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和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署，探索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区域联动格局。作为提高国内大循环覆盖面的重要突破口，推动省际交界区域发展是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基于此，本文以分布广泛、类型多样、合作多元的三省交界区域为代表，从全国层面进行系统识别和梳理，分析当前省际交界区域发展呈现的空间分布广泛化、经济发展差异化、人口流失趋势化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当前省际交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总结当前交界区域合作的先行实践与探索，进一步聚焦省际交界区域跨越式发展，提出“产业协作、创新驱动、生态联治、文化共兴、服务共享、协调开放”的“多彩”发展新路径，为全面提升省际交界区域合作水平、制定精准的省际交界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基金：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省际交界区域边界效应测度及特征研究”(编号:CXJJ-2023-438)的成果

关键词：省际交界区域；新型区域合作；区域协调发展

作者简介：张学良，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讲席教授；韩慧敏，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许基兰，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1]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完善和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部署，探索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区域联动格局，在建立健全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全国各地立足自身区位特点，探索创新多元化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内循环下的区域板块合作不断加强，共同构成我国区域经济新发展格局。但同时，我国资源条件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合作机制不健全等制约因素仍然存在，[2]在远离省域行政中心、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省际交界区域尤为明显。此外，省际交界区域因其地理区位的边缘性和行政区位的交叉性，还面临行政壁垒束缚及跨行政区协调机制不完善等现实挑战，[3]尤其是行政分割导致的省际边界效应特征明显，[4]致使省际交界区域成为当前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难以适应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全面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打消区域壁垒，真正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5]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关注省际交界区域发展显得更加迫切。作为推动要素跨区域流动的重要抓手、促进新型区域合作的重要主体、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环节、提高国内大循环覆盖面的重要突破口，省际交界区域发展应从地理空间相邻的1.0版本转向要素合作的2.0版本，实现地理边界、行政边界、经济边界、社会文化边界的耦合。基于此，本文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从全国层面系统识别和梳理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的态势与特征，总结当前交界区域合作的先行实践与探索，探讨省际交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在深入剖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未来省际交界区域跨越式发展的有效路径，力争将地理上处于“边缘地带”的省际交界区域打造成为高质量跨界一体化发展的“试验田”,为全面提升省际交界区域合作水平、制定精准的省际交界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二、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特征与区域合作类型

伴随着地区综合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省际交界区域合作日益紧密，区域发展特征与合作类型呈现一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体现出空间分布广泛、人口流失严重的共同性及经济发展特征的差异性。为全力推进交界区域的协调发展，必须深入分析当前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特征与合作类型，探寻省际交界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径。伴随晋陕豫黄河金三角、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三省交界区域在探索区域合作制度创新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在中西部及其他区域板块结合地带也分布着大量类似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本文以分布广泛、类型多样、合作多元的三省交界区域为例，在识别交界区的基础上，从空间区位、经济发展、人口特征等方面深入分析当前省际交界区域的发展特征。

(一)省际交界区域识别

本文以2020年中国行政区划为标准，通过ArcGIS软件识别出由三个省级行政区域在交接处构成的行政单元。从识别结果看，中国三省交界区域涉及除港澳台地区和海南省以外的30个省级行政区。考虑到地级以上空间尺度区域发展内部差异较大，难以全面深入刻画三省交界区域的发展特征，因此，本文选择以县域这一空间尺度为载体，刻画小尺度、跨区域、相对精准的省际交界区域合作发展情况，这也更加符合推进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在县级行政区划尺度下，中国66条陆路边界线一共组合成42个三省交界区域，涉及117个县级行政区划(1),其中包含14个县级市、83个县、16个区和4个旗。《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1(县市卷)》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42个三省交界区涉及的117个区县行政区划面积约为95.83万平方公里，GDP总量约为2.84万亿元，常住人口约为5343.40万人，三个指标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9.98%、2.89%和3.70%。

