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郑州师范学院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带一路”研究部

摘要：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不仅能与共建国家分享中国优势产能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带动共建国家经济增长和民众就业，也有助于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蓝图变实景，我国已同151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行、共建、共享，合作、创新、交流、发展，十年深耕，风光正好。当前，全球通货膨胀压力持续，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形势复杂，大国博弈演进加剧，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本刊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特组织专家学者总结“一带一路”在构建经济全球化新格局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历史性成就和宏伟使命，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望“一带一路”倡议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成就与展望

作者简介：金碚，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100018）。孙久文，男，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18）。张可云，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18）。陈耀，男，郑州师范学院国家中心城市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18）。徐占忱，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世界经济研究部部长，“一带一路”研究部部长（北京100010）。

收稿日期：2023-09-20

“一带一路”与经济全球化新格局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过程。直至中国决意实行市场经济制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特别是进入21世纪2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全球化的态势格局。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再以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来观察和刻画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必须在新的范式构架下观察、研究和理解经济全球化。

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思维中，全球经济被刻画为以国家为单位的“宏观经济”体，同质化地融合为更大范围（直至全世界范围）的超越国家规模的宏观经济体。世界经济的这一体系逻辑可以称为“经济全球化2.0”时代。在这个时代，凡是拥抱经济全球化的国家，都得承认这个经济全球化形态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这个经济全球化形态格局达到了鼎盛时期。

但是，21世纪10—20年代，世界开始转向经济全球化3.0时代。在这一历史关头，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和倡议，其核心含义是要在经济全球化形态格局变革的新时代，实现通畅的全球经济“互联互通”新格局。与“经济全球化2.0”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构想）不同，“一带一路”构想直面战后世界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同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四大板块（也有学者称之为“战略辖区”）密切相关：包括以美国及濒海欧洲国家为核心的海洋国家板块、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大陆国家板块、以复兴中的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陆海板块，以及将会崛起的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次大陆板块等。要在如此广泛和复杂的地缘空间中实现“互联互通”，牵动全球，而关键在于中国崛起的大国表现。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和倡议，成为迎接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首倡者。

人类文明演化的基本路线是畅通，什么样的畅通格局就有什么样的文明形态。曾经经历的以陆权理论和海权理论为叙事取向的国际“互联互通”历史，都曾发生过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陆权理论强调“势力范围”观念。进入海权时代，海权国家（主要是美国）要求和迫使大陆国家“门户开放”作为实现“互联互通”的世界战略。进而“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公海“自由航行”，以“三零世界”为取向原则的“WTO”体系等，成为当代世界普遍接受的叙事取向观念，据此形成全世界的“互联互通”格局和世界治理秩序。海权理论观念支持濒海欧洲国家，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美国成为霸权国家。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就自认为拥有维护这一世界秩序的特权，并称之为“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由于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是处于以复兴中的中国为核心的东亚陆海板块，其特点是兼具海洋和大陆两方面的特质，所以，“一带一路”倡议既不是单纯的海权叙事取向，也不是单纯的陆权叙事取向。当前，有可能使参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认同的叙事取向观念是：伙伴互惠，主客便利，抉择相容。所谓“伙伴互惠”是：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地区）间是合作伙伴关系，伙伴之间的合作基于互利多赢的原则。所谓“主客便利”是：“一带一路”的经济活动涉及各种国际关系，其性质既非“殖民”关系，也非结盟关系，而具主客关系性质：东道国为主人，外国企业或公民为客人。“来者是客”和“客随主便”可以成为互联互通便利性的共识基础，没有人可以拒绝这样的观念。所谓“抉择相容”则是：相互尊重各国的经济秩序（制度、法律和政策）和发展战略。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持与其他国家战略抉择相容的观念。“一带一路”倡议可达互联互通的良好效果，而不会导致相关国家间的战略冲突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

“一带一路”升华了“全球化”观念，注入新的发展意识和包容性意识，以更多国家都能接受的互联互通观念，最大限度地接近人类利益共同体的理想，并使之具有现实可行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指出：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某一天（也许很快）我们也将看到按当前这样模式管理的全球化既不能提升全球效率也不能促进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民主制度陷入危险境地。还有其他可能对我们经济和民主都能进行更好管理的全球化方式，并且它们不会造成不受约束的全球化。他判断，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中国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格局变革的关键性角色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夏皮罗也认为，“中国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与一心一意的领导集体，使得快速实现全局性变革成为可能。变革就会带来经济持续繁荣，而美好前景足以让中国人维持社会纪律，拥护政府。正是由于存在这些远景，差不多每一个跨国公司都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毅然决然，竭尽所能，到中国追逐财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符合世界发展共同规律，同时也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具体国情。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域观特征，使得经济全球化新格局受其深刻影响，即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使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新格局的形成更具可行路径。

