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棠，吴蒙，周冯琦

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摘要：转型金融主要致力于对碳密集产业低碳转型提供资金支持。由于碳密集产业仍是上海及中国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其低碳转型缺乏明确指引和资金支持、且转型风险极易传递至金融系统，亟需上海在加快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同时，大力发展转型金融，为上海和全国城市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虽然上海转型金融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在规制措施、促进机制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仍面临一定挑战。建议上海建立整合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高碳企业、社会公众以及国家智库等多方主体资源的、协同创新的转型金融发展路径。同时，注重完善转型金融标准、信息披露、税收惩罚等规制型政策工具，积极部署转型金融产品创新与激励等促进型政策工具，大力推动信息平台、浦东示范先行、公正转型等其他保障型政策工具的建立和完善，以引导社会资金向转型金融倾斜，进而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健康发展。

基金：上海社会科学院2024年度院重大系列课题《上海推进绿色低碳产业融合集群发展路径研究》(编号：2024ZD046)

关键词：转型金融；绿色金融；政策建议；上海

作者简介：李海棠，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绿色金融法律政策。吴蒙，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生态空间治理。周冯琦，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24-01-2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无论完善以转型金融为突破口的绿色金融体系，还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其本质都是服务于实体经济。通过转型金融赋能碳密集行业绿色转型，能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汇聚强大动力。我国目前已形成了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绿色信托、碳金融等为主要内容的、内涵丰富的绿色金融体系，但是传统的绿色金融大多支持新能源和节能减排相关的纯绿或接近纯绿的经济活动，对于积极部署低碳转型的煤电、钢铁、水泥等传统的高碳行业而言，绿色金融所支持的产业和项目目录对碳密集行业低碳转型类经济活动的接受度和容纳范围亟待拓展。转型金融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补充，旨在通过引导银行、保险机构、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对高碳行业低碳转型提供重要支持，进而推动高碳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变，助力形成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上海在加快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的同时，也更加重视转型金融的发展与完善。2022年06月，出台《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为碳密集型、高环境风险的项目或者市场主体向低碳、零碳排放转型提供金融服务”。2024年1月1日生效的《上海市转型金融目录(试行)》，将水上运输、黑色金属冶炼等六大行业纳入首批上海转型金融目录支持行业。上海着力以转型金融为突破口，弥补绿色金融对高碳产业转型支持的不足，进而扩充绿色金融市场规模、激发绿色金融市场活力、提升绿色金融服务水平、扩大绿色金融国际影响力，以形成国际绿色金融枢纽在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连接”功能。同时，上海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拥有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完备、绿色科技和产业基础雄厚、绿色金融保障体系完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影响力不断提升等优势，也为转型金融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和保障。因此，转型金融和绿色金融相互协同，可更好地助力上海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虽然转型金融主要起源于一些国际组织的推动，发展时间较短，但是学术界已对其展开诸多研究和讨论，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开展研究：一是通过分析转型金融的背景、意义与现实挑战(Caldecott,2022；王遥等，2022；徐洪峰和伊磊，2023；刘瑶等，2023)，在比较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马俊，2022；顾宝志等，2023；熊礼慧等，2023)，对转型金融管理框架和发展路径提出政策建议(王博璐和陆文钦，2021；王韧，2022；兰梓睿，2023；王遥和张广逍，2024)；二是从不同学科、不同主体视角分析转型金融对双碳目标的推动作用，有通过经济学理论、以转型金融与碳市场调节为视角分析转型金融对企业碳减排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义(魏天磊和汪惠青，2023；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课题组和白鹤祥，2023；丁攀等，2023)，也有从法学视角，探讨转型金融标准的法治转型、ESG信息披露范式转型、转型金融法律框架构建以及提出将转型金融纳入地方立法的建议(陈波，2024；叶榅平，2023；吴江羽，2023；钱瑾，2022)，还有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视角探讨转型金融及其信息披露的相关完善建议(陆岷峰，2022；转型金融信息披露研究课题组和殷红，2023)；三是从转型金融的具体要素出发，探讨转型金融关键绩效指标的构建、可持续发展债券等产品创新、方法界定等更加微观层面的内容(马俊等，2023；李瑞杰和王灿，2024；Gregor et al.,2024；何起东等，2024)。

