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其中，第一要务是做强。做强数字经济，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基石，数字经济的竞争本质上是数字技术的竞争。数字技术的研发面临技术和市场双重风险，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做强数字经济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数字技术。为了打赢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坚战，应牢牢抓住数字技术范式变革和数字经济动力转换的战略窗口期，强化党中央的集中领导与统筹协调；整合运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六路大军”，系统构建政产学研用多元互动的数字技术创新格局；形成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双向嵌入、集中化与扁平化有机融合的数字技术创新模式，最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数字经济强国。

关键词：新型举国体制；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中国

作者简介：谢宜泽（1992—），男，江西兴国人，管理学博士，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胡鞍钢（1953—），男，浙江嘉善人，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情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国情与中国经济发展；

收稿日期：2024-01-03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与实现路径研究”（22JD710023）；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双高”专项项目（53120600122）；

一、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第一要务是做强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飞速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人类社会正在加速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为了抢占数字经济的发展先机，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分别出台了《美国数字经济议程》《欧盟人工智能战略》《创建最尖端IT国家宣言》《英国数字战略》等政策规划，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全力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面对数字经济的全球竞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习近平总书记也要求：“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1]2021年底，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将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

数字经济已是大势所趋，成为影响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若要决胜未来的全球竞争，必须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首当其冲是做强。做强是做优做大的根本前提和坚强基石，是当前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第一要务。唯有不断加强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关，尽快实现数字技术的高水平自立自强，做强我国数字经济，才能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最终不断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既然如此，那么我国应当如何做强数字经济，加快建成世界数字经济强国？其中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打赢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坚战，提高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鉴于此，围绕数字经济时代为什么仍然需要举国体制，如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做强我国数字经济等问题，本文尝试进行一个探讨。

二、举国体制及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必要性

（一）举国体制及其本质

所谓“举国体制”，即是动用国家力量实现国家目标的一种组织机制。它包括组织者、参与者、组织目标、组织方式等基本构成要素。事实上，任何主体想要达成一个目标，都需要动用一定力量，而力量的集成又需要凭借一定的组织方式。举国体制作为达成目标的一种手段，当然也不例外。而举国体制之所以特殊，主要原因在于它所动用的力量极为特殊，即国家的力量。国家力量通常规模巨大，无论是人力、物力或者是财力，一旦上升至国家层面，无疑都是“天文数字”，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经济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又因其规模巨大，举国体制衍生出另一个典型特征，即组织成本极高。由于主观偏好的差异，不同个体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将成千上万利益各异的个体组织起来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它的难度之大和成本之高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考虑到举国体制的潜在高昂成本和可能失败风险，人们对举国体制的运用通常抱着一种极为审慎的态度，担心决策失误导致资源错配。那么，举国体制到底有无必要，从成本收益法的视角考量，则需要充分论证举国体制所获得的社会整体收益是否多于举国体制所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不过，由于举国体制的成本和收益具有滞后性，它总是发生在举国体制实践之后，故举国体制的成本收益比较也只能是基于事前的估计。总而言之，举国体制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包含时间因素和外部效应的动态政治经济学问题。作为特殊手段的举国体制，是否运用关键取决于短期成本与长期收益、局部成本与整体收益的权衡与计算。

（二）农业经济时代的生存型举国体制

只要国家存在，举国体制便有存在的基础和可能。举国体制的实践也确实大大早于举国体制概念的出现。在农业经济时代，举国体制的实践就已经开始，它在我国最典型的代表即是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两大超级工程。长城的修建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历时两千余年，是举世公认的建筑奇迹。京杭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时期，最终疏通于明清，是世界上最古老、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如今，修建长城和京杭大运河的总体成本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在任何时代，若要完成这两大工程，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无比巨大的，更遑论在现代科学技术尚未登场的封建社会。