由于中国经济崛起，世界经济发展态势并不是向着形成全球范围的同质化宏观经济方向演进，而是越来越具有新世界新时代的域观经济特征。

整个世界可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现实并不表现为传统主流经济范式所想象的“微观—宏观”范式格局。世界经济的无政府性决定了，只能由各国特别是大国间的对话谈判来形成共同遵守的经济全球化规则。“一带一路”是推进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可行构想和重大战略之一。在此构想格局中，世界的真实特质和多样性特色，可以得到更为贴切的理解和符合实际的刻画。这是从“微观—宏观”范式的变革中所产生的域观范式思维，据此形成全球化的可行规则和国际秩序。

在经济全球化新格局中，诸多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都可以进入经济全球化体系，并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平衡态势，避免重大冲突，以和平方式解决矛盾，协调关系，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按照域观范式思维，经济全球化并不要求世界各国经济体的同质化，只是要求以可行的方式来实现不同“域场”间（即各具特色的各国经济）的接轨、合作、融通，到达“融而不同”“和而不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这是唯一可行的经济全球化方向。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弗兰克·奈特所论述的，“在人类和社会科学中，唯一可能正确的观念是多元论观点”。

总之，各国经济的同质化并非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前提。由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经济一体化，也不能消除世界经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各国经济制度的域观特性特色，必须得到尊重，绝不能由其他国家对其进行强制改变。即使是基本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也不存在某种压倒性的力量将迫使它们完全趋同，差异的空间依然存在，并且必须得到保护”。只有以这样的观念思维来推动经济全球化，才能维护世界和平，避免国际冲突和战争。

由于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差异性的域观多元现象，而不是各国一致发生的同质一体现象，所以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高度不平衡的过程，巨大的域观差异甚至可能导致整个世界的动荡和全球性压力。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出的理论难点，即如何认识和处理各国间的域观性差异问题。

经济全球化当然要求各国遵守共同认可的国际秩序规则，在可行限度内尽可能做到相关各方的政策安排待遇“对等”，但也得认可和尊重由各国的特质特色所决定的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不能强求所有政策安排的完全对等。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秩序规则，各国之间有些可以对等安排，但也有些则难以对等安排。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域场”特征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则，经济全球化既要尊重各国自身的“域场”规则，同时又要有使各具特色的“域场”规则能够进行相互接轨的协调性安排，也就是要承认经济全球化的大市场，实质上是各类域场所形成的一体化格局，而不可能强求一个同质化的绝对自由市场。这才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形态。换句话说，经济全球化需要建立和维护的是“安全畅通、规则平等、承认差异”的世界市场秩序。在一些方面，各国间的规则对等是合理的、可行的，也是必需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强行要求完全对等则是无法做到的，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因为，这实际上就是强求经济全球化要以各国经济性质的同质化为前提，而忽视或有意否认经济全球化的域观性质。如果强行那样做，则经济全球化的风险和代价将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金融、数据、传媒等高流动性且关系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必须尊重各国的国家治理主权原则。真正负责任的态度是：具有不同域观特质的国家在同其他国家规则接轨时，必须对规则安排进行利弊权衡，以实现具有不同域观特质的各国民经济体之间的亲和性。这也体现了当代经济全球化必须在国家主权的制度框架内得以推进的客观现实。这也正是当前全世界所面临和特别关切的经济全球化规则建构的重大挑战。

推进“一带一路” 构建新发展格局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时间是最好的评委：十年的时间里，共有151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拉动了差不多1万亿美元的各类投资，为共建国家创造了42万多个工作岗位，让4000万绝对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从区域经济的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对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产生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一、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新发展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国际区域合作，是以中国为枢纽的、开放式的、惠及所有参与国家和经济体的广泛的国际区域合作。一般来讲，区域合作的理论依据是比较优势。亚当·斯密的古典贸易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都是基于比较优势，分别认为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相对丰裕程度的差异，是导致区域分工及区域贸易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格局，使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在分工结构中处于依赖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价值链低端，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学理论依据是经济空间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通过持续合作促进的经济增长会导致空间一体化，所有参与合作的经济体的发展都呈现出区域收敛。主要标志一是各经济体通过专业化分工，经济优势都能够得到发挥；二是区域合作有助于各经济体形成较强的自我发展能力；三是生产要素在参与合作的经济体之间自由流动，促进形成新的国际市场；四是经过参与国和经济体的长期合作与发展，形成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

“一带一路”的基本构想是以中国为枢纽，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多边机制，构建新的区域合作平台，形成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发展共同体。“一带一路”的空间依据是在中国与沿线合作国家之间所依托的海运、铁路、河流、公路、航空等交通运输干线，推动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形成产业与技术、产品与贸易的深度合作。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就是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从国际经济新格局看，“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拓展线路主要有两个：一路是中亚、南亚、西亚、东欧和北非国家，辐射西欧国家。这些国家有的劳动力丰富，有的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其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的早期或者中期阶段。这些国家与中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方面交集很多，合作面广，经济关系良好。另一路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国家，辐射拉丁美洲国家。这些国家多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中国国情相似，发展阶段相近，经过多年的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日韩等国家的合作，形成了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同时，海洋通道也是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贸易的主要通道，维护海洋通道的安全也要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重点关注。

