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放条件下中国产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有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也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从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重大国际事件，不仅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而且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对已经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角度看，党的十九大根据我国国情的变化，作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判断，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确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就是高质量发展。显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无疑是新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

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对此，已有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包括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和发展的路径，就是“成长于全球化、壮大于全球化、协同于全球化、兴旺于全球化”（金碚，2021）。实际上，针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从诸如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等多方面进行战略部署时，特别强调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和重要作用。毋庸置疑，正是因为融入了经济全球化，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才会有所谓的外部冲击，进而引发所谓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问题。换言之，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问题是开放条件下才有的问题，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高水平开放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作用呢？需要指出的是，封闭经济条件下虽然不存在由于来自外部冲击而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问题，但却会因此遭致巨大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开放条件下虽然可能会引发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问题，但却能更加有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符合效率原则。因此，为实现更高的效率而面临可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问题，同样也是符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正是基于这一意义，与“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的逻辑一致，开放条件下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稳定问题同样需要通过开放来解决，即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遗憾的是，目前虽然已有部分文献注意到乃至强调，要通过高水平开放，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刘志彪和凌永辉，2021；郭克莎和田潇潇，2021；韩保江和李志斌，2022；张其仔和许明，2022；盛朝迅，2022），但却鲜有文献对其作用原理和机制进行理论分析。鉴于此，本文力图对高水平开放缘何能够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问题，作一粗浅探讨。而“高水平开放缘何能够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这一总问题，实际上又蕴含着如下几个方面的核心问题：一是何谓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二是为什么传统的开放发展模式和既有的开放发展水平，难以实现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目标？三是高水平开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四是以高水平开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五是以高水平开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对策思路是什么？

一、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基本内涵及表现维度

韧性（resilienc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silio”，被译为“回复到原始状态”，表示系统或个体在受到外来冲击或扰动后是否能够恢复回弹的能力（Holling,1973;Rose,2007）。随着时代的不断演进，学术界对韧性的认识也不断深化，韧性这一概念逐渐被应用到物理学、生态学、工程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当“韧性”一词被应用于经济学领域后，不同细分领域、不同研究学者基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或者自身的理解，给出了不同的概念界定。如在相对宏观的层面，谈及较多的是经济韧性和城市韧性，前者主要指经济系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李连刚等，2019；魏丽莉和张晶，2021）；后者主要指城市系统在应对外来冲击时表现出来的适应能力、恢复能力和学习能力（赵瑞东等，2020；张明斗和冯晓青，2018）。在相对中观的产业层面，使用较多的主要有“产业集群韧性”“产业链韧性”等概念。所谓“产业集群韧性”，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主要指产业集群在受到外部冲击后，所具有的冲击吸收能力、冲击适应能力以及恢复更新能力（俞国军等，2020；王鹏和钟敏，2021）。关于“产业链韧性”的概念界定，多数学者认为其是指产业链各环节在应对内外部风险与挑战时表现出的维持自身系统稳定、防止断裂和抗冲击的能力（段浩，2020）。也有研究认为，产业链韧性不仅体现在上述几个方面，还包括化危为机实现链条升级的能力（陈晓东等，2022）。从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角度看，这无疑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思想其实强调的主要是“危”中蕴含“机”的因素，已经超越了“危”带来冲击本身的讨论。因此，就经济学意义上的韧性而言，学术界其实更倾向于讨论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经济体对负面影响的自适应情况。