尽管目前研究较为广泛，但是鲜有较为成熟的转型金融地方实践的研究(解洪文等，2023；陈彬等，2023)。当前，上海正加快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迫切需要大力发展转型金融，为上海和全国城市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也为超大城市转型金融发展提供“上海样板”和“中国方案”。本文旨在厘清转型金融内涵的基础上，阐明上海转型金融发展的必要性、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进而提出“政府部门顶层设计+金融机构产品创新+高碳企业减污降碳+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国家智库沟通反馈”的上海转型金融发展路径，以及对转型金融规制型政策工具、促进型政策工具和其他保障型政策工具的完善建议。

一、转型金融的内涵及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转型金融虽与绿色金融在一定范围内有所重叠，但仍与绿色金融显著不同。绿色金融主要支持以新能源为代表的“纯绿”项目的开展，转型金融主要为高碳行业向低碳转型提供金融服务。高碳行业向低碳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要环节。这些传统行业体量大，是我国目前GDP的重要贡献因素，转型活动往往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支持。但由于当前转型金融尚缺乏明确制度指引，因此高碳企业的转型活动很难得到有效支持，从而对双碳目标的达成形成一定制约。

(一)转型金融的概念与特征

转型金融，是指通过金融手段支持高碳行业向低碳、零碳转型，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转型的一种新兴金融模式。对于转型金融的定义，虽然诸多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以及各大金融机构都对其进行了明确规定，但是目前尚未取得共识。转型金融(Transition Finance)最早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2019年3月提出，指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经济转型的融资活动；2020年3月，欧盟在《可持续金融分类法案》中将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概念进行区分；2020年9月，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和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分别发布关于转型金融的报告和指南，均强调“为应对气候变化”，将转型金融概念限定为金融支持气候相关的绿色低碳转型。2022年《G20转型金融框架》将转型金融定义为对符合以下三个特征的经济活动提供金融服务：一是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引，二是与《巴黎协定》目标一致，三是支持实现净零排放及适应气候变化。此外，诸多国际社会组织、政府机构以及国内外金融机构专门针对转型金融出台相关文件，并对其概念和范围进行界定(见表1)。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湖州、重庆、天津、河北五地分别出台了地方转型金融目录或标准。从覆盖范围来看，以上地方转型金融标准的覆盖行业有所重叠，大多以传统制造业为主(钢铁、化工)。其中，上海制定《上海市转型金融目录(试行)》，将水上运输等六大行业纳入首批转型金融目录支持行业(见表1)，这六大行业的碳排放量超过上海全市的一半以上(陆敏，2024)，其实践将有助于上海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推动全市绿色低碳转型。

表1 国内外对转型金融的定义

资料来源：根据OCED、ICMA、EU、CBI、G20、日本金融厅、各地政府网站等公开资料整理。

虽然转型金融的概念尚未达成一致，但根据国际社会组织、各国政府机构以及国内外金融机构对转型金融的定义，可分析得出转型金融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转型金融更加关注减排雄心。转型金融重点关注经济实体、资产组合或特定经济活动如何从当前较高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转变到与《巴黎协定》目标相称的排放水平。转型金融不支持“一切照常”(business-as-usual)情景，而是支持那些致力于进行深刻彻底转型的经济活动。就我国而言，转型金融支持的经济活动，一定是符合“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并对生态环境或者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具有显著效益的活动(种高雅，2021)。二是转型金融工具更具创新性。由于转型金融支持的经济活动并不意味着当前的活动是绿色或低碳的，而是高碳经济活动随着时间推移向绿色转变的过程。因此，转型金融工具的设计需基于动态技术路径标准。例如，燃煤发电企业实施低碳转型，需要把减碳效果作为贷后评价的关键指标，同时资金成本要与转型效果挂钩，而传统的绿色金融工具很少采用这种做法(马俊等，2023)。三是转型金融信息披露更为严格。转型活动应符合可衡量、可报告、可核查三个原则(王韧，2022)。可衡量是指转型金融支持对象提出的转型目标必须是具体、可量化的，不能空洞抽象；可报告是指转型金融支持对象需要对转型资金的使用和转型目标的实现情况进行有计划、按阶段地披露与报告，避免出现“假转型”或“漂绿”风险；可核查是指转型金融支持对象的转型情况要经过第三方机构核查与验证，以确保转型目标顺利实现。