将识别出的42个三省交界区域在省级层面进行汇总，得出全国三省交界区域和三省交界县级行政单元在各省份的分布(见表1)。从数量分布上看，三省交界区域呈现省域差异化分布特征。其中，河北和陕西三省交界区域并列第一，内蒙古和四川三省交界区域并列第二，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三省交界区域位列第三；交界区域数量位列前三的省份一共7个，涉及交界区域总数为33个，占全国42个三省交界区域的比重高达78.57%。从交界县级行政单元的个数上看，除陕西、安徽、北京、天津、宁夏、山东和新疆7个省份交界区域个数大于其交界县级行政单元个数，即存在某个县级行政单元同时出现在2个三省交界区域组合外，绝大多数省份的交界县级行政单元个数与其交界区个数相同。进一步比较来看，在全国四大直辖市中，重庆以5个交界区位列第一，北京和天津并列第二，而上海交界区个数仅为1个，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看，重庆、北京和天津交界区域治理难度更大、情况更复杂，需要借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经验，开展更多的尝试和探索。

表1 中国42个三省交界区域在各省份的空间分布(单位：个)

注：表中交界区指省份所涉及的三省交界区域数量，交界单元是指省份所涉及的全部三省交界区域包含的省内县级行政区划数量。

(二)省际交界区域发展特征

1.空间分布广泛化。

空间区位作为区域特征的重要表征，是划分不同空间区位类型的重要角度。伴随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已经形成以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板块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而不同板块之间及板块内部发展呈现一定的差异性特征，这为三省交界区空间区位类型的划分提供了现实依据。根据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规划，本文将中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2),并以此作为划分三省交界区空间区位类型的依据，从而得到东部—东部、中部—中部、西部—西部、东部—中部、中部—西部、西部—东北、东部—中部—西部、东部—西部—东北八个空间区位类型，具体划分结果和空间分布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三省交界区域空间区位类型

注：少数民族自治县均采用简称。括号内为三省交界区域数量。各三省交界区域相关数据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1(县市卷)》计算所得，常住人口数据来源于各县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下表同。

中国三省交界区域空间分布较为广泛，各板块交界区域数量呈现较大的差异性，西—西、东—中及中—西三大类型的三省交界区域数量位列前三，交界区域个数分别为13个、9个和7个。从板块区域内部看，西—西、东—东、中—中三大类型的交界区域数量依次递减，交界区域个数分别为13个、5个和3个。虽然东部地区仅包含苏浙沪、京津冀两个交界省市组合，但仅京津冀地区就分布4个三省交界区域，因而东—东类型的交界区域个数相较于中—中类型更多。从跨板块区域分布看，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跨两大板块区域和跨三大板块区域两类。其中，东—中、中—西、西—东北三类跨两大板块区域的交界区域数量依次递减，交界区域数量分别为9个、7个和2个，东部和中部及中部和西部交界地带分布的交界区域数量较多，跨区域协调难度更大。同时，存在东—中—西、东—西—东北两个跨三大板块区域的交界区域，其为横跨多个板块区域的省际协调发展提供了“试验田”。分区域来看，尽管东—东类型交界区域的数量和面积都较小，但地区生产总值排名第一，常住人口仅次于东—中类型交界区域，体现出东部交界区域发展的领先性和带动性。

从四大板块涉及的交界区域个数看，西部、中部、东部、东北交界区域个数依次降低，依次为25个、21个、17个和3个。可以看出，超过一半的交界区域与西部和中部地区有关，加快中西部省际交界区域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举措。从不同板块交界区域的类型结构看，东部、中部和东北三大板块涉及的交界区域空间区位类型以跨板块区域为主，且东部和中部互为首位交界区，即东部和中部的三省交界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两大板块的结合地带。而西部地区三省交界区域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板块内部，其跨板块交界区域集中在中西部结合地带。因此，无论从单个板块区域还是从跨板块区域来看，三省交界区域空间区位类型均呈现广泛化分布特征。(见表3)