物理学概念中的韧性，主要指物体受压轧、锤击、弯曲或拉引等力作用时，所呈现的抵抗能力，一般分为脆性、延展性、挠性、弹性和柔性等，即物体在受到外力冲击时遭遇的变形程度，以及当外力冲击消失后，物体能够恢复到原始状态的程度。从经典物理学关于韧性的内涵界定出发，基于现有相关研究并联系经济发展的实际，我们认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可以定义为产业链供应链在遭受外部冲击时的有效应对和适应。具体而言，产业链供应链在遭受诸如来自国际市场需求波动、供给变化、贸易摩擦、疫情传播乃至局部战争等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外部扰动时，产业链供应链能够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保持链条稳定和畅通的程度、防止断裂的能力，以及在遭受一定程度受损后的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与较为普遍的观点和理解保持逻辑一致性，此处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涵界定不涉及所谓“化危为机”实现链条升级的能力。显然，基于上述内涵界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越好，也就意味着在遭遇外部冲击时，不论这种外部冲击是经济性因素，如供给和需求等层面因素的变化，还是非经济性因素，如自然灾害、突发大面积疫情或者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等，产业链供应链受损的程度恢复性越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也就越高。进一步地，受到外部冲击后，通常而言，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或者说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某一或某些环节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梗阻和不畅，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产业链供应链的扭曲或者变形程度，或者称之为抗压度；另一方面，产业链供应链遭致扭曲或者变形后，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和适应，能够恢复到原始状态的程度，这其中又有两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即速度和程度。因此，更细致地理解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问题，其实应该包括三个维度，即产业链供应链遭受外部冲击后，呈现的扭曲程度、恢复程度以及恢复速度。

1.扭曲程度层面

这一维度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为容易理解。在受到同等的外力冲击下，如果物体或材料的扭曲程度或者说变形程度越小，通常意味着物体或材料的韧性越强。反之，如果在同等的外力冲击下，物体或材料的扭曲程度或者说变形程度越大，通常意味着物体或材料的韧性越差。遵从同样的逻辑，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问题同样可以置于外部冲击下可能发生的扭曲程度和变形程度进行考察。在同样的外部冲击下，如果产业链供应链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某一或某些环节发生的梗阻现象越严重，甚至发生了断裂，那么意味着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相对较差；反之，如果因此发生的梗阻现象越轻，那么意味着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相对较强。从这一角度对现实情况进行观察，容易发现，不同产业链供应链在不同的外生冲击下，其韧性确实会有明显的差异性。如在世纪疫情的冲击下，服务业尤其是消费型服务业受到的冲击程度相对较高，表现出相对较高的脆弱性；而制造业尤其包括基于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所受冲击程度相对较低，表现出相对较强的韧性。与之不同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全球货物贸易出现了所谓“大崩溃”现象，与之相比，服务贸易虽然也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但并没有到崩溃的程度（Baldwin,2009；王孝松等，2014）。

2.恢复程度层面

仅仅从外力冲击导致的扭曲程度或者说变形程度角度观察，并不能客观、完整地反映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俗话所说的“刚则易折”和“绕指柔”，其实反映的就是两种不同特性的韧性问题。越具刚性的材料和物体，虽然在抵御外力冲击从而发生扭曲和变形方面有优势，但是其却有“脆弱性”的特征。也就是说，一旦遭遇了不可承受的外力冲击，其会发生折断或者断裂，并且在外力消失后也难以恢复到原始状态。与之不同的是，具有“绕指柔”特性的物体或材料，虽然在遭遇外力冲击时极易发生扭曲和变形，但却不容易发生折断或者断裂，并且在外力冲击消失后，更容易恢复到原始状态。对于后者而言，这显然也是一种韧性表现。上述例子虽然是一个较为极端的情况，但却能揭示这样一个道理，即恢复性或者说恢复程度，同样应该成为测度韧性的另一重要维度。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同样遵循上述原理，换言之，在受到外部冲击后，产业链供应链能够实现的恢复程度，理应成为衡量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另一重要指标。与外部冲击发生前的原始状态相比，冲击后恢复的程度越高，或者说越是接近原始状况乃至超出原始状况的程度越高，说明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越强，反之则说明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相对较差。

3.恢复速度层面

恢复的程度固然能够反映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但是对于同等恢复程度的不同产业链供应链而言，其韧性可能仍然存在差异，这是因为，在恢复的过程中，不同产业链供应链所需要的恢复时间不同。正如经济学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可流动生产要素和不可流动生产要素一样，其区别实际上主要在于给予的时间差异，因为只要给予的时间足够长，几乎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可流动的，因此，所谓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只是短期而言。也可以说，所谓长期和短期的划分，实际上主要基于生产要素实现跨部门流动所需要的时间而定。从这一意义上理解，产业链供应链在外部冲击下表现出的韧性，显然不能仅仅从恢复程度层面进行观察，因为只要给予的时间足够长，排除一般的经济规律作用和产业结构变迁因素外，几乎所有产业链供应链同样也能够恢复到原始状态甚至好于原始状态。关键在于，实现同样的恢复程度，不同产业链供应链所需要的时间几何？或者，在同样的时间范围内，不同产业链供应链所能实现的恢复程度有何差异？即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外部冲击后的恢复速度问题。显然可以认为，恢复的速度越快，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就越强，反之则可以认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相对较差。就如同不同体质的人患了相同的感冒一样，体质好的可能只需要三五天即可完全康复，而体质相对较差的则可能需要一周乃至更长时间。