在农业经济时代，类似长城和京杭大运河这样的超级工程只有通过举国体制才能完成。面对可以预见的浩大成本支出，为什么封建王朝统治者仍然不惜以动用全国力量的代价进行持续投入？关于它的动因的解释也许千差万别，最根本的恐怕还是源于对生存的计算。长期以来，我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存续始终面临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压力，即外部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内部大自然水旱灾害的严重制约[3]。解决内忧外患这两大生存难题，是封建王朝得以延续、社会得以长治久安的基础，其长远的政治收益、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是无法计量的。而在封建统治者的认知范围内，修长城是解决外患的有效方法，开运河则是缓解内忧的重要手段。所以，虽然举全国之力修建长城和开凿运河耗费巨大，但它们的受益群体和长远收益更为巨大，这就奠定了农业经济时代生存型举国体制实践的合法性基础。

（三）工业经济时代的赶超型举国体制

在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据安格斯·麦迪森测算，在鸦片战争前夕（1820年），中国GDP曾一度占世界总量比重的33 %。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方经济增长加速，中西方走向历史的大分流，中国成为工业经济时代的落伍者。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GDP仅占世界总量比重的5 %[4]，经济实力跌落至历史谷底。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赶超之路。

面对上百年积累所形成的中西方巨大差距，赶超绝非易事。按照常规思路，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无疑只会继续扩大已有的差距。只有采取超常规的手段，创造出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5]，以比西方世界更快的速度发展，才能不断收敛中西方差距。当这一赶超战略与我国效仿苏联模式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相结合，举国体制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不二选择。在举国体制的主导下，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曾在国际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并成功开拓了“两弹一星”等国防科技事业，实现了局部赶超。改革开放之后，举国体制适时转型，逐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并在竞技体育、脱贫攻坚、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大放异彩，将赶超范围从单一的军事科技维度推向全方位，开启了全面赶超。得益于此，我国构筑了三北防护林这座横亘于中国北方的“绿色长城”，建设了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大型基础设施，让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站在纯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工业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仿佛总是以市场调节的对立面出现，因而不时遭受质疑与诟病，但它运用投入的增加换取了时间的节约，以并联式的发展在有限的时间内走完西方上百年的串联式道路，事实证明是后发国家实现赶超目标的合理制度选择。

（四）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举国体制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38.1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高达45 %，名义增速达到15.6 %，高于同期名义GDP增速2.5个百分点①。数字经济代表着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导权，谁就把握了历史发展进程的主动权。

正当人类社会步入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时刻，中国与世界的发展也迎来了重大转折点：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转变的重要节点；二是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迎来了新一轮深刻调整的重要节点。当民族复兴冲刺与世界格局调整交织叠加，数字经济的竞争博弈更趋激烈。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仅加快本国的战略布局，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而且以数字霸权主义的姿态，以夸大的国家安全为由将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列入“实体清单”，拉拢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组成“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对我国半导体产业进行技术霸凌和出口管制，企图将我国永久锁定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迟滞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由于美国等先发国家的霸权行径和冷战思维，数字经济的大国竞争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沦为一场攸关民族复兴前途命运的复杂较量。若要在这一场生死存亡的较量中赢得主动、赢得胜利，必须集中全力补齐数字技术短板，尽快打破美国等先发国家的技术封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后冲刺奠定坚实基础。而要完成这一重要任务，作为“国之利器”的举国体制再次成为承载众望的制度“杀手锏”。当然，自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步确立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故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底色的举国体制也不能一成不变，它必须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升级迭代，形成资源配置更为市场化、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外部环境更为开放化的“新型举国体制”[6]。总而言之，在经济形态更迭、大国竞争加剧的综合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成为继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加速器”。