表3 四大板块三省交界空间区位类型分布

注：括号内为三省交界区域数量。

2.经济发展差异化。

夜间灯光值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活跃度的重要指标。本文以通过整合DMSP-OLS和SNPP-VIIRS数据得到矫正后的2020年类DMSP-OLS数据(3)表征区域经济活跃度，对三省交界区域县域经济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发现，全国三省交界区域发展呈现一定的边缘化特征，各县域经济活跃度较高的区域通常分布在县域中心地区，大致以省界线为轴线向左右扩展；而靠近省界线的地区夜间灯光值较低，呈现一定的连片低集聚度分布，表明当前交界区域省际边界效应特征表现突出，行政壁垒仍阻碍着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与经济合作。此外，三省交界区域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济活跃度呈现一定的梯度分布特征。分板块对比来看，经济活跃度自东部沿海地区经中部地区过渡逐渐向西部地区递减，其中以京津冀、苏浙沪为代表的三省交界区域经济活跃度最高。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性，部分学者依据交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将省际交界区域划分为弱弱型、强弱型和强强型，[6]或经济发达型、较发达型和欠发达型[7]。考虑到交界区域通常处于省际边缘，其与省内中心区域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本文以《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21(县市卷)》的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交界区域内部经济发展差异的分类标准，计算交界区域内发展水平最高区县与最低区县的比值，将比值超过4倍的交界区域划分为强弱结合型，对比值低于4倍的区域则进一步结合交界区域GDP总量进行划分，若交界区域GDP总量超过1000亿元，则划为强强结合型，否则划为弱弱结合型。具体划分结果如表4所示，从划分的结果发现如下特征：

首先，弱弱结合型是中国三省交界区域经济特征的主要类型。从数量对比看，弱弱结合、强弱结合和强强结合的交界区域个数依次降低，弱弱结合型占比高达64%,一方面表明交界区域发展总体上比较落后，另一方面也说明交界区域缺少区域中心城市带动，区域内部合作的动力和意愿不强。其次，强弱结合型交界区域的合作有待加强。从11个强弱结合型交界区域空间分布来看，分布在中西和东中部结合地带的数量最多，主要特征是区域内部发展差距较大，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与最低区域的比值在4～23倍之间，且区域合作强度较弱，尚未形成先发地区带动后发地区的发展格局。

表4 中国三省交界区域经济发展类型划分

注：由于京津冀地区分布4个三省交界区域，为区分不同交界区域，将其以京津冀1、2、3、4进行命名。其中，京津冀1特指通州区—武清区—广阳区，京津冀2特指通州区—武清区—香河县，京津冀3特指平谷区—蓟州区—兴隆县，京津冀4特指平谷区—蓟州区—三河市。下同。

3.人口流失趋势化。

参照已有研究，[8]将两次人口普查期间(2010—2020年)区县全域范围内常住人口的下降定义为广义收缩。研究发现，全国42个三省交界区域涉及的117个区县中，广义收缩区县数量占比为50%。本文将三个区县中存在1～2个区县人口广义收缩的交界区域定义为局部收缩区域，3个区县均存在人口广义收缩的交界区域定义为全局收缩区域。从三省交界区域整体看，发生收缩的交界区域为31个，占比73.8%,其中发生局部收缩的区域有22个，全局收缩的区域为9个，而非收缩的区域为11个。在9个全局收缩的交界区域中，有4个与东北地区相关，有3个分布在中西部结合地区。11个非收缩的交界区域中，有5个分布在西部地区，有4个分布在东部地区，有2个分布在东部与中部结合地带。西部地区非收缩交界区域自然条件较差，人口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呈现小幅增长，而东部地区非收缩交界区域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周边，人口规模大幅增长。进一步地，本文将三次人口普查期间(2000—2020年)区县全域范围内常住人口的持续下降定义为持续收缩，将至少存在一个区县持续收缩的交界区域定义为持续收缩区域，可见，持续收缩的三省交界区域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表5 中国三省交界区域人口变化特征