可见，理解和分析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并不可一概而论或者泛泛而谈，不同的外部冲击、不同的产业链供应链特向差异，其韧性的具体表现可能不尽相同。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必须把握住上述三维向度，即受冲击时的产业链供应链扭曲程度、冲击后的恢复程度以及恢复速度。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上述三维向度的准确把握，是我们进一步分析高水平开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前提、基础和逻辑起点。

二、产业链韧性提升需求下传统开放发展模式的局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长足发展，是在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实现的。近年来，伴随国际分工进一步向服务领域拓展和延伸，以及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不断推行，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得到了快速发展（夏杰长和倪红福，2017）。在此背景下，中国不断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融入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都得到了快速进步。习近平总书记（2018）曾坦言，“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实践数据以及现有的诸多研究等，均揭示了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成为其中重要的节点和组成部分。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出口贸易额为99.55亿美元，在全球13104.04亿美元中所占比重仅为0.76 %，而到2021年，中国出口贸易额上升至33638.35亿美元，占同期全球223281.77亿美元的比重提高至约15.07 %的水平。就规模而言，中国显然已经从一个国际经济学意义上的小国，成长为一个对世界经济具有影响力的大国。如果说，仅仅从出口贸易总额角度看，还无法揭示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状况的话，那么在总贸易额中的中间产品贸易占比，以及学术研究中所揭示的中国出口国内增加率的变化情况、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中心度情况等，可以进一步说明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状况。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中国进口的中间产品占进口总额的比重约为80 %，由于中间产品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重要表现和必然结果，上述占比无疑说明了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此外，基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测算的一系列研究发现，2000—2007年间，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约在50 %—55 %之间，而近些年还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于春海和常海龙，2015）。实际上，导致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下降的因素很多，其中价值链分工深化和细化就是重要原因之一（戴翔和杨双至，2022）。从总体情况看如此，从不同行业层面看同样如此。基于国内国际大循环的有关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各行业体系均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分工（黄群慧和倪红福，2021；王欠欠和田野，2022）。

由此可见，中国产业发展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一方面，中国产业体系的形成、发展和进一步壮大，离不开世界；另一方面，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和安全稳定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发展和安全稳定，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正如已有研究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稳定发展，对于抑制全球经济波动等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杨继军和范从来，2015）。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深度演进，使得世界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从而作为世界大国的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层面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世纪疫情冲击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等，使得动荡变革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突出特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遭遇严峻挑战。尤其是部分国家将产业和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不仅严重践踏和破坏了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造成了巨大威胁。因此，在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主题的总体大环境下，在“效率主导”推动全球分工深度演进的大背景下，中国通过发挥人口红利等低成本优势，以“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开放发展模式，虽然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但却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实际需要。具体来看，其不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外部冲击下，传统“低端嵌入”的开放发展模式，不适应降低扭曲程度和提升抗压度的现实需要。当国际分工从传统的以产品为界限的分工模式，转向以产品生产环节和阶段为界限的生产模式后，国际分工的形式和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经济活动尤其是生产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拓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但是其未发生变化的是，在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仍然存在着要素密集度特征的巨大差异。况且，伴随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生产要素，会进一步发生极化现象，也就是说，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生产要素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定性越来越强，同时也就意味着进入的门槛越来越高；与之相反，在劳动等要素密集型生产环节和阶段，生产要素的通用性程度越来越高，同时也就意味着进入的门槛越来越低。这种极化效应造成了不同国家和微观经济主体，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不同。显然，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处于产业链供应链高端部分的国家和微观经济主体，更容易在相对低端的环节和阶段实现替代性，从而更有助于减轻或者降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形成的梗阻和不畅，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抗压能力；与之相比，处于产业链供应链低端部分的国家和微观经济主体面临外部冲击时，要想在相对高端的环节和阶段实现替代性，则相对较难，从而不利于减轻或者降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形成的梗阻和不畅，产业链供应链的抗压能力相对脆弱。

