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翱，孙久文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工商管理部，中国人民大学

摘要：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短板是由行政区边界效应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问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整合效应，加快了不同类型区域市场之间的融通，更有利于行政区边界区域经济的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宽带中国”政策的实施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代理变量，以是否位于省级边界线上作为不同类型区域的划分标准，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政策对位于省级边界线上的县的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说明该政策降低了行政区边界效应，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从机制上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行政边界地区居民获取金融服务、提升行政边界地区的工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来促进行政边界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数字基础设施；边界效应；市场整合；区域发展差距

作者简介：张翱(1992—),男，云南昭通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工商管理部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与城市经济、数字经济；*孙久文(通讯作者)(1959—),男，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理论、区域规划、城市可持续发展、资源经济学。

收稿日期：2023-08-01

一引言

在人类过去的两百多年历史里出现了众多的伟大的创新与发明，其中包括移动互联网、网络科技、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和其他科技创新一样，数字技术提高了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和福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引起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数字技术迅速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之中，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制定相应的政策，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数字技术带来的挑战。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政府投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为数字技术的扩散和使用强度的提升，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促进数字技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得到使用，进而缩小了区域之间的生产率差距。

后疫情时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各国政府都加大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以促进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中国采取确保经济安全和循环畅通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畅通运行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1]。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组织变革效应，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统一市场和区域分工体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转型，使资源配置由物理空间转向数字空间，有效地整合了空间地域上的资源分布，有利于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经济循环的畅通。中国高质量发展长期面临的一个重要短板是区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分割，区域之间不协调不充分发展矛盾突出，阻碍了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及其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往往会干预市场竞争，限制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出台仅针对辖区经济的产业扶持政策，形成“行政区经济”[2],造成区域发展不协调和区域发展差距过大等问题。破除区域发展壁垒，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区域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国内市场，是构建经济“双循环”格局的前提条件。破除“行政区经济”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构建统一的国内大市场的前期阶段。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建设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是重中之重。那么作为支撑新兴数字技术形态的载体，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降低行政区边界市场分割带来的边界效应，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呢?在数字经济时代，基于互联网的跨区域跨部门的联系，是否缓解了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文构建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框架，试图在理论上说明数字化能够提升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并为其提供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1.文献综述

行政区划导致的市场分割问题一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造成国内市场分割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自然地理因素和制度因素。自然地理性市场分割，是指区域之间受物理空间距离、山形地貌等因素的影响自然形成的、分隔的两个市场。制度性市场分割，是指受行政区划影响，两地因经济管理体制、社会治理和政治模式等因素的影响形成的以地方保护为特征的两个市场[3]。然而，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改变了生产组织模式，冲击了市场分割的微观基础，资源的配置场所逐步由物理空间转向数字空间，受数据要素包含的信息流牵引，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更强，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程度有所降低。

数字基础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类似：增强地区之间的连通性进而促进市场整合[4]。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和应用也具有市场整合的作用。数字经济领域内的“梅特卡夫法则”特征，意味着参与互联网平台购买的消费者数量越多，不仅不会造成拥挤而推高商品价格，反而会通过网络外部性促进其他参与网络平台的消费者的效用得到提升[5]。冯永晟和张昊认为，数字技术带来的网络效应对需求行为有主导作用，而且构成市场规模扩张的主要力量[6]。苏婧等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数据集聚能够通过创新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有利于形成“泛中心—大外围”的区域发展格局[7]。钟文和郑明贵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和重构分工协作体系机制，提升了区域协调发展水平[8]。任晓刚等认为，数字化通过促进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缩小了区域发展差距[9]。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驱动数字技术进步，引起资源配置转向数字平台，进而削弱了线下市场对资源的分割。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销售平台的普及，改变了零售业的商业模式，使得商品销售不再局限于狭小的空间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空间对经济活动的约束，由于线上市场是相对统一完整的，以跨区域经营为主的企业，通过线上销售能够克服市场分割对销售活动的影响。可以说，互联网的发展降低了国内市场分割的程度。马述忠等在研究跨境电商是否能够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时发现，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能够弱化地理距离对跨境电商贸易的影响[10]。余文涛认为，实体企业在高昂的地理租金的驱动下，会借助网络平台优势来扩大其市场规模，而消费者也会到线上寻找更多的消费选择，双边市场的互动促进了统一的平台经济的形成[11]。马述忠和房超研究发现，由于线上市场的统一和完整，自然因素和制度因素导致的线下市场分割均提高了企业线上销售的可能[12]。本文试图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聚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整合效应，拓展和丰富现有关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整合效应的研究。在数字化时代，人和物都被抽象为一串数字符号，个体只有借助数字化身份才能表征其自身的客观与真实，任何事物只有采取数字编码的形式才能维系其存在[13]。在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下，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加速了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时空交换，使市场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空间范围内配置资源成为可能，这极大地扩展了区域发展的市场空间和规模。数字技术使得经济活动空间扩散和集聚以全新的形式出现。有研究指出，数字技术引发的新经济是城市集聚经济的补充，并由此产生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态[14],重塑了经济地理发展格局。相比较而言，目前学术界注重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整合作用的研究，而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整合效应的研究则较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减少行政性市场分割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和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2.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整合效应，源于数字平台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市场的运行需要统一和规范的市场制度作为支撑，制度的统一能够保证市场运行规则的统一。数字化减少了因规则和政策不一致导致的不必要的市场分割。在数字经济领域，由于数字平台具有市场管理的属性，其发布统一和规范的制度以管理进驻到数字平台的市场主体，这些制度几乎没有地域歧视且能够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对所有区域的交易者都是平等和公平的。因此，不同于现实物理空间中的市场，不同区域市场运行规则具有差异性，数字平台中的制度是统一和规范的，这为数字空间中的统一市场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便于数字化市场整合作用的发挥。