(三)省际交界区域合作类型

伴随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稳步实施和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深入，省际交界区域要素流通障碍进一步被打破，加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跨区域重大战略相继出台，涌现一批省际交界区域合作的先行案例。依据地方发展基础与功能定位，省际交界区域以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创新区域合作机制、协调区际利益关系为重点，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积极探索差异化、特色化的区域合作发展新途径和新模式。结合交界区域资源特征与发展定位，本文依据典型交界区域合作案例，总结当前交界区域合作的先行实践与探索，结合交界区域国土空间功能，将当前省际交界区域发展划分为生态保护型、产业协作型、乡村振兴型、制度创新型等区域合作类型，以便明确交界区域发展定位，激发交界区域内生发展动力，探索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指导政策。

1.生态保护型。

鄂豫陕三省交界区域地处秦岭与大巴山一带，以汉江为纽带，连接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流域，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为切实保障南水北调“一江清水北送”,交界区三市携手保护水源区生态环境，共建跨区域生态保护检察协作机制，并针对跨区域生态环境破坏犯罪建立案件会商和联合办理机制，为省际交界区域协同防治、共筑生态安全屏障积累了宝贵经验。

2.产业协作型。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的灵宝和潼关两地签订灵潼一体化合作协议，率先启动豫陕合作先行试验区建设，充分发挥两地产业在要素价格、资源技术等方面的互补优势，依托产业园区联合制定优惠政策、推动企业入驻，通过产业、生态、基础设施共建，统一园区规划布局、运营管理、招商策略，实现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省际交界区域的产业协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3.乡村振兴型。

闽浙赣三省交界区域乡镇深入推进全面协作，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三地陆续在森林保护、平安建设等方面进行广泛对接，从“各自为政”到“协同作战”,成效明显。2020年12月，三地乡级政府签署联合协议，制定协同发展规划，在社会治理、产业协作、乡村建设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各类活动，助推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

4.制度创新型。

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积极探索，从区域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设立示范区执行委员会，推进发展规划、制度创新、改革事项、重大项目、支持政策的具体实施，在不破除行政隶属的情况下探索实现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共赢，在省际交界区域协同发展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三、省际交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省际交界区域既是当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区域，也是跨行政区域合作的重要实践区域，[9]交界区域的协调发展在削弱行政边界效应、摒弃地方保护主义、提升共建共享意识、改变“各自为政”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下，小尺度、跨区域、相对精准的省际交界区域合作成为新型区域合作的重要趋势与表征，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中指出，“加强省际交界地区合作”,“探索建立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合作新机制。”[10]基于区域合作所处的不同阶段，当前省际交界区域主要有区域组织、新型飞地、内生驱动等模式，既有政府主导也有市场推动，区域合作主体和形式呈现多元化、多途径发展趋势，区域合作内容和范围不断向纵深发展。

(一)以区域组织为保障的政府推动型区域合作模式

在地方实践过程中，省际交界区域合作往往受制于行政隶属关系不同、政策标准不统一、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不完善、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出现各地政府合作意愿强烈但实际行动不足的现象。为保障省际交界区域合作的顺利进行，地方政府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引导制定相应的区域合作政策，建立相关的区域合作组织，打破跨区域协调发展中面临的制度障碍。近年来，以《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2014—2025年)》《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苏皖合作示范区发展规划(2018—2025年)》《安徽省支持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建设若干政策措施》为代表的省际交界区域合作与发展规划相继出台，引导区域要素合理配置，为省际交界区域合作与发展注入新动能。地方政府积极成立联席会、协调会、新型功能区等交界区域合作组织，通过对交界区域发展进行合理的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以高效的制度供给助推资源的高效流动配置，以积极的双向开放激发交界区域整体分工与合作，实现省际交界区域从地理毗邻向要素毗邻转变，提升整体的区域协同效率和经济集聚度，最终形成以交界区域带动整体区域协同发展的新机制。结合已有实践来看，多种合作类型的省际交界区域积极探索多层次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如安徽省设立宁马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管委会，长三角地区设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建立市长联席会议制度，渝鄂湘黔四省市设立武陵山片区乡村振兴合作联席会议等，积极谋求省际经济合作。省际交界区域发展政策的实施与区域组织机构的设立为区域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区域合作内容和范围向纵深发展。省际交界区域的跨区域经济合作有力改变了通过地方政府竞争推动体制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模式，开启了扩大开放、横向合作、共谋发展的“双赢”之路。