二是在外部冲击下，传统“低端嵌入”的开放发展模式，不适应提升恢复程度的现实需要。实际上，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环节和阶段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要素密集度特征方面，与此同时还体现在“匹配性”方面。更确切地说，从事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的企业，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匹配需要，更容易在中低端环节和阶段寻找到匹配对象。反之，从事中低端生产环节和阶段的企业，基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匹配需要，要在高端环节和阶段寻找到匹配对象，就会相对困难。这种匹配性难度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意味着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同位置，其竞争的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异。高端环节和阶段的竞争程度相对较弱，从而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匹配的需要，中低端生产环节和阶段会面临匹配弹性不足而刚性有余的现象。相比较而言，中低端环节和阶段的竞争程度相对较高，从而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匹配的需要，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会面临匹配弹性相对较高而刚性相对较低的现象。这一点，在中国本土企业为跨国公司的配套中表现得也极为典型，即处于中低端的本土企业为了能够与外资企业配套，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张二震等，2018）。这种匹配难度的差异性或者说弹性与刚性，在产业链供应链不同位置之间的差异性，就如同前文分析所指出的“刚则易折”“绕指柔”所代表的两种情形一般。也就是说，越是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中低端位置，其面临的产业链供应链匹配刚性也就越强，那么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其发生断裂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实现恢复的难度也会越高，从而产业链供应链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安全性。

三是在外部冲击下，传统“低端嵌入”的开放发展模式，不利于加快恢复速度的现实需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下，面临来自外部冲击而导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任何环节梗阻、不畅乃至断裂，其修复都要一定的时间，即前文分析指出的恢复速度问题。同样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同位置，在遭遇外部冲击从而在特定环节出现梗阻、不畅乃至断裂时，其所需要的修复时间也不尽相同。更确切地说，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相对高端位置的部分，其产业链供应链在遭受外部冲击时，能够实现更快的修复和恢复，而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相对中低端位置的部分，其产业链供应链在遭受外部冲击时，实现修复和恢复的速度就会相对较慢。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与上述分析所指出的抗压度和恢复程度的特征差异有关，因为通常而言，抗压能力越强，在遭受外部冲击后其恢复的能力越强，恢复的速度也就越快，同样地，“刚性”或者“柔性”的特性不同，其在遭受外部冲击后的恢复能力和恢复速度自然也不同；另一方面，还与自身的转型升级能力有关，也就是说，通过转型升级通常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如对于因经济周期规律作用而产生的外部冲击，实现自身转型升级就是应对冲击的相对有效举措。而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王玉燕等，2014；任保全等，2016），越是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高端位置的部分，由于其在技术、知识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越有助于其快速实现转型升级；越是处于中低端位置的部分，由于其在技术、知识等方面的劣势，越不利于其快速实现转型升级。

三、高水平开放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作用机理

当前，经济全球化虽然遭遇一定的逆风逆流，但进一步深度演进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因为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更何况，当前的一些逆全球化倾向和举措，从本质上看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逆全球化，而是某些国家霸权思维模式作祟下的“去中国化”。因此，继续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不仅是实现中国自身产业更好发展的需要，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需要，更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的需要。但是，正如前文分析指出，由于当前中国开放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而以“低端嵌入”为主要特征和表现的传统开放发展模式，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方面，又面临三个不适应，因此，必须加快实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战略。问题的关键在于，高水平开放缘何能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对此，针对上述“三个方面的不适应”分析，实际上其中已经蕴含了部分可能的答案，因为上述分析意味着迈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高端，本质上有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显然，迈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高端又是实施高水平开放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并非完全等同于迈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高端，因此，仍然有必要对高水平开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的作用机理作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与前述分析问题的逻辑一致，明晰高水平开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的作用，仍然可以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三个维度逐一进行分析。在明晰这一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对什么是高水平开放进行简要说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对“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进行战略部署时也明确指出，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张二震和戴翔（2021）曾撰文分析指出，所谓更大范围的开放，是指不但要继续坚持对发达国家开放，更要扩展对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即在对外开放的外部空间上要不断扩大我们的“朋友圈”；所谓更宽领域的开放，是指不仅继续坚持扩大制造业开放，还要扩大服务业开放，即产业领域开放的范围越来越广；所谓更深层次的开放，主要指不仅要扩大“边境”开放，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更要推进“边境内”开放，以制度型开放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是因为高水平开放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因此，其对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可以同时在三个维度而非某个单一维度上发挥作用。