(二)转型金融的内涵与外延

转型金融相关理论与实践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被广泛认可和推广的定义或标准。但是转型金融与可持续金融、绿色金融存在一定联系，讨论转型金融的概念和内容，有必要阐述其与相似概念的关系。

1.可持续金融与转型金融

可持续金融的含义随时间推移而演变。回顾其发展初期，大致可以追溯到ESG概念的兴起，可持续金融很大程度上意味着金融体系应将可持续发展考虑纳入投资决策，以更好地反映环境和其他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因素(Migliorelli，2021)。2021年，欧盟委员会将可持续金融定义为在金融和投资决策中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欧盟委员会，2021)。但是该定义仅限于ESG因素，可持续金融还需要一个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定义来说明如何体现整体的可持续性。因此，诸多学者建议，可持续金融应涵盖使金融可持续并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所有活动和因素。这一定义补充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众多目标，例如欧盟委员会的ESG和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许多国家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可持续政策目标，例如气候融资、ESG信息披露、绿色债券和社会责任投资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包含在可持续金融的总体定义中(Widyawati，2020；Rizzello，2020)。可持续金融建立在全社会金融资源合理并有效配置的基础之上，其时间跨度更长、覆盖范围更广。因此，转型金融从属于可持续金融，可持续金融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同样适用于转型金融(赵越和陆岷峰，2022)。

2.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

国内外关于绿色金融的体系构建已相当完善。从支持对象来看，绿色金融支持的范畴为各种绿色目录，大多数高碳行业的转型活动并未被纳入其中(李海棠，2021；刘瑶等，2023)。例如，2024年2月新修订形成的《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以下简称“2024版《目录》”)，与2019年《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相比，虽然目录名称由“绿色产业指导目录”调整为“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并且纳入了低碳转型相关产业(见表2)，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助于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的相互衔接。但是仅从转型金融的支持对象来看，2024版《目录》规定的低碳转型产业主要包括重点工业行业和能源低碳转型两大类，对于涵盖范围较广的碳密集行业而言，绿色转型活动的支持对象仍有待进一步扩充和完善。

又如，2021年，由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联合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虽然实现了各类绿色债券的统一，但是却删除了属于转型经济活动的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的相关类别；再如，2022年7月，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发布《中国绿色债券原则》，虽然统一了中国绿色债券管理规范，但为了和国际规则保持一致，却明确要求募集资金100%用于绿色领域。以上规定致使尚属于转型过程的碳密集行业较难获得绿色债券支持。但需说明的是，尽管2024版《目录》尚存一定完善空间，但是已为碳密集行业绿色转型提供重要指引，绿色债券相关支持目录也应在此价值目标的引领下，做出相应修改完善。

表2《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主要支持的产业、领域和活动

备注：加粗字体表示：2024版《目录》在2019年《目录》的基础上，新增或调整的内容。资料来源：《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