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类似，能够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15-16]。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释放被抑制的市场经济收敛机制，降低了由于行政区划因素导致的市场分割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数字化改进了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由现实的物理空间转向虚拟的数字空间，发挥了市场整合效应[17]。数字化变革生产组织方式、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创造新供给，能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18]。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驱动的数字化转型，使得越来越多的贸易在线上进行，回避了线下贸易的诸多壁垒。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日益普及，数字化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例如数字贸易能够有效避免线下贸易中人为因素分割市场带来的成本，实现市场整合的效果。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机制首先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技术的普及，促进数字科技金融发展，降低了行政边界地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信贷障碍，从而促进该类型区域金融获得能力和人均收入水平提升[19-20]。其次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劳动生产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已经被理论论证，并获得经验研究的支持[21-24]。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信息传递和技术知识扩散，进而提升生产效率[25]。分行业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对工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26-28],还提升了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29-30]。总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普惠金融发展，提升了劳动生产率。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研究假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市场整合效应，可以降低行政区边界效应带来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具体而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行政边界地区居民获取金融服务、提升行政边界地区的工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来促进收入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金碚.安全畅通：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J].南京社会科学，2020(6):1-8,22

[2] 孙久文，张翱.论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行政区经济”的演变[J].区域经济评论，2020(6):25-29

[3] 范欣，宋冬林，赵新宇.基础设施建设打破了国内市场分割吗?[J].经济研究，2017(2):20-34

[4] 王媛，唐为.交通网络、行政边界与要素市场一体化——来自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23(4):1461-1476

[5] Rochet J C,Tirole J.Two-sided markets:A progress report[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3):645-667

[6] 段博，邵传林，段博.数字经济加剧了地区差距吗?——来自中国284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世界地理研究，2020(4):728-737

[7] 冯永晟，张昊.网络效应、需求行为与市场规模——基于邮政快递业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1(1):115-135

[8] 钟文，郑明贵.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4):79-87

[9] 任晓刚，李冠楠，王锐.数字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化与区域差距变化[J].中国流通经济，2022(1):55-70

[10] 马述忠，房超，张洪胜.跨境电商能否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J].财贸经济，2019(8):116-131

[11] 马述忠，房超，张洪胜.跨境电商能否突破地理距离的限制[J].财贸经济，2019(8):116-131

[12] 余文涛.地理租金、网络外部性与互联网平台经济[J].财经研究，2019(3):141-153

[13] Eeckhout J,Veldkamp L.Data and Market Power[R].CEPR Discussion Papers,2022

[14] Sinai T,Waldfogel J.Geography and the internet:Is the internet a substitute or a complement for citie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15] 周清香，李仙娥.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3(6):80-93

[16] 李治国，李兆哲，孔维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包容性绿色增长：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J].浙江社会科学，2023(8):15-24,156

[17] 张翱，孙久文.数字经济、城市专业化格局与比较优势[J].科学学研究，2022(10):1788-1797,1920

[18] 程方方，孙曰瑶.数字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差距：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J].经济体制改革，2023(4):61-69

[19] 李建军，韩珣.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J].金融研究，2019(3):129-148

[20] 钱海章，陶云清，曹松威，等.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证[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6):26-46

[21] 刘传明，马青山.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中国人口科学，2020(3):75-88,127-128

[22] 金环，魏佳丽，于立宏.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助力企业转型升级——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产业经济研究，2021(6):73-86

[23] 王开科，吴国兵，章贵军.数字经济发展改善了生产效率吗[J].经济学家，2020(10):24-34

[24] 方福前，田鸽，张勋.数字基础设施与代际收入向上流动性——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研究，2023(5):79-97

[25] 薛成，孟庆玺，何贤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技术知识扩散——来自“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J].财经研究，2020(4):48-62

[26] 焦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从价值重塑到价值创造[J].经济学家，2020(6):87-94

[27] 李俊久，张朝帅.数字要素投入、专业化分工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J].国际经贸探索，2022(11):51-65

[28] 钞小静，廉园梅，罗鎏锴.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财贸研究，2021(10):1-13

[29] 江小涓，靳景.数字技术提升经济效率：服务分工、产业协同和数实孪生[J].管理世界，2022(12):9-26

[30] 袁航，夏杰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J].经济纵横，2022(6):85-95

[31] 王宝华.古代行政区域划界遵从原则初探[J].新西部，2019(26):100-101

[32] Ferrara,A.Chong,and S.Duryea.“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Evidence from Brazil”[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Applied Economics,2012,4,1—31

[33]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8):71-86

[34] 武丽娟，刘瑞明.唤醒沉睡的资本：农地抵押贷款的收入撬动效应[J].财经研究，2021(9):108-122

注释

① 获得夜间灯光数据的卫星是2013年才开始获得数据，因此，本文使用夜间灯光数据是从2013至2018年。

② 海南省的行政区划设置也比较特殊，考虑到海南省并没有陆地邻近的省份，本文的样本也并未包括海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