从国内新格局来看，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形成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是构建国内国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其中，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重点方向是第一条线路，沿边开放、边境贸易和“中欧班列”是重要载体。提升中西部地区经济规模在全国经济中的比重，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东部沿海地区的重点方向是第二条线路，远洋航运是主要载体。保持东部沿海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保持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商品贸易规模，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东北地区则是两条线路的交汇处，地缘优势明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地位更加重要。

二、“一带一路”倡议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与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第一，“一带一路”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一是政策沟通广泛深入，设施联通通达通畅。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设施联通的最大亮点，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640万人次、货物2100万吨，雅万高铁开始联调联试，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二是投资贸易互利互惠。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双向投资累计超2700亿美元；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04万亿美元增至2.0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从25%升至33%。2023年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9.8%，高出整体增速7.7个百分点。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叫嚷与中国“脱钩”的背景下，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额的增长，为构建国际大循环稳固了基础。三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给中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机会，形成了新的发展动力，使那些处于偏远边境的地区，迅速转变成为“一带一路”的中心地带。例如，新疆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云南、广西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重点地区。促进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边境口岸的扩大开放与过货能力的增大，例如霍尔果斯口岸2011年全年的过货能力不超过1000万吨，而2023年1—5月进出口货运量就超过了1500万吨。二是中欧班列的数量增加。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超过7.3万列690万标箱，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6个城市；2023年1—6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8641列，发送货物93.6万标箱。

第二，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多。首先，是大国博弈风险。在大国博弈背景下，美国和西方威胁与中国经济“脱钩”，因而“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领域面临的技术封锁或贸易壁垒越来越严重。在最近的G20峰会上，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欧盟宣布将建设“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之所以叫“现代香料之路”，就是来对抗“一带一路”。其次，是地缘政治风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普遍面临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包括共建国家政局不稳定，法律和贸易保护机制不健全，区域安全风险较高，部分国家存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最后是国际经济风险。西方国家增长动力不足，部分低收入国家存在突发性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共建“一带一路”的投融资体系面临更严峻挑战。

三、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策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地域之广、国家之多史无前例，中国推行“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迈上了新的台阶。面对当前严峻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我们要把“一带一路”打造成构建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压舱石。

1.创新国际区域合作新模式

十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国际合作方式主要是功能型合作，即以发展产业和科技等非政治议题且涵盖双边关系的功能型合作。这种合作又包括松散型合作与紧密型合作两种类型。松散型功能合作聚焦某种产业部门，以基础设施中的海港和公路建设为主体，推动当地优势资源的开发；紧密型功能合作以中国周边国家为主，铁路建设带动区域开发是主要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主要面向发达国家，至今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体部分。事实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同样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国际贸易的潜力很大。中国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缺乏高端生产要素，但劳动力低廉，资源环境条件优越，主要依靠出口资源等原材料产品、初级产品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合作，采取功能性合作更加有效。例如与中亚几个国家的合作，可以采取紧密型的功能合作，对于投资合作互补性较强，具有互补优势的产业，可以作为重点选择。

在紧密型的功能合作中，构建跨境次区域合作模式很有前途。跨境次区域合作，通常由边境地区的两国或多国政府、企业共同推动。相比跨国区域合作，研究视角更中观和微观，关注重点在于边境区位影响核心城市区位而非核心国家辐射边缘国家，参与的主体除了国家外，还包括边境省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合作上不一定规定统一制度，更具灵活性。开展跨境次区域合作，通过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自由贸易区、边境口岸城市、经济走廊、跨境工业园区建设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资本、人力、产业、资源等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激活这些地区的市场潜力，提升内陆沿边地区的开放水平。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中国西南地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以及东盟、中国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国家等的次区域合作，都可以是重要的选项。

2.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

“一带一路”所提出的“共通合作模式”，通过在不同区域间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打破由地域形成的行政管理障碍，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和资源共享，促进国际区域经济的发展。松散型的功能合作模式适用于大多数“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国际大通道的建设能有效拉动内陆地区的对外贸易。近年来，中欧班列承载的外贸物流专列陆续开通，开创了欧亚互联互通的新机制。对于更广大的共建国家，通过构建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综合运输体系，可以大大促进中国与共建国家的经贸联系。

3.推进中西部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与城市群的发展

推进“一带一路”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共建国家形成经济发展的共赢。国内“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对接国外“一带一路”倡议，应当选择依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增强其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具体措施包括，一是通过增加和培育一批口岸城市、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等开放平台作为出发地，形成国内国际产业结构上的对接；二是加快城市群地区的能源、交通、信息、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以人才、产业、产品、要素流动等优势辐射共建国家和地区；三是通过在沿边地区、内陆地区增加城市的数量，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形成新的城市群，筑牢区域合作的基础。

