈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通常处于前两个阶段，特别是第一个集聚的阶段。分别计算2010年和2020年中心城市占都市圈总人口的占比（表3），发现有21个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人口占比升高，可以被划归为集聚型，有12个都市圈呈现中心占比下降的扩散特征，包括较为成熟的长三角各个都市圈、受政策影响的北京都市圈、以及一些外围地区本身增长较快的都市圈，如济南、福州等。 

表3 都市圈集聚与扩散的类型差异

都市圈的人口密度也显示类似的中心集聚的情形。全国33个都市圈的人口密度均值为1062人/km2，已经远高于美国都市区的水平（50人/km2），虽然仍不及东京都市圈等高密度都市圈，但已经反映了都市圈相较于一般都市区的集聚优势。东部的都市圈人口密度整体高于中部和西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都市圈人口密度最为突出，一体化发展态势较好。长春都市圈由于外围地区较少，导致总体人口密度较高。中西部的郑州、西安、成都3个都市圈的人口密度也较高，是区域人口分布的主要集聚地。

表4 2020年都市圈人口密度（按总体人口密度排序）

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远高于外围地区。中心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为4401人/km2，外围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为696人/km2，前者是后者的6倍有余，反映了都市圈普遍具有的中心-外围结构。乌鲁木齐都市圈的中心和外围差距最大，中心城市人口密度为2137人/km2，但外围地区人口密度仅有37人/km2，说明中心城市的集聚水平非常高，尚未到向外扩散的阶段。发展水平相对偏低的都市圈多呈现这种特征，如石家庄都市圈等，推动中心城市功能外溢、消除都市圈内部差距是这些都市圈当前面临的主要任务。发展较为成熟的都市圈则没有特别悬殊的中心-外围差异，比如长三角地区，呈现出相对较高的区域一体化程度。

三、都市圈人口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年龄结构特征，具有明显的劳动力优势

都市圈普遍具有劳动力优势，尤其是珠三角地区；但都市圈也同样面临少子化带来的老龄化危机，突出表现在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北部以及山东省的都市圈。统计都市圈的人口年龄结构并将其与全国总体水平相比较（表5），可以发现都市圈人口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年龄结构特征，即15-64岁的人口占比显著高于全国值， 0-14岁和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均低于全国值。可见，都市圈是劳动力的主要集聚地，相对于非都市圈地区具有明显的劳动力优势。但同时，儿童占比的差异情况也反映了都市圈的少子化问题和未来潜在的老龄化风险。 

表5 2020年都市圈人口年龄结构

都市圈人口年龄结构的空间差异显著。深圳都市圈的劳动力占比最高，超过80 %。绝大部分都市圈的劳动力占比处在70 %-76 %的范围内，仅有石家庄、合肥、济南、重庆4个都市圈低于70 %。分区域板块来看，东部地区的都市圈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的都市圈具有更强的劳动力优势，但后者具有相对较高的儿童比例，仍具有一定的人口增长潜力。虽然东北地区都市圈的劳动力占比与东部地区相近，但儿童比例较低，老年人比例较高，增长动力明显不足。从南北差异来看，南方都市圈劳动力的增长动力更为强劲，北方都市圈的平均劳动力占比低于南方都市圈，同时老年人比例显著高于南方都市圈。 

表6 都市圈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中心城市的劳动力优势强于外围地区。2020年，全国都市圈中心城市的三组年龄人口占比为13.75：75.42：10.83，外围地区的三组年龄人口占比为15.32：71.56：13.12。可见，都市圈的劳动力主要集聚于中心城市，而外围地区则存在一定的老龄化压力。但是，以北京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为例，二者的中心城市人口下降、老龄化特征突出，年轻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东北三省的省会都市圈外围地区劳动力优势强于中心城市，因其外围地区主要是郊区市辖区，反而相对于老城区具有一定的劳动力优势。

表7 2020年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对比

都市圈的老龄化风险主要来源于外围地区而不是中心城市。2010-2020年，都市圈人口结构总体呈现“两头翘”的变化特征，即0-14岁与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上升，而15-64岁的人口占比有所下降，虽然与全国老龄化的总体趋势相符，但相较于非都市圈地区，0-14岁的人口占比上升，仍具有一定的人口增长潜力。都市圈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东西差异较小，而南北差异较大。北方地区的都市圈比南方地区老龄化加重更快，主要是因东北地区都市圈的严重老龄化所致。对比都市圈的中心城市和外围地区可以发现，都市圈老龄化的主要来源是外围地区，而中心城市的儿童比例增长更快。 

四、都市圈呈现显著的人才集聚态势，外围地区的人才增长幅度更快

都市圈相对具有人口素质优势，中心城市的人才优势强于外围地区。全国都市圈地区的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平均为24.75 %，比全国均值高出9.28个百分点。北京都市圈这一占比最高，达到35.17 %。省会城市所在的都市圈普遍比非省会城市所在的都市圈更有优势，部分都市圈，因受到外围县的影响而呈现较低水平。除长春都市圈为特例外，所有都市圈中心城市的高学历人才占比都高于外围地区，差距普遍在10-20个百分点左右。

2010-2020年，都市圈呈现显著的人才集聚态势。2010年，都市圈地区的高学历人才占比高于全国平均7.55个百分点，202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9.28个百分点，反映了都市圈地区对高学历人才的较强吸引力。都市圈内部，外围地区的人才增长幅度更快，但和中心城市相比仍有明显差距。都市圈横向对比来看，深圳、上海、广州、北京、成都等都市圈的高学历人才增长最快，东北地区的都市圈增长最慢。

表8 2010-2020年都市圈高学历人才比例变化情况

五、政策启示

本文重点分析了都市圈的人口发展特征，从人口规模、密度、年龄、劳动力素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与刻画，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特征与趋势，形成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以都市圈为依托优化人口分布格局。都市圈的人口集聚态势明显，同时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率，应适当引导人口向都市圈地区集聚，非都市圈地区进行地域功能调整与优化。

第二，在都市圈内部，应根据不同都市圈的人口集聚态势，对已处于扩散阶段的都市圈，应顺应人口相对扩散的势头，加大对都市圈外围地区的公共服务布局，引导人口向都市圈的外围地区分布。对于尚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也要做到有“疏”有“聚”，不宜将人口和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市，而应结合中心与外围的功能布局与分工合作关系，对人口分布格局进行优化，中心城市在功能提升的过程中势必需要疏解一部分人口，外围地区则需要有所承接，特别是承担关键产业功能的地区，应当成为都市圈内部的人口副中心。

第三，充分发挥都市圈的人口结构优势。都市圈相较于其他地区具有突出的人口年龄和素质结构的优势，要充分发挥这种结构优势，提升经济效率，带动区域发展。人口为全部常住人口，即包含了非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要想长期稳定发挥这种结构性优势，就需要促进流动人口落地，一方面稳步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关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方针，另一方面逐渐消除都市圈内部的制度壁垒，加强都市圈的一体化建设，实现各类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 

（作者刘云中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刘嘉杰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