(二)以互利共赢为基础的新型“飞地经济”合作模式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应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与对内开放，从而获得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专业化分工降低服务成本、市场规模扩大增加产品多样性等一系列区域合作收益。2020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探索‘飞地经济’等模式”,支持“毗邻地区建立健全协同开放发展机制”。[11]在市场规律发挥有效作用的前提下，伴随省际交界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增多，跨区域合作呈现新态势，实现了从“前店后厂”模式、“桥梁”模式到新型“飞地经济”合作模式的跃升，在实现省际交界区域之间互补联动、共赢发展上探索出新的路径。对比来看，传统的飞地经济合作模式主要是两地园区之间开展产业、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因统筹规划缺失、利益分享机制不完善等不利因素制约，尚未形成发展合力。而新型“飞地经济”合作模式则强调落后城市在发达城市设置孵化器、研究院等，主动吸收发达城市的新技术，转化为自身发展的新动能。该种合作模式以市场导向、优势互补、集约化发展为原则，是在不涉及行政区划调整的条件下，以建立合理的税收分配、GDP分成等合作机制为基础，以先发城市与欠发达城市互利共赢和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有益尝试，[12]是推动省际交界区域协同发展路径的重要探索。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以新型“飞地经济”模式催生的“科创飞地”“人才飞地”等合作模式在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省际交界区域蓬勃兴起，大力助推产业协作型、制度创新型等类型的交界区域发展。例如，浙江省嘉兴市以“创新飞地”为突破口，在虹桥建立嘉善国际创新中心(上海),充分依托在沪发展的“前台”窗口优势，协同上海优势科创资源，打造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金南翼”；南湖智立方(上海中心)、平湖右先锋国际创新中心通过共建“大虹桥”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实现与上海优势资源的无缝对接。通过拓展新型“飞地经济”合作模式，助推省际交界区域突破行政区划限制、盘活资源空间配置，促进交界区域之间互利共赢的跨越发展。

(三)以资源互补为主体的内生驱动型合作模式

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省际交界区域往往因远离经济中心而难以接收省会城市的经济辐射，易形成“边缘—贫困”的经济特征。不同于以往单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传统发展方式，省际交界区域逐步探索出以资源互补、共赢发展为驱动力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通过共同做大“蛋糕”以共享合作红利。经验表明，由不同地区在人力资本、资源要素等方面的差异性、互补性带来的驱动力是省际交界区域合作的基础动力，对于不同合作类型的省际交界区域发展均是如此。只有立足区域特色，坚持优势互补、着眼长远、统筹规划、整体考量，才能推动省际交界区域合作实现区域利益的帕累托最优。因此，以资源互补为主体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通过加强资源、技术、人才、投资、信息等方面的合作，充分发挥交界区域比较优势，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地区之间实现互利共赢和协调发展。从地区实践来看，基于合作的历史基础与现实需要，粤桂两省区突破行政区划壁垒，共建我国目前唯一的横跨东西部的省际流域合作试验区——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聚焦以产业园区推动跨省优势产业互补合作，探索“一体化、同城化、特区化”开发的全新模式。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上海市金山区与浙江省平湖市共同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两地交界区域产业共富。实践证明，内生驱动交界区域共同合作发展是破除区域行政壁垒、共谋“资源互通、合作共赢”新思路的有效对接点和着力点。