4.促进开放经济全新的空间格局的逐步形成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解决对外经济合作的“东强西弱，海强边弱”的状况。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就要扩展新的世界市场，构建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版图。因此，基本思路是在沿海建设能够吸纳和调节世界经济的枢纽，在内陆建设辐射世界经济的核心区。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上海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聚集更多的企业、航运公司、创新机构和金融机构，并吸引全球性资源，在“一带一路”中的重点任务是加强枢纽建设。北京和天津位于京津冀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重点任务是科技创新、高端金融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产品生产。建设“一带一路”的枢纽区，形成吸纳国际科技和金融资源的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经贸规则与国际对接历史悠久，吸纳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资源，更具优势。对于内陆核心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为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作为“一带一路”面向中亚、西亚和东欧的出发地，能源合作是重要内容，中欧班列过境更是重要的区域。另外，还应该关注东北地区，探讨把东北建设成为“一带一路”核心区的可能性。

“一带一路”十年建设与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为全球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推动了完全有别于西方霸权的经济全球化新格局的形成。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明确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引领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不断优化，国内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已初步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大格局（郑栅洁，2023）。十年建设，风雨兼程。当前逆全球化浪潮、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黑天鹅事件均使得“一带一路”建设面临更大挑战和负面冲击。站在“一带一路”新十年的起点上，回顾我们因何出发、何以致远，对于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渊源与时代内涵

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构想，为闻名遐迩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根本指引与道路遵循。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但自“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基于传统地缘政治视角从未停止过对“一带一路”的攻击，错误地将其误解为“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的东方版本。一些西方学者仍然基于军事掠夺、军事殖民与西方霸权理解全球化，并没有摆脱零和博弈的地缘政治思维陷阱。要想真正理解“一带一路”的渊源与时代内涵，就需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发展逻辑出发，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发展中寻找答案。

1.“一带一路”所蕴含的思想内核是数千年华夏文明的文化精髓

早在2000多年前，勤劳勇敢的亚欧各族人民就逐步探索搭建起了贯穿亚欧非大陆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桥梁——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国际大动脉在促进地区文明融合与经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世界各国人民所共同享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张可云，2015）。借助“丝绸之路”这一特殊历史符号，“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历史上薪火相传、经久不息的文化元素，旨在构建全球联系网络，反映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传统，千年丝路上的贸易平等、人文交流平等，正是中国“怀柔远人”“尚德抑武”的大国担当的集中体现。不同于近代以来大国竞争中“以邻为壑”的零和博弈，“一带一路”建设在保证世界各国人民平等交往的基础上，旨在再现古丝绸之路上互利互惠、共享繁荣的和谐景象，从而形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一带一路”所践行的发展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总结

“一带一路”建设所践行的发展理念，不仅延续了亚欧非几大文明的历史沉淀，也充分融入了新中国70多年建设、40多年改革开放所总结的“引进来、走出去”“区域协调发展”等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并有助于积极传播已被中国发展所证明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第一，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贯彻执行的基本国策，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驱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全球各国共享全球化红利，促进全球经贸合作。第二，对标缩小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带一路”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合作有助于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促进全球经济协调发展。“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国家发展极不均衡，部分国家因地理位置、交通基础设施、资金限制等约束，一直不能摆脱“贫困陷阱”，但是也有部分国家面临着资金过剩、迫切需要实现产能转型升级、市场需求不足等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助于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促进共建国家开放和资源优化配置，进而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重构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提供解决方案（蒲小平，2023）。

3.“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愿景目标符合全世界人民的殷切期待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发展的“续篇”，也不是共建国家发展的“番外”，而是平等反映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愿望、兼顾各方利益、反映各方诉求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21世纪的主题仍然是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局部地区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局面并不影响“地球村”的交流互鉴、融合繁荣。“一带一路”建设所推动的愿景目标符合全世界人民和平发展的殷切期待，顺应了国际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和实现全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为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中国式的智慧方案，也必将为人类进步这一伟大的正义事业贡献新的正能量。

二、“一带一路”十年建设的重大成就

经过十年建设，“一带一路”已经发展为一个深受广大国家欢迎和凝聚各国共识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平台持续扩容。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与“一带一路”合作相关的文件。中老铁路、以色列海法新港、比雷埃夫斯港、雅万铁路、匈塞铁路等重要工程正稳步推进。中欧班列已成为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陆路运输大通道，迄今累计开行班列7.7万列，运送货物731万标箱，货值超过3400亿美元，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7个城市。2013—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规模年均增长8.6%，累计双向投资突破2700亿美元。

第二，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范围不断拓展。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倡议已催生了3000多个带动投资近万亿美元的合作项目，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批“国家地标”“民生工程”和“合作丰碑”。除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和传统产业合作项目外，越来越多的绿色项目、能源项目、数字项目和大健康项目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世界银行预计，2030年“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相关项目的全面实施，将帮助全球760万人走出极度贫困、3200万人告别中等贫困。

第三，十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形式日益增多。共建“一带一路”除了持续深化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的合作外，还更加重视生态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数字经济和清洁能源等特殊领域的国际合作。截至2023年初，中国已在全球范围内同多国政府或国际组织签署了逾50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文件，联合多个国家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和《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

