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发展新质生产力成为夯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物质技术基础的重要举措，更是必然趋势。

观势者明，析势者智，顺势者成。立足粤港澳大湾区，走进区域重大战略覆盖的重点城市，寻找中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熠熠生辉的亮点，开启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数字化深调研第三季活动——今年5月至8月，羊城晚报携手全国多家媒体开展新质生产力全国行，通过深调研报道为读者呈现科技创新潮涌，产业迭代风起，数智化动能澎湃的新质生产力“焕新”图景。

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重要动力源之一，在国家发展大局和新发展格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202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为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带来了新的机遇。

当前，作为长三角经济“领头羊”的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致力于打造全球科技创新高地。上海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补足产业链短板和关键核心技术？长三角如何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在推动科技创新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如何相互借鉴、携手发展？近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王振教授，就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焦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羊城晚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结合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经验，您认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哪里？

王振：目前，这一议题已成为广泛讨论的焦点。我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它代表着一个全新的理念和战略布局。在新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也在不断涌现，这些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技术创新能力是关键。总的来看，我们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面向未来，需要为新赛道和未来产业进行布局；二是支持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增强其竞争力。

这不仅是理念的体现，更是战略布局的体现。我长期跟踪研究上海和长三角，我认为从国家的角度看，长三角对新质生产力的布局，包括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十分重要。目前，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需要深度融合，以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布局，并取得了突破。

羊城晚报：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要使命。围绕“五个中心”建设，上海如何梳理发展思路，狠抓落实？

王振：上海拥有“五个中心”的国家战略定位，即加快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创中心。在这“五个中心”中，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就是“把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格局下，我们要有更高的发展空间，就更突出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这四个“中心”，实际上都需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新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是最重要的元素。

上海近年来一直在关键核心技术上进行布局，上海瞄准布局三大先导产业：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在上海高质量发展中“打头阵”。我认为，这三个先导产业代表着我国或者长三角、上海的新质生产力，是最前沿也是最关键的产业布局，我们要尽快在这些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上取得突破。

这三大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至今仍在进行中，也在加快拓展新赛道和未来产业，包括了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目前，在这三个领域的布局中，有些方面短期内可能无法实现显著效益，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需要关注中长期发展，比如集成电路，集成电路的发展，会影响人工智能、算力的发展，因此需要我们重点布局。

当然，这些关键领域、关键产业的突破涉及产业链的问题，科技攻关需要大量投入，仅靠上海一家力量是不够的，毕竟上海的空间和资源有限。所以我们需要长三角三省一市的聚合力量，联合攻关，构建紧密合作的科技创新共同体。

羊城晚报：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是上海的重要使命。上海背靠长三角，如何在科技创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当好龙头？

王振：与其他地区相比，长三角地区有很多科技创新的优势。首先，长三角地区面积大，长三角地区有三省一市。其次，我们的产业规模大，而且类型很丰富。长三角高校、科研机构众多，资源丰富且市场大，我们有2亿多人的市场，还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推动，我们在联合科技创新上已经有不少积极的突破。

同时，对于一些关键技术和核心领域的瓶颈制约，我们也在研究加强国际交流学习。长三角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开放优势。上海有最开放、最前沿的区域和平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就是一个开放的前沿平台，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展更加积极的国际合作，引进更多国际创新成果。

长三角三省一市的聚合，首先要将资金聚合起来，国家和地方各自负责一部分。我们三省一市组织攻关不容易，需要跨越四个地区，所以，我认为不应该由传统高校牵头，而是需要行业头部企业来牵头。比如集成电路，我们可以考虑请华为或者中芯国际来牵头。比如人工智能，最早也是头部企业来牵头进行技术攻关。我们长三角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组织联合技术攻关中面临一些体制机制制约，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突破。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集中资源和人才，政策扶持帮助搭台，逐年推进，近几年来，虽然不能说突飞猛进，但已有不少进展。

羊城晚报：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是人工智能，在您看来，上海如何抢抓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加快建设国际创新中心？

王振：大约在十年前，我们提出了“互联网+”，当时最大的“热闹”就是“平台经济”。现在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就是“人工智能+”，整个社会都有了强烈的预期，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事实上，人工智能研究并非现在才开始，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逐步发展到今天，科技成果才迎来了大爆发。

人工智能代表着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关键是“人工智能+”，这类似于“互联网+”。我认为，当我们探讨新质生产力，可以更多地使用“人工智能+”，与当时的“互联网+”相同，衍生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经济。今天，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无论是上海还是长三角地区，都需要具备高度的战略意识。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需要先行先试，上海的人工智能布局在全国乃至全球也是领先的，我们有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和人才优势。

羊城晚报：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增长极，两地经贸合作频繁，在您看来，长三角和大湾区在发展路径上有何不同？未来如何相互合作，共同发展？

王振：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这三个地区是中国的三个增长极引擎，但是这三个引擎还是各有不同。我一直说，上海是一个“大码头”，更容易吸引各类企业和人才聚集在这里。

我认为，上海有三方面的特点：首先，上海有国家战略优势多重叠加，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不只是是中国的枢纽，还是全球的枢纽，金融、航运、贸易密集集中在这里。上海需要为中国融入全球市场、参与全球治理发挥更大作用。我们需要不断深化开放，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扩大国际商品和服务的进口。 

其次，上海的周边地区腹地广阔且创新活跃，还能辐射长江经济带，区位和空间优势十分明显外资为何愿意选择上海，就是因为上海有显著的综合配套优势。我们经常对比三个地方的优势：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上海与周边地区往来非常密切，上海就像一个“大码头”，吸引全国、全球的企业、人才聚集在这里，上海的项目、人才和资金再转移到长三角其他地区，然后带动了更大区域的发展。

我们特别关注广东，尤其是深圳的发展，大湾区拥有众多知名企业，如华为、比亚迪、腾讯等。目前，大湾区龙头企业布局长三角地区的速度非常快，近年来，上海在引进大湾区企业在上海布局的积极性也很高。

羊城晚报：上海背靠长江，您认为，如何推进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塑造区域经济新格局？

王振：我们需要打造一些区域性增长引擎，为全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石。促进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首先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之一。近年来，我们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促进长江上游和中游的发展取得一定的成果。

其次，塑造区域经济新格局需要长三角区域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长三角向长江经济带进行产业转移，通过产业链合作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发展水平并不低，长三角有更强的创新能力，作为创新策源地的长三角可以帮助长江经济带其他地区提高产业科技和发展水平。

塑造区域经济新格局还应该考虑到开放。要更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新的国际经贸形势下，将一些已经不具备比较竞争优势的产业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有序转移。

此外，长三角还要加快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这将有助于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生态。要消除行政壁垒、消除地方保护，促进要素跨区域畅通流动和有效配置。长三角地区要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