四、省际交界区域跨越式发展新路径

伴随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处于行政“边缘地带”的省际交界区域逐渐成为新型区域合作的热点地区，部分省际交界区域围绕突破行政壁垒、整合区域资源、创新协调机制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呈现合作类型多样、合作领域多元、合作层次丰富的新态势，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但当前，我国国内大循环尚未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尚待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难点堵点，有必要推进以省际交界区域为代表的特殊类型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省际交界区域发展不应局限于所属的区域合作类型与合作模式，而是要从系统观念和全局出发，更加强调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不断完善新发展理论。新阶段省际交界区域的发展不仅是传统意义上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还应包含科技创新、绿色生态、公共服务、文化文明、区域协同等多方面发展，共同促进省际交界区域的跨越式发展。基于此，本文综合论述不同类型省际交界区域的跨越式发展，提出“产业协作、创新驱动、生态联治、文化共兴、服务共享、协调开放”的“多彩”发展新路径，力争将省际交界区域打造成高质量跨界一体化发展的“试验田”,为全面提升省际交界区域合作水平、制定精准的省际交界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一)深化“橙色增长”:推进要素跨界流动，加强产业分工协作

以优势资源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动力，以分工协作为抓手，促进要素投入贡献的“橙色增长”,加快构建省际交界区域特色鲜明、结构合理、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资源整合、联动发展。第一，推动重点要素市场一体化。积极建立一体化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等各类要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在省际交界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整合产权交易市场，建立区域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和技术标准。第二，加强产业分工协作。推动交界区域在政策、资金、税收等方面建立有效合作机制，降低企业成本，提升合作效率。充分发挥各地区的特色产业和资源优势，促进交界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实现产业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培育新兴经济增长点，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活力。第三，开展园区合作共建。推动省际交界区域产业要素向优势空间集聚，按照产业分工和布局，探索建立产业互补、项目共建、利益共享、成本共担、良性竞合的园区共建机制，发挥各地优势，促进分工协作，提升产业竞争力。大力发展新型“飞地经济”模式，探索成立跨区联合管委会，组建统一招商平台，提升集约节约高效发展水平。以产业园区共建和新型“飞地经济”合作为平台，实现行政边界、地理边界、经济边界、社会文化边界的高效耦合。

(二)引领“金色增长”:聚焦区域协同创新，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协同创新是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以创新驱动引领“金色增长”,推动省际交界区域协同创新合作，有助于促进科技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第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建立交界区域优势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重大科技课题协同攻关，培育若干特色鲜明的创新型支柱产业。加强产学研合作，构建跨界创新联盟，共用共建共享科技创新示范平台，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第二，不断强化科技创新要素支撑，促进创新要素跨区流动和共享，对省际交界区域政策引领、资金投入、人才引进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共同培育创新型企业和人才，建立人才培养、交流和评价机制，打造更加开放、包容和有吸引力的科技创新环境。第三，加强协同创新平台建设，实施创新和孵化平台共建工程，营造协同创新的良好环境。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建立区域创新联合体，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制一批重大战略产品，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三)造就“绿色增长”:坚持生态共保联治，推进生态经济协作共赢

立足省际交界区域自然生态特点和资源禀赋，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推进省际交界区域生态经济协作共赢，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可持续“绿色增长”。第一，积极推进污染联合防治和环境修复，建立健全环境监测和管理机制，推动省际交界区域开展生态保护联合立法工作，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标准与监管执法制度体系。开展跨区域联防联治，对交界区域重点跨界水体探索建立联合河湖长制，在联合监测、联合监管、联合执法、联合防控等方面定期会商并进行信息共享。第二，着力促进跨行政区域的协调配合，坚持分工合作和协同治理，以系统性思维和法治观念完善交界区域协同保护机制，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健全跨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共筑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加快培育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主体，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第三，探索生态产业合作发展新机制，通过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积极培育生态产业链和生态产业集群。充分发挥生态叠加效应，推进生态产品贸易，将区域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联合打造省际交界区域高质量绿色发展引领区。