三、推动“一带一路”纵深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央围绕“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战略部署，实现了关键理论突破。特别是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搭建总体框架。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扎实推动“一带一路”纵深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点、线、面”并进的矩阵式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对于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1.以“点”突破：“一带一路”建设推动自由贸易区稳步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自贸区建设的战略背景、功能定位和历史使命均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中国自贸区作为战略支点服务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作为宏观构想将各地自贸区串联为一体，带动中国自贸区整体向前发展（李猛，2017）。2020年9月，中国第六批自贸试验区批复设立，中国已基本形成“1+3+7+1+6+3”雁阵型自贸区布局，为加速“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战略支撑和政策保障。以制度创新为鲜明特色的自贸区平台可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产业合作和投融资合作，进而化解“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的贸易障碍和制度壁垒。而“一带一路”倡议则为中国自贸区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潜力与发展机遇，通过地理交通的互联互通将各地自贸区形成“串联一体”“连点成线”的战略集群。总体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自贸区建设已成为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关键环节，在相互作用的良性循环中共同发展。

2.以“线”聚能：通畅安全高效的“一带一路”海陆通道方兴未艾

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十年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援助共建国家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集装箱港口码头和机场空港建设，已建立纵横南北国家、贯穿东西大陆的多维复杂海陆运输通道网络，极大地降低了世界各国商品贸易成本。同时，“一带一路”海陆通道建设连接了中国国内与国外市场，并在海陆通道沿线聚集了大量产业园区，形成了一批对外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对我国扩大区域对外开放，推动国内大循环的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倪红福等，2022）。

从国际视角来看，贯穿亚欧非三大洲的“一带一路”框架连接了东亚新兴经济体与西欧发达经济体，依托国际大通道将中间广袤的发展潜力巨大的内陆腹地国家串联起来，并以共建国家的重点城市为主要支点，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等六条陆上经济走廊。海上丝绸之路以重点港口和航线为纽带，共同建设畅通安全高效的海运大通道。“一带一路”建设十年以来，比雷埃夫斯港、瓜达尔港、科伦坡港相继开通，中老铁路全线通车，国际陆运航线、国际海运航线、中欧班列通达城市大幅增加，设施联通取得显著成绩（金田林，2023）。

从国内视角来看，“一带一路”的海陆交通网将中国的内陆腹地变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长期以来，受制于缺乏优质出海港口和沿海、沿边口岸，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呼包鄂榆等城市群，始终难以深度融入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欧班列”为代表的中欧通道铁路运输的建成成为沟通境内外、连接东中西的重要动脉。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辐射下，郑州、西安、成都等内陆城市加快推进航空港、国际陆港建设，为我国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提供了关键支撑。

3.以“面”辐射：“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重大战略融合衔接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了区域协调发展4.0的发展要求。十年建设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区域重大战略实施，大幅提升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推动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区域协调发展4.0是指在2013年之后，更加强调基于国际视野下的区域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助于通过国际合作实现中国内部的区域协调发展。长期以来，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与对外开放层次均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统筹沿海与内陆发展，并先后开放了多个沿边陆路口岸，以推动构建东西两翼并举、海陆开放共进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内容正好对应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即向西打造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东挖掘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潜力，实现“向东向西两翼齐飞，两个方向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是关乎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优化的设计（张可云，2018）。

从建设效果来看，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已深度嵌入“一带一路”的发展底色。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各地区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西部地区是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十年来积极加强同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国家的交流合作，已形成了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地为核心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通道、商贸物流中心和重要产业聚集区，促进西部大开发实现新发展。东北地区作为向北开放的关键窗口，充分利用毗邻俄蒙的地缘优势，推进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并带动东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中部地区的主要优势在于广阔的内陆纵深、丰富的生产要素以及较好的产业基础，“一带一路”十年建设以来，形成了郑州、武汉、长沙、合肥等城市为代表的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进而为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提供战略支撑。作为向东开放和向南开放的主要阵地，东部沿海地区积极发挥长三角、粤港澳、海峡西岸和环渤海等经济圈的开放优势，率先走出了开放型经济引领现代化建设的路子。

十年间，区域对外开放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影响力较广的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高地相继设立，同时也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能量。2016年正式在国家层面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自诞生之日起，便承担着支撑“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国际通道枢纽的重要使命，拓展了“一带一路”建设向南发展和向纵深推进的新空间。2017年，中央政府正式设立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并提出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实现建设高层次、宽领域、强辐射的对外开放新高地的发展目标。2018年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落地，并在随后的政策实践中，海南逐渐搭建起中国与东南亚共建国家地区交流的新桥梁和对外投资贸易的关键跳板，并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总体来看，中国对外开放制度日臻完善，区域重大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互动循环，共同推动中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助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性成就与宏伟使命

2023年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经过十年积极落实和有效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和历史性影响，已成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国际合作平台，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和抓手，成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和最有影响力的公共品牌。全面回顾总结十年来的建设成就，深入分析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势和承载的宏伟使命，对于新征程下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深刻认识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性成就与贡献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在深化各国政策沟通、推动全球互联互通、重塑国际贸易格局、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弘扬合作共建精神、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重大成果，做出了重大贡献。