三、数字技术、数字经济与新型举国体制的任务

（一）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关系

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7]。相较于以往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存在三个鲜明特征：一是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以土地、劳动力、资本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它更原始的呈现方式是数据；二是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以现实世界的自然村落、城市工厂为主要载体，数字经济的主要载体是虚拟世界的现代信息网络，它最突出的呈现方式是作为数字时代基础设施的互联网；三是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以农业技术、工业技术为核心驱动力，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是高速迭代的信息通信技术，或称之为数字技术。一言以蔽之，发展数字经济最关键的是作为要素支撑的数据、作为载体支撑的信息网络和作为动力支撑的数字技术，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在数字经济的三大支撑当中，我国在大数据和信息网络应用方面存在比较优势。截至202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5.6 %；5G基站累计开通231.2万个，全球占比超过60 %；我国数据存储量达724.5EB，全球占比达14.4 %②。欧盟和美国虽然互联网普及率高于我国，但受制于人口规模，它们的网民总量也仅分别为3.89亿和3.05亿，相当于我国的37.7 %和29.6 %③。所以，得益于巨大的人口规模优势和相对完善的网络基础设施，我国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数据资源和互联网资源大国。然而，在最为关键的数字技术方面，我国存在比较劣势，数字技术成为我国数字经济产业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比如，欲在庞杂的数据海洋中摸索出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须臾无法离开强大的算力；欲让信息网络真正实现互联互通，则必须依靠云（云计算等）、网（互联网、物联网等）、端（应用终端）三类基础设施的相互配合。其中，云计算作为分布式计算、并行计算和效用计算的一种方式，背后无疑也需要强大的算力作为支撑。在碳基芯片、量子芯片等颠覆性技术尚未量产商用之前，算力的突破主要依赖于传统硅基芯片技术的发展，传统芯片技术的发展则又主要依赖于光刻机技术的进步。高端光刻机技术正是当前我国数字技术的致命软肋，也成为我国最容易被美国等西方技术霸权主义国家“卡脖子”的环节。故对中国而言，数字技术的发展高度根本上决定了数字经济的发展限度，数字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数字技术的竞争。

（二）数字技术与新型举国体制的任务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基石，也是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那么，我国如何才能突破数字技术的瓶颈，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安全可靠的动力源泉？对此，需要先了解数字技术研发的典型特征。

首先，数字技术具有极高的技术风险。它的研发难度大、准入门槛高、上下游产业链长，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协同配合。以数字技术最底层的芯片制造为例，它的生产流程可以简单分为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和封装测试三个环节。其中，晶圆制造单一环节就至少涉及沉积、光刻胶涂覆、光刻、刻蚀、离子注入等多个复杂步骤，而这些缺一不可的步骤背后所涉及的则是光学、数学、物理化学、电子学、材料学等众多学科的基础理论。除了基础理论之外，高端芯片制造必须拥有完整配套的产业链以及高超的工艺水准作为支撑，包括高纯度硅片、光掩模、光刻胶等半导体材料以及超高精密仪器、数控机床、光刻机等半导体生产设备，而它们几乎被美国、日本、德国和荷兰等少数发达国家的少数企业所垄断。为了维持垄断地位和获得高额利润，这些国家运用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强大的技术壁垒和技术联盟，实施“小院高墙”策略④，极力阻挠它国进入。

其次，数字技术具有极高的市场风险。它的研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投资风险高。当然一旦突破技术的“天花板”，它的溢出效应和长远收益也是无比巨大的。以当今世界最尖端的极紫外线（EUV）光刻机技术研发为例，自1999年加入由英特尔和美国能源部牵头组建的“极紫外线有限责任公司”（EUV LLC）前沿技术联盟之后，荷兰阿斯麦（AMSL）公司专注于这一技术领域十余年，直至2015年才最终实现EUV光刻机的商用量产。在此期间，除巨额自有资金投入之外，AMSL还从欧盟第六框架研发计划中获得2325万欧元资助，又提出“客户联合投资专案”，通过股权转让和设备优先使用权等方式从英特尔、台积电和三星等客户筹得53亿欧元的研发资助[8]。非同寻常的技术难度、巨额的资金投入以及随时面临的失败风险，加之美国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打压，曾让一度领先的日本尼康和佳能两大光刻机设备生产巨头望而却步，转而选择基于前代技术的稳健道路。当EUV光刻机研发成功，AMSL逆势翻盘，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光刻机制造商和顶级光刻技术的唯一供应商，占据全球光刻市场份额的70 %⁓80 %[9]，并且绝对技术优势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不断巩固，而日本的尼康、佳能则节节败退、苦苦支撑，逐渐丧失高端光刻机市场份额，处于极其被动的市场地位。

