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

关键词：服务业

作者简介：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担任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和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工作于复旦大学，并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著有《大国治理》《空间的力量》等专著，以及《大国大城》《向心城市》等学术科普著作。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劳动经济学。近年来主要对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进行评估，并为城市可持续发展、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和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来自空间政治经济学的战略思考。

在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要重视服务业对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改革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各项障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近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波动式恢复态势。从好的方面来看，根据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和岭鹏产业与创新研究院合作开发的基于灵活用工大数据的制造业景气先行指数（LIMP），无论是反映宏观经济的总指数还是制造业灵活用工的数量和价格分指数都显示，经济总体上正处于波动性的恢复趋势之中。一些大型平台经济数据也显示，在消费侧，需求出现明显的恢复。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人们对消费和投资持谨慎态度，缺乏信心的现象似乎仍然未得到根本缓解，社会融资等宏观数据仍呈现弱恢复的态势。

为了有效地提振经济发展的信心，一段时间以来，一系列针对民营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提振等的举措都在加快推进，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共识。笔者认为，当前有些地方政府仍然在用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思维来制定政策，忽视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性和新特征。在中国步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新发展阶段，要进一步推动发展观念的转变，顺应经济结构发展趋势，重点发展生产型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和满足人民新需求的生活型服务业，更好推进不同产业的融合发展。

要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和相互赋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再度强调制造业的战略意义。但有观点认为，打造制造强国，就必须维持制造业在宏观经济中的比重，甚至只把制造环节当做制造业、只把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一些地方甚至在规划中将提高制造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作为发展目标，这种导向在本质上是对“制造强国”的偏颇理解。

多数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一国内部，若制造业越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则制造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越低，而服务业所占比重会提高。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随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制造环节的附加值将逐渐下降，但同时会产生大量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尤其是在研发、设计、品牌、消费者服务等方面。比如说中国一些电子消费品的生产在制造环节的附加值并不高，但是研发、设计、品牌等环节的生产性服务业附加值占比越来越高。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党的二十大在提出“制造强国”的同时，也提出要建设“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其中，与交通、网络、数字相关的经济数据虽然基本上统计在服务业里，但其也是为制造业赋能的。因此，将“制造强国”简单理解为制造业占GDP比重提高，难免会造成对其他产业的挤压。另一方面，随着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也在提高，但人们对于传统制造产品的需求将逐渐饱和，而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将持续上升。随着“制造强国”战略的加快推进，制造业所占比重反而会变得更低。因此，在政策上，需要统筹兼顾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不应将单一制造业比重作为政策目标。

从发展阶段看，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样的发展阶段相比，服务业占比是偏低的，并不存在“过早的去工业化”。从图1中可以看出，服务业将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提高在GDP中的占比。相应地，制造业占比虽然在工业化阶段是逐步上升的，然后随着服务业占比继续上升，制造业占比一般会出现下降。但与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占比是偏低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使得制造业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因为制造业计税更便捷，因而也存在鼓励发展制造业的动机。但反过来说，要维持制造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高比重，就必须在国内制造业需求相对饱和的情况下，持续依赖出口来消化国内产能。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变化和中国制造业产能的迅猛发展，依靠国际市场的制造业面临着巨大的外部需求制约。

我国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这个过程中，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点在当前的经济恢复过程中也有体现。2023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冷热不均的情况：一方面，工业品、房地产等方面消费不足；另一方面，演唱会、旅游、电影产业消费屡创新高。这种现象反映了当前居民对制造业产品需求增长乏力而服务业消费又供给不足的客观现实，而这种趋势在未来也将持续存在。事实上，人们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服务业的需求仍明显大于供给。如果认识不到国内服务业发展的不足，那么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势必会通过服务的跨国贸易得到满足，而这可能会产生以下影响：第一，把国内服务产业发展的机会让给其他国家；第二，大量服务的特性决定其难以跨国进行贸易，即使在旅游、教育、医疗方面能够进行贸易，其贸易成本也特别高，而且存在各种制度性的贸易壁垒。能够跨国购买服务的主要是高收入群体，普通群众的服务需求却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因此，从现实需要出发，在新发展阶段，政府需加快推进广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和相互赋能，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解除各种对于服务业发展的限制措施，切实提振消费内需和改善民生。