1.深化政策沟通，参与共建的规模持续壮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合作文件，参与共建的国家已超过世界上国家总数的70%，人口和国土面积均超过世界总量的60%，经济总量则占全球近40%；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自贸伙伴覆盖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与32个共建国家和地区签署了AEO（经认证的经营者）海关互认安排；由中国发起设立的作为“一带一路”投融资机制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丝路基金创始成员不断增加，发展到来自全球的100多个成员国。可见，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深化政策沟通成效显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跨越不同地域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阶段，参与规模之大、辐射影响面之广，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是名副其实的深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

2.推动全球互联互通，共建国家“联通”水平持续提升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十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已经完成包括铁路、港口、桥梁、电网在内的3000多个建设项目，带动了约1万亿美元的投资，中老铁路、肯尼亚蒙内铁路、印度尼西亚的雅万高铁、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以色列海法新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中马友谊大桥、美丽山特高压输电工程、非盟会议中心等一系列标志性工程不断涌现，这些项目快速提升共建国家的设施联通水平进而提升物流效率，解决了发展瓶颈，改善了当地的投资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海外民众认知度最高的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超过5万列，通达欧洲23个国家、180多个城市，大大促进了亚欧国家间商贸流通和市场对接。

3.重塑国际贸易格局，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

随着共建国家设施改善及贸易伙伴的扩大，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2013—2022年，货物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8%。在中国对共建国家出口中，中间品出口占比已由49.8%升至56.3%，贸易创造效应显著。中国的纺织服装、电子元件、基本有机化学品和汽车零配件等商品在共建国家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出口增长迅速。2023年中国外贸承压前行，前8个月进出口总值27.08万亿元，同比微降0.1%，但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计进出口同比增长3.6%，占进出口比重提升至46.6%，对中亚五国进出口同比增长34.1%，增速明显高于整体，与共建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更加密切。

4.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发展提速

共建“一带一路”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不断培育沿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新动能，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共建“一带一路”使参与国家的贸易增加4.1%，吸引外资增加5%，使低收入国家的GDP增加3.4%；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2012—2021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占全球份额提高了3.6个百分点。这期间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38.6%，超过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共建国家不仅投资修路建桥建厂，而且为共建国家建设产业园区这类发展载体，这在以往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中是没有过的，目前纳入中国商务部统计范围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有113家，累计投资近600亿美元，以家电、纺织、机械、电子、建材等国内较为成熟的产业集群式落户境外园区，有力地推动了共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

5.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各国人文交流拉近人民情感

加强共建国家人文交流，促进区域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充满持续活力的重要因素。十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开展了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持续推进“丝路一家亲”行动，与相关国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共建“鲁班工坊”，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博物馆联盟、艺术节联盟、图书馆联盟等。并且正在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为共建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卫生援助、培养医疗人才、建设清洁能源电站、帮助搭建数字电商平台、培训技术人才，填补了这些国家公共服务领域的缺口，注入了持续发展的新动能，也拉近了不同国别人民的情感距离。

6.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发展成果惠及民众减贫效应显著

“一带一路”为共建国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建设了许多路桥医院学校文体等设施，缓解了有关国家电力短缺和饮水难等问题，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增进了发展中国家民众福祉。中国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额累计1613亿美元，共建国家对华投资712亿美元，双向投资超过2300亿美元，其中相当大部分属于民生项目。截至2022年底，中国企业与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达571.3亿美元，为当地创造42.1万个就业岗位，有近4000万人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预测，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2015—2030年，760万人将摆脱绝对贫困，3200万人将摆脱中度贫困。

7.弘扬丝路合作精神，成为对冲单极化与零和博弈的重要力量

“一带一路”倡议秉持的是“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以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作思路，这种丝路合作精神，强调的是平等自愿、合作共赢，因而受到共建国家越来越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写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其他区域组织的有关文件中，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共识。此外，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不是强行让共建国家接受，而是充分尊重参与国家的意愿，将倡议与共建国家提出的战略政策进行对接，如“一带一路”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建设和“2045愿景”、蒙古的“草原之路”倡议、沙特的“2030愿景”、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战略”等，这不仅体现了中国智慧和贡献，也是对那些搞单边主义、零和博弈的抗衡与对冲，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行。

8.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全方位开放开发质量水平不断提升

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内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联动，以及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都能很好地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是中亚、东南亚、西亚、中东、中东欧、南亚、非洲等，对中国而言主体是向西开放，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沿边地区由开放的末梢变为开放的前沿阵地，十年来通过扩大沿边和内陆开放、开行中欧班列、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等一系列措施，西部地区以开放促开发，成效显著，对外进出口和利用外资以及GDP占全国的份额均在提升，广西面向东盟、云南面向东南亚和南亚、新疆面向中亚、内蒙古和东北三省面向东北亚的开放合作，都取得较大进展，对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全面振兴的带动效应不断显现。

总之，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的成果既是丰硕的也是历史性的，它对近百年来全球治理的贡献前所未有，对未来全球格局的影响意义深远。这不仅体现在参与共建的国家组织规模、投入产出的规模、受益国家的范围等前所未有，更体现在它所倡导的开放合作、包容互鉴、均衡多元、务实行为等理念和行动，对于当今处于分化动荡不确定的世界，无疑具有引领变革、矫正重塑的作用，是中国在世界重要历史关口贡献的智慧和力量。