数字技术的上述特征决定了它的攻克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不可能像工业革命早期科学技术的发展那般，仅仅依靠少数天才科学家或工程师自由探索式的“灵光乍现”，也无法依靠单个产业部门的“单打独斗”，必须依靠有组织的集体攻关和多产业的网络协作；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需要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激励调节作用，有为政府的战略规划和资源整合作用也不可或缺。新型举国体制正好处于“完美市场”和“计划经济”的光谱之间，相比于“完美市场”有更强的组织性，相比于“计划经济”有更强的市场性[10]。因此，它作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一种具体表现，又兼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优势。这一制度属性高度契合了数字技术的发展要求，成为数字技术攻关的制度保障。因此，发展数字经济必须优先发展数字技术，优先发展数字技术则需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当然，数字技术不是某类单一技术的称谓，而是一系列复杂技术的统称。它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处于技术系统底层的关键核心技术和附着在底层技术之上的非关键核心技术。其中，前者属于基础型、共用型技术，后者属于应用型、专用型技术。相比于后者，前者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受国家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限制，当前数字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攻关不可能四面出击，而应当聚焦量子信息、网络通信、集成电路、关键软件、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关键核心数字技术，集中优势资源打攻坚战、歼灭战，以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攻克带动数字技术的整体性跃升，从而开拓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事实上，在移动网络通信数字技术的研发方面，新型举国体制已经初露锋芒，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既有研究表明，基于新型举国体制之下的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和多主体协同创新，我国不断推动关键技术优化升级，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移动通信技术标准从3G跟跑、4G并跑向5G领跑的华丽转变[11]。

四、新型举国体制做强我国数字技术的实践路径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做强我国数字经济的本质是运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瓶颈，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面对这一明确的重大任务，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将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创新效能？本文认为，应当探本溯源，回归举国体制的基础构成要素，从组织者、参与者和组织方式三个层面切入。

（一）在组织者层面，强化党中央对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关的集中领导与统筹协调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科技体制和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12]。运用新型举国体制做强数字技术也必须立足于这一优势。既往研究表明，作为举国体制典范的“两弹一艇一星”项目之所以大获成功，由最高领导层授权并对项目负责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设立是决定性因素[13]。如今数字技术的国际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数字技术霸凌与反霸凌、压制与反压制日趋胶着。运用新型举国体制做强我国数字技术无疑也需要强化党中央的集中领导和统筹协调。一方面以高位推动的强大政治势能打破因狭隘的利益之争导致部门之间和地方之间推诿扯皮相互掣肘的行政体制窠臼，统合数字技术发展所涉及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形成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以高度负责的目标导向将分散化、碎片化的技术力量、资金力量和市场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弥合市场机制在组织动员方面的固有缺陷，使这些力量有意识地朝着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创新的方向涌入，打造推动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发展所需要的强大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

（二）在参与者层面，整合运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六路大军”，系统构建政产学研用多元互动的数字技术创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14]当前我国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受制于人，表面上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先进设备、材料、软件受制于人，实质上是数字技术的底层基础科学研究落后于人。数字技术的基础研究事关数字经济发展全局，如果不能在数字技术的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就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反过来，运用新型举国体制做强我国数字技术必须率先集中力量攻克数字技术的基础科学研究难题。而要尽快实现这一目的，必须整合和动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科研院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科研力量、民营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科研力量、军队科研机构“六路大军”，充当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坚战的“突击队”。除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外，攻克关键核心数字技术还必须积极动员上下游企业、海量用户等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有效参与，运用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加速数字技术成果的落地转化，运用庞大用户的体验评价实现国产自主数字技术的优化升级，推动新型举国体制实践走向一个相对开放、正向反馈的组织场域，从而形成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多元互动的数字技术创新“大合唱”格局。

（三）在组织方式层面，形成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双向嵌入、集中化与扁平化有机融合的数字技术创新模式