要充分重视服务业对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具有代表性的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在GDP达到人均1万美元后，居民的服务性消费会加速上升，最终表现为消费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增加。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类似的发展阶段，可以推断，如果服务消费需求能够在国内得到满足的话，那么，未来中国居民消费中服务消费占比将持续上升。笔者注意到，目前有个认识误区，认为服务业挤占了制造业的劳动力，但实际上，这只是由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技术进步在服务业中创造了就业机会。在此技术进步过程中，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相对提高得更快，人们持续产生服务需求，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却难以提高，于是技术越进步，就业就越向服务业集中，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鲍莫尔病”。很多人真的把“鲍莫尔病”当作病，认为需要去克服这个病，甚至认为发展服务业不利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实际上，“鲍莫尔病”这个词只是在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就业机会向服务业集中的现象。面向未来，社会各界要充分重视服务业的发展，认识到服务业对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其一，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创造大量就业。

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服务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事实上，由于机器对于人工的替代，中国的制造业就业已经出现了持续多年的负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在服务业中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其中，一些基于平台的生活服务业，因为进入门槛不高，发挥了稳定就业的“逆周期”作用。以某平台为例，2023年，快递骑手同比增长超过20%。

其二，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当前中国存在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较低的现象，这也与整体的经济结构相对偏向资本密集的制造业有关。服务业属于相对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制造业更有利于提升劳动收入占比，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缩小收入差距，让普通劳动者从收入上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获得感。

其三，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提升生活品质。

人们希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能够顺应需求的发展，提升城市生活品质。一些新的就业趋势，如基于平台的网约车、外卖员等岗位的大量产生，正是城市居民对于生活便捷度有需求的表现。

其四，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改善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服务业的发展特别依赖于城市的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增加，因而将驱动人口和经济资源在空间上分布的集聚，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下，人力资源的空间再配置是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之外的“配置红利”。

其五，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

服务业比制造业排放和能耗更少，是环境友好型产业。经济结构中服务占比的提升，或者在空间分布上人口和经济活动向服务业占比高的较发达地区集聚，均有利于单位GDP碳排放的下降。

迎接后工业化时代发展服务业的政策建议

从现实需要和顺应未来发展趋势的角度看，服务业的发展都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视，这也意味着需要调整在工业时代形成的传统发展理念和政策实施方式。

首先，前置的标准化产业政策需要调整。在工业化时期，制造品的品质容易被事先判断，意见较为统一，且可以被参数化。这时，前置的标准化产业政策能够起到推动制造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在后工业化时代，人们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特征，而且服务（包括制造品附加的服务，如设计）很难事前被界定好坏，即使能事前界定，人们对于好坏的标准也不一致，这时，前置的标准化产业政策就失去了优势，甚至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因此，在后工业化时代，建议重点审视当前针对服务业的各项限制性政策是否合理，在民办教育、养老服务、文娱产业、体育产业的市场化转型和放松管制方面进行大胆突破，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

图1 广义制造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国际比较（略） 

注: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本文定义为广义的制造业部门。本文定义第三产业为服务业部门。拟合线是指除中国外的其他10个国家的Lowess拟合线。其中,人均GDP是按购买力平价的GDP除以总人口,统一换算成1990年的国际美元价格资料来源:麦迪逊数据库、世界银行。

其次，创新要更多基于法治的政策稳定性和舆情的包容性。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阶段，在很多领域已经处于或接近世界的前沿水平，创新存在很多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政府引领创新的优势往往在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如航空航天等。而其他大量创新要让位于民营企业，让市场机制来筛选成功的创新路径，挑选真正成功的创新者。以最近爆火的Chat GPT4为例，即使在Chat GPT3研发成功后，没有人会想到Chat GPT4可以焕发出如此的生命力。正如Open AI两位科学家在一本书中所写的那样，“伟大是不能被计划的”。

也正因此，创新需要基于法治的政策稳定性和舆论的包容性。如果人们对于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出现分歧，在合法的条件下，一个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必须得到法律保护。这样，投资者和创新者才可以基于法治视角形成对于未来回报的稳定预期。此外就是舆论引导，如果经常对某些特定行业进行“好”与“不好”的评判，也容易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一些媒体曾经对互联网平台进入社区团购买菜颇有微辞，认为平台企业应该去努力攻克芯片制造这样的难题。岂不知，社区团购里积累的大数据日后也有可能成为珍贵的生产要素。因此，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里，要防止行政力量凌驾于市场之上，政策管制即使合理，也应仅针对坏的行为和坏的市场主体，而不能针对全行业。一些“一刀切”式的管制政策叠加部分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式的管理，以及对于一些企业污名化的舆论，导致这些管制政策产生了对全行业的打压。最后，一些行业被“打趴下”了，带来的反而是供给短缺。

总体来说，当前中国经济的确面临着恢复的困难，但同时也要看到结构调整的机遇。在经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新趋势下，要摒弃单方面提升制造业比重的惯性思维，重视服务业对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改革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各项障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终，通过不断解放思想，顺应现代化和后工业化时代发展的趋势，优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中国经济的体制性结构性调整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