(四)承载“青色增长”:密切区域文化合作，深入推动文旅融合

推动省际交界区域开展跨界资源整合，在公共文化建设、文艺精品创作、旅游产品共享等领域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打造“文化联动发展共赢地”,释放文化文明的“青色增长”潜力。第一，借鉴长三角地区文化联动经验，以“文化走亲”的方式密切区域文化合作，以省际交界区域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文物藏品等为载体，轮流承办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活动、艺术展览、研讨峰会等，提升区域文化品位与影响力。第二，鼓励文化“结亲”,建立省际交界区域合作平台，打破文化资源行政壁垒，丰富文化联动项目，提升文化场馆、基层文化阵地的跨地区辐射力度，形成区域广泛覆盖、全民深度参与的文化共兴新格局。第三，加强文化资源传承利用，积极推进文旅融合。省际交界区域地缘相近、文脉相承，可通过旅游资源跨界整合和空间优化，携手打造集自然景观、历史遗迹、节庆赛事等于一体的文化和旅游协作带。健全文化旅游带跨地区、跨部门协调机制，做好文旅融合发展、品牌共建共享等工作。共同打造“智慧旅游”平台，畅通旅游信息，加快建设旅游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推动文旅数据资源开放和共享。

(五)勾勒“蓝色增长”:加快基础设施共建，推动民生福祉互利共享

统筹推进省际交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服务的高品质化，共同建设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绿色智能、安全高效的现代基础设施体系，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共建共享，进而实现惠及民生的“蓝色增长”。第一，统筹交通规划与建设，共同完善综合运输网络体系，加快形成一体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交通发展新格局。科学布局省际交界区域协同高效、功能完善、绿色安全的能源、水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水平。第二，促进社会服务互惠互利。统筹推进省际交界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强教育、医疗等领域信息资源沟通共享，逐步建立交界区域一体化的社会服务政策体系。深化教育合作，推进交界区域校际交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合作覆盖面。推进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合理布局医疗资源，提高对跨界融合区域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第三，统筹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合作，构筑公共用工信息平台，探索建设区域人才市场，共同组织各类市场招聘会，加快交界区域就业信息系统对接，逐步推动就业服务一体化。推进省际交界区域社会保障、民政、卫生等各类信息管理平台互联互通，打造信息化、智能化、一体化的管理与服务平台。

(六)共筑“紫色增长”:完善协调发展机制，构建高水平开放格局

提高省际交界区域合作的精准性、科学性、导向性，以特殊作为、特殊担当育先机、开新局，下好交界区域合作与联动发展的“先手棋”和“一盘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区域合作新模式，共享区域协同发展释放的“紫色增长”动能。第一，借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建设经验，推动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经济联系紧密的交界区域建立先行区域合作示范区，强化各类空间规划的对接，探索实施示范区“多规合一”。以小尺度、跨区域、相对精准且有合作基础的示范区作为省际交界区域合作的重要突破口，率先打破跨行政区域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区域市场的充分开放和自由竞争。第二，考虑到省际交界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发展基础和发展优势不同，且区域治理主体通常涉及多个层面，需要更高层面的组织和协调，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出台省际交界区域的发展政策，基于交界区域的发展类型，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指导，明确各交界区域的发展定位，打造功能差异的省际协调发展平台。第三，支持交界区域体制机制创新，围绕统一规划管理、统筹土地管理、统一项目管理、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创新管理运营模式和财税分享机制、协同公共服务政策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第四，整合省际交界区域的信息化平台，建立信息互通平台和共享机制，构建高水平开放新格局。探索建立多层次、多部门的对话协调决策机制，形成省级、市级、县级紧密合作的对话体系，重点解决交界区域重大政策、跨省重点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等事项的推进问题，推进落实联席会议决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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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学良，吴胜男.“双循环”新格局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若干重要关系探讨[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132-141.

注释

(1)由于行政区划形状复杂,存在某个边界县级行政单元同时与其他边界县级行政单元组合成多个三省交界区的情况,本文中若羌县、盐池县、定边县、单县、砀山县、通州区、武清区、平谷区、蓟州区9个区县同时在2个三省交界区组合中,因而涉及县级行政区划为117个,而非126个。因此,文中面积、人口及GDP全国占比均以117个县级行政区划为准。

(2)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个省份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个省份。

(3)数据来源:Wu Y,Shi K,Chen Z,et al.,“Developing improved time-series DMSP-OLS-like data (1992-2019) in China by integrating DMSP-OLS and SNPP-VIIRS”,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2021,60:1-14,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GIYGJ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