首先，高水平开放有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抗压度。基于前文分析可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或者说从扭曲程度和抗压维度看，主要表现为受到外部冲击后，产业链供应链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出现的梗阻和不畅程度。如果梗阻和不畅通的程度相对较轻，说明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较好，反之则意味着较差。而高水平开放的要义，根本在于有助于畅通各环节的循环，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梗阻和流通不畅问题。如从实施更大范围对外开放角度看，以往“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模式，由于主要嵌入的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因此，开放的对象也主要是发达国家，而实施更大范围对外开放，就是要在继续放大向东开放优势的同时，做好向西开放的文章，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朋友圈”。“多个朋友多条路”，伴随开放“朋友圈”的不断扩大，产业链供应链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层面等，在路径的选择性方面都会更加多样化，一条道路的梗阻或者不畅，还可以继续走其他道路，从而大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抗压度。实施更大范围对外开放有此作用，实施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同样具有此作用。如从更深层次开放角度看，由于更深层次开放本质上就是开放举措由“边境”向“境内”延伸，是规则、规制和标准等实现国内国际的对接，显然，这种“对接”本质上是为了畅通产业链供应链，或者说，为了更好地实现分布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产业链供应链环节之间实现无缝对接。可见，高水平开放有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之作用，从而有助于在抗压层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其次，高水平开放有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受冲击后的恢复程度。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后，所能实现的恢复程度如何，在不考虑时间因素作用下，或者说在给定时间范围内能够实现的恢复程度，根本上取决于梗阻和不畅的部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畅通。显然，从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匹配关系角度看，其畅通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原有匹配关系的恢复，即原有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关系的正常化；二是匹配关系的另辟蹊径，或者说重新寻找替代品以尽快构建新的匹配关系，以弥补原有产业链供应链的渠道不畅乃至关系断裂。实际上，期望通过原有渠道的再畅通以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正常化，往往取决于产业链供应链上其他各方的情况，而难以由自身决定。作为产业链供应链上的一环，能够更加具有主动作为的是，在原有产业链供应链遭到一定破坏后，能够迅速建立起新的匹配关系，或者说通过扩大其他匹配关系的合作范围和合作程度，以弥补遭致损失的匹配关系。这正是前面所说的第二种情形。举例而言，A与B、C同时构建了产业链供应链关系，那么在遭遇来自B的供给冲击时，A可以扩大与C的合作从而弥补来自B的供给萎缩，或者进一步建立与D的合作关系。其实，无论是从合作的主体范围看，还是从合作的客体范围看，其领域的不断扩大都更加有助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因为客体范围的扩大实际上意味着可替代品的增多。而上述两种意义的范围扩大，正是高水平开放中的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开放。至于深化开放层次，无论对于扩大开放范围还是扩大开放领域，都大有裨益，因而也是有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受冲击后的恢复程度。

再次，高水平开放有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受冲击后的恢复速度。高水平开放无论是从扩大开放范围看，还是从拓展开放领域看，抑或是从深化开放层次上看，都有助于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换言之，有利于改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位置，对此，已有文献已经作出了探讨（迟福林和方栓喜，2022）。如前所述，从恢复速度的特定维度看，不同的分工地位是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要因素，即更加有利的分工地位有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受冲击后的恢复速度。实际上，高水平开放除了能够通过改善分工地位从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在恢复速度维度上的韧性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多元化选择或者说在产业链供应链更加多元化的背景下，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乃至重新构建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所需要的时间成本都更低，也就是说，从消除产业链供应链梗阻和不畅的角度看，所需要的时间会更少。仍以前述例子为证。如果A仅与B建立了产业链供应链关系，那么一旦发生了来自B的冲击，A需要重新寻找并构建新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所需的各种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显然都会比较高。但是，如果A的产业链供应链实现了多元化，即在与B构建了产业链供应链关系的同时，与C也构建了类似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如果再发生来自B的冲击，那么A只需要扩大与C的合作规模即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显然，与重新构建新的产业链供应链关系相比，这种方式所能实现的时间成本节约效应更为明显。同样的逻辑不仅存在于合作主体的多元化，也存在于合作客体即产品和服务本身选择的多元化。这就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开放的作用所在。进一步从深化开放层次角度看，亦是如此。实际上，如同前文所述，由于深化开放层次主要指规则、规制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因此，其作用不仅在于更加有助于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开放，在规则等方面的“无缝对接”，也更加有助于构建新型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总之，从节约时间成本角度看，高水平开放无疑有助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受冲击后的恢复速度。