二、新形势下共建“一带一路”承载着艰巨而宏伟的使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新形势下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的重要途径。习近平主席强调，坚定不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应当落实好“五个统筹”，即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合作和斗争、统筹存量和增量、统筹整体和重点。这为新形势下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全球性问题加剧，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它所承载的使命任务更加艰巨宏伟。作为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共建“一带一路”要在积极应对压力挑战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共建国家人民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1.积极应对复杂环境和挑战，持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承载的崇高使命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这也是中方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新形势下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来持续推动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认清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比如少数西方国家始终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一带一路”倡议。2022年6月七国集团峰会推出了所谓“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2023年9月G20峰会，美国和印度等国又联合组建了名为“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的项目，对抗意图明显。面对国际上来自政治、文化、舆论、安全等诸多方面的挑战，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积极理性地应对，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扎实高质量搞好各项建设，用更多更好的成果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2.携手遏制全球化逆流，推动打造新型全球发展模式

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合作，而且是完善全球发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出现逆全球化思潮主要有两种不同动因和表现，一个是全球化过程中产生发展鸿沟，少数发达国家获利受益，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获利甚微；另一个就是少数发达国家为维护科技优势和经济霸权，提出“脱钩断链”“去风险化”。这都凸显了全球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亟待改革和完善。

共建“一带一路”所坚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承载着建设包容普惠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模式的追求。因此，必须坚持以发展为导向，开创新的发展环境和空间，培育新的发展引擎，特别要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通过产业转移和产能合作，与共建国家形成技术产业市场的共生，尤其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缩小沿线发展中国家产业技术鸿沟和数字鸿沟；要理性应对“脱钩断链”的风险挑战，加快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同时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及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积极吸引国际尖端科技和人才。与共建国家一道共同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全球化。

3.着力完善内外循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是国际合作，而成功的根基在国内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内部市场规模超大的经济体，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既是应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的必然，也是大国经济体发展的客观必然，这样既可以维持稳定发展，又可以为其他国家发展带来机遇。因而，新形势下共建“一带一路”必须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紧密结合。要着力完善国内国际双循环，首先就是推进更深层次改革，尤其是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让要素资源顺畅自由流动；其次是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加快由要素开放型向规则制度开放型转变，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再次就是推进更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特别是推动企业、行业和地区加快实现绿色转型和数字化转型；最后就是进一步加强和拓展“一带一路”建设与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战略对接，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

4.对接区域重大战略，引领带动高质量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共建国家开展贸易投资搭建了国际间合作平台，也助推了国内沿海沿边及内陆不同地区间的协同开放，为促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动力。2022年2月，中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度融合，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实施国家区域重大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央面向国内外调整优化空间经济布局的重要举措，虽然两者侧重区域不同，但实施任务和目标在地域空间上存在重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国内陆海统筹、东西互济、南北协同；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依托“一带一路”大开放来带动大开发和地区振兴。因而推进两者的衔接融合，不仅有利于解决政策交叉重复、部门统筹不畅、配套协调欠缺等问题，而且能够显著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效能和质量，并增强区域重大战略的引领辐射效应。近期，中央决定把相关重大战略领导小组合并为“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来统管，为两者的衔接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还要在顶层设计、规划布局、政策配套等方面深入研究衔接的方案和具体措施。

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夯基提质的助力器

2023年共建“一带一路”走过十年历程。十年来，在中国与共建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沉甸甸的成就。截至2023年7月，中国已同全球152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所签署国家中绝大多数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显示了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原则、目标和方式等的高度认同。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显示多方面全球性价值，国内外有关机构、学者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作为新时期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重要全球公共产品，共建“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推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这也是中国对全球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

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趋缓及共建“一带一路”的当代世界意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发展事业所需要的信任、协作氛围严重恶化，全球发展问题在发达国家关注位次中有所下降，全球治理、安全等方面困境对发展的掣肘加剧，这也导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出现放缓现象。当前比较现实的问题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如期实现面临困难。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从自身立场和价值观出发，坚持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主张，企图以自己意愿强力塑造甚至改造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很多是宗主国和过去的殖民地的关系）。政治上的不平等无法很好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以经济援助为主的推进方式，大多附有其他条件，居高临下、水土不服，总的来看，进展缓慢，成效不彰。

世界范围内实现工业化是解决人类面临诸多问题的关键。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工业化是过上美好生活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国家经济现化代的必由之路。2021年12月，联合国发布《工业化对世界人民福祉的重要意义》提出，目前世界上仅有63个经济体实现了工业化，人口占比不到全球的20%，这些经济体生产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制成品。而47个最不发达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3.4%，所生产的制成品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不到1%。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制成品产量上贡献了30%。报告以详实的统计数据，证明了贫困、不平等、健康、教育、就业和人类发展等指标与一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间的关系，一国工业化进程与人民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息息相关。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些欠发达国家缺乏口罩等基本用品生产能力可以看出，工业化发展对人民生活福祉的重要性。