根据技术创新的一般规律，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战略突围存在两条路径：一是“弯道超车”，瞄准前沿，奋力追赶当今世界先进数字技术，不断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代际差距；二是“换道超车”，发展颠覆性、非对称数字技术，开辟数字技术竞争的全新赛道。立足于尽快攻克关键核心数字技术，全面赢得全球数字技术的竞争优势，这两条路径应当齐头并进。当然，“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两条路径所面临的信息不确定程度不同，这就决定了它们的组织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有所区别。前者属于完备信息，目标是确定的、单一的、具体的和共识性的，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运用整体知识进行集中决策，形成集中化的效率型组织结构，持续稳定地提供长周期、全方位保障，加速技术学习，避免扁平化组织的低效率以及市场机制的盲目性和重复建设；后者属于不完备信息，目标是不确定的、发散的、模糊的和非共识性的，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运用分散知识进行分布式决策，形成扁平化的创新型组织结构，给予市场主体更多的自主权，塑造灵活包容的氛围，鼓励自由探索和不断试错，充分调动每一个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不过，在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新型举国体制攻坚战中，“弯道超车”和“换道超车”的组织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选择不是彼此割裂的，关键是应以问题和任务为导向，实现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双向嵌入、优势互补。比如，在集中化组织方式更富效率的“弯道超车”路径之中，适当嵌入“揭榜挂帅”、“赛马”等激励相容的市场机制，围绕共同的数字技术前沿目标，让不同的技术路线之间相互竞争；在扁平化组织更富效率的“换道超车”路径之中，则应适当嵌入政府机制，促进数字技术开放合作，实现科技资源共享，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为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自由探索式研究赋能增效；特别地，在国内市场暂时无法为国产化数字技术提供初始需求时，应当发挥政府公共采购的战略作用，为国产自主数字技术的创新、试用和发展壮大提供“根据地”[15]。

五、结语：加快建成世界数字经济强国

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安排，并要求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2]与欧美发达国家比较，我国数字经济起步较晚，1996年的规模仅为43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1/63、日本的1/23、英国的1/6[16]。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2016—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从22.6万亿元增长至45.5万亿元（合7.1万亿美元），年均名义增长率高达16.2 %，目前规模仅次于美国（15.3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⑤，与美国、欧盟形成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三足鼎立的局面。当前我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数字经济大国，不过，由于缺乏强大的数字技术作为支撑，部分领域随时面临“卡脖子”的潜在风险，我国还不能称作是世界数字经济强国。

未来一段时期是加快建成世界数字经济强国的关键时期。从数字技术的视角观察，随着加工尺寸的不断缩小，作为核心数字技术的集成电路技术创新速度正在放缓，创新方向正在从“摩尔时代”向“后摩尔时代”范式转变[17]。这为我国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追赶时间以及“弯道超车”乃至“换道超车”的难得机遇。从经济史的视角观察，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可以宽泛地划分为两个时期，头二三十年是导入期，后二三十年是拓展期[18]。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逐渐成熟，正处于从导入期向拓展期发生重大转变的关键阶段[19]。这为数字技术全方位渗透至国民经济的各领域提供了无限可能。因此，我国应当牢牢抓住数字技术路线和数字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战略窗口期，在数字技术潜力完全释放之前，尽快把我国建成为世界数字经济强国，从而为加快数字中国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当前我国建成数字经济强国已经形成多方面显著优势：一是超大规模的数字市场需求，目前我国网民规模约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与OECD国家总和大致相当，已经形成全球最大数字社会；移动电话和宽带互联网用户分别占世界比重的21.5 %和41.5 %，分别是美国的4.8倍和4.2倍⑥；二是超大规模的数字基础设施，我国5G网络基本实现城乡室外连续覆盖，基础设施算力规模达到180EFlops，居全球第二位⑦，“东数西算”工程全面启动；三是超大规模的数字发展潜力，我国车联网、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等新兴业态不断壮大，仅工业互联网规模就已应用至45个国民经济大类，产业规模突破万亿，而且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除此之外，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技队伍、超大规模的技术市场体系、世界上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创新体系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的领导体制也在不断完善，2014年党中央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8年领导小组升格为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2023年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又作出重要决定，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重新组建科学技术部，并首次设立国家数据局，这些举措为发动数字革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决策保障。若有效结合我国独特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打赢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攻坚战，那么，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数字经济强国的历史进程将大为缩短。

[注 释]

①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2022年12月。

②数据源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年）》，2023年4月。

③2021年底我国网民规模为10.32亿。数据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2年3月。

④“小院高墙”是由美国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高级研究员萨姆·萨克斯于2018年10月提出的技术霸权主义策略。“小院”指的是美国政府确定的与美国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核心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高墙”指的是采取更严密更大力度的技术封锁，制定适当的技术战略边界。

⑤中国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2年7月；美国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2022年12月。

⑥数据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

⑦数据源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算力指数发展白皮书（2023年）》，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