四、以高水平开放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对策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2020）指出，“当前，世界经济面临诸多复杂挑战，我们决不能被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与此同时，还特别强调“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无疑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重要内容。目前，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既带来了挑战，也蕴含了一定的机遇。就挑战而言，世界经济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以及由此加速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和重构，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试图推动“去中国化”的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等，显然对中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带来了巨大挑战。加之中国目前在某些产业领域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相对较高，很多“卡脖子”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无疑任重而道远。当然，在充分认识新形势下中国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面临的挑战和困难的同时，也要看到其中可能蕴含的重大战略机遇。如目前中国具备了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备的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有研究指出（洪永淼，2022），“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又如，中国有着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利用好这一优势，就可以有效对冲产业链供应链高端向部分发达国家“回流”，以及中低端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分流”的压力，等等。总之，在亟待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新发展阶段，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化解挑战，把握机遇，以高水平开放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亟待在如下几个方面实现新突破。

（一）在扩大开放范围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

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基于前文分析可见，对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从对外开放的空间范围看，需要在继续放大向东开放优势的同时，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好向西开放文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我国已与145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涵盖投资、贸易、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等领域。客观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建设确实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已经成为“实施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和抓手。未来，要以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为指引，坚定不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夯实不断扩大开放范围的坚实基础。实际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其作用和意义不仅限于有助于中国扩大开放发展的“朋友圈”，从而在“实施更大范围”开放中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同样在于不断扩大和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产能合作，从而有助于实施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这对于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同样重要。

（二）在拓展开放领域中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固链”

众所周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深度演进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不同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显然，不同环节和阶段的国际梯度转移，从地理空间布局角度看，其究竟转移到哪里，不仅取决于要素禀赋等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更取决于能否将比较优势真正转化为参与国际分工优势的开放举措。换言之，开放领域的确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所能承接的产业链供应链国际梯度转移程度。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拓展开放领域，实际上有助于在承接国际梯度转移中实现国内价值链的延伸，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国内支撑。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领域对外开放相对滞后，亟待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北京率先设立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以来，2023年国务院又同意在沈阳、南京、杭州等6个城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至此试点地区增加至11个。因此，未来一方面要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为平台和抓手，探索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的路径，以及相关的体制机制安排；另一方面要将试点形成的经验和举措，尽快向全国推广，通过不断拓宽服务业开放领域推动中国高水平开放，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三）在深化开放层次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融合而不“脱钩”

高水平开放的另一重要维度就是深化开放层次，深化开放层次的本质就是要不断推动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则在于优化营商环境。毋庸置疑，营商环境的优化对于吸引和集聚全球高端要素，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和意义。尤其是在部分发达国家政客推动的“逆全球化”从而导致“脱钩断链”风险不断上升的背景下，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以吸引更多外资，尤其是高质量外资等一揽子全球高端要素的流入，可以夯实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微观经济基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水平，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和“脱钩”的难度。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作为微观经济体的跨国公司越来越具有全球属性，并不完全与所在母国的政客利益一致，因此，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吸引全球高端要素的“强磁场”，有助于在微观层面上进一步捆绑与跨国公司的利益，从而实现在深化开放层次中提升融合而不“脱钩”。因此，未来需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目标指引和相关战略部署，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以及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为抓手，在进一步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及推动制度创新方面实现更大的突破、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不断改善和完善营商环境，以制度型开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