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工业化作为“全球发展倡议”中的一个重点合作领域，强调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性。那么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认为，二者都体现了中国将发展作为解决全球问题主要出发点的基本主张，尽管各有侧重，加快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是二者共同的落脚点。

共建“一带一路”助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对自身发展道路、模式的自主选择和要素匹配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既有其一般规律，又因为国情不同，有其自身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经验借鉴。中国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各方面问题的关键，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创新引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平等性、包容性和成长性，给发展中国家共建方基于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充分的自主空间。

我们已经看到共建“一带一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强大助力作用，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新技术条件下探索跳出传统工业化模式，推动工业化进程、质量和效能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未来十年共建“一带一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结果，这方面作用持续显现将不断证明共建“一带一路”具有的全球性意义。

二、共建“一带一路”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条件

必要的基础设施水平是工业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中国过去有“要想富，先修路”的说法，在工业化起步时期，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极其重要。目前发达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涉及人力资本、无形资本（如教育、医疗等）等“软基建”较多，总体对“硬基建”等重大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来说，重大交通、能源等“硬性”基础设施成为“刚性”约束，事实上由于“硬性”基础设施供给不足，“软性”基础设施发挥作用也严重受限。

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合作中相当大比重是“硬基建”项目，中国在重大基础设施方面无论是建设经验、技术水平还是融资成本等方面都居于世界前列。中国推动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截至2023年2月，亚投行累计投资项目195个，其中有107个项目属于基础设施领域，包括能源（42个）、交通（30个）、水利（15个）、城市建设（13个）、信息与通信技术（7个）等方面。中国与共建国家合作开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高相关国家资本积累，增强了经济发展效率，并催生出巨大的本地需求，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有力地推进相关国家工业化进程。

特别地，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同当地工业发展有效联动，既提高了基础设施的效用和效益，也为当地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例如，“一带一路”非洲重点项目亚吉铁路（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项目，这一交通大动脉很好地与当地产业园区、经济特区结合起来，形成了“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发展模式，打造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交通沿线经济走廊。

三、国际产能合作在相对短时间内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创造了新动能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共建产业园区，成为一些国家推进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在一些基础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要素和制度条件体系化程度低，眼下尚不具备普通工业化的能力。但是中国和有关共建国根据当地要素和市场需求特点，创办了一批工业园区（产业园区、经贸合作区），促进了当地资源、劳动力、技术和本土市场等的整合，发挥了不可多得的示范、辐射和带动效应。特别在非洲一些国家，工业园区建设初步改变和克服了前工业化阶段下的政府治理困境，可以预见，随着合作不断深入，未来这方面绩效会更加显现。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将中国优质产能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有机结合起来，国际产能合作成为共建国推进工业化的重要引擎。产能合作激活共建国本地市场，助力建立现代市场体系，为工业化培养一批具有现代专业技术、现代管理经验的专门人才。目前仅在非洲地区，中国—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埃塞俄比亚哈瓦萨工业园和德雷达瓦中土工业园、吉布提国际自贸区等，都成为所在国发展的示范性项目。可以说，国际产能合作和各类合作园区在较短时间内为发展中国家蓄积了新工业化动能。

四、“绿色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提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质量和效能

当代全球科技发展、生态环保约束趋紧、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发展中国家已有比较优势在弱化，工业化进程受到多方面不利影响。中国把绿色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积极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议程，提出了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共建“一带一路”同样把绿色丝路建设作为基本要求。为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巴黎协定》，中国及时推出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规划》和《“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推进建立更为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积极探索形成“一带一路”国家绿色金融新路子。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市场和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在南亚、东南亚、南非投资建设一大批风电、光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积极推进相关技术输出和本地化，增加了当地能源供给、改善了能源可及性、优化了能源结构，助力共建国家实现低碳发展，推进相关国家探索走出传统工业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能源方式转型助力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型，走上新工业化道路。

以当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快速推进，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数字产业与“一带一路”深度结合，正在深刻改变共建国的工业化面貌。目前中国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中国与东南亚、中亚、西亚、非洲、拉美等国家深度开展数字丝路建设，截至2022年10月，中国已与17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3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与有关国家建设34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

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数字基建、数字技术、消费电子、数字应用、跨境电商等相关数字领域合作的广度不断拓宽。特别是，许多新兴经济体从缺乏基本网络设施，一跃发展到拥有4G、5G商用网络阶段，数字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基础性、渗透性、普惠性，使共建国民众切身感受到了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获得感。数字丝绸之路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数字技术鸿沟，加快共建国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更好地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创造新就业新产业新赛道，促进了本地人力资本培育，推进了本国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提升工业化质量。

未来十年，共建“一带一路”将深刻影响全球工业化进程。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示范效应，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正形成强大的自主外溢效应，这对全球发展是巨大的机会。特别地，中国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以第三方合作等形式，共同推动形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源、资本、劳动、市场等要素深度结合，共同打造全球工业化健康快速发展良好势头，为全球化发展创造新动能，真正地造福各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