总体而言，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主要有以下三点区别。一是支持对象不同，绿色金融具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分类(王瑶和张广逍，2024)，所投资的对象主要是符合《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或《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标准的“纯绿”项目(1)。而转型金融支持的主要是能源、建筑、交通、工业等碳密集型行业在加大清洁能源使用比例、提升电气化渗透率等方面的低碳转型、且有阶段性减排贡献的经济活动(见表3)。二是支持类型不同。绿色金融的支持类型主要是符合《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的具体项目，许多高碳企业即使拥有可行的低碳转型方案，也不属于绿色金融支持的范畴。而转型金融主要服务于企业主体或经济活动的整体转型。例如山西晋控电力低碳转型，其转型金融服务于整个企业在实现碳中和目标全过程中的融资需求，具体包括在2022—2030年之间通过可持续挂钩债券、商业银行转型贷款等多种融资工具对煤电改造、扩大光伏发电、扩大风能发电以及发展储能等多种转型路径的持续性金融支持。三是评估标准不同，绿色金融关注项目当前是否为“绿色”属性的静态标准，而转型金融关注主体或项目能否从“棕色”逐步向绿色低碳转变的动态标准。同时，绿色金融支持的项目其认定标准一般较为固定，而转型金融支持的企业转型周期较长，其转型阶段会根据转型路径有所改变，转型金融标准也随之动态调整，而非一成不变。另外，就评估方法而言，绿色金融会根据相关目录进行定性评估，而转型金融由于其标准的动态性，导致其评估方法也需通过设定低碳转型基准值及目标区间等指标进行定量评估(徐洪峰和伊磊，2023)。因此，相对于绿色金融，转型金融主要涉及煤炭、钢铁、水泥等碳密集行业，并为其绿色低碳转型提供资金支持。

表3 碳密集行业绿色低碳转型举措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转型金融白皮书》2022年。

图1 转型金融与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关系图

 资料来源：徐洪峰,伊磊.构建中国转型金融体系：必要性、定位及建议[J].西南金融,2023(03):27-40.

综上，转型金融是绿色金融的有效补充，二者在部分碳密集产业的节能技改、能效提升、循环发展等方面存在一定交集。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从属于可持续金融范畴，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主要关注环境(E)绩效和表现，可持续金融除关注环境(E)影响之外，更关注社会(S)和治理(G)维度，如消除贫困、社会公正、增加就业等目标(见图1)。

二、上海转型金融发展的必要性及面临的挑战

推动全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是加快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举措。转型金融为推进钢铁、石化化工等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以及金山、宝山等重点区域整体转型提供重要资金支持，以更好地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一)上海发展转型金融的必要性

转型金融发展有助于推进上海“南北转型”战略及双碳目标实现。2022年7月，上海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南北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及支持政策》，明确提出要“锚定双碳目标，加快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转型金融作为推动上海“南北转型”的重要工具，可通过多措并举的市场机制实现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将资金、技术等引至绿色低碳发展领域，助力传统及高碳产业绿色转型，推进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

1.碳密集产业仍是上海及中国碳排放的重要来源

就我国经济发展绿色转型的现实需求而言，通过转型金融重点推动石油、化工、水泥、煤炭、钢铁等高碳行业转型尤为重要，因为以上行业都具有较高的排放量。以钢铁行业为例，作为我国工业的支柱性行业(约占我国GDP总量5%)，钢铁行业体量十分庞大，2020年中国粗钢产量超过10亿吨，占全球一半产量。同时钢铁行业也是碳排放大户，据统计，我国钢铁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国各行业的14%，仅次于电力行业。此外，交通、建筑、水泥、化工等行业碳排放量也占较高比例(见图2)。因此，推动以上碳密集行业低碳转型意义重大。

图2 中国各行业碳排放比例

数据来源：《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0）》，平安证券研究所。

此外，从能源角度看，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和间歇性特征，决定了未来一段时间内化石能源仍将是我国的保障性能源。因此，逐步有序推动高碳行业降碳转型关系到碳达峰目标的实现，也关系经济发展和能源供给的安全和稳定。根据测算，为达到双碳目标，到2060年，占全国碳排放总量85%以上的七大高碳产业的投资资金累计需求为139万亿左右，其中电力、交通运输、建筑等行业资金需求量最大(图3)。虽然我国绿色金融已取得长足发展，但不论是从相关政策导向还是从市场实践来看，绿色金融都无法满足高碳行业低碳转型的融资需求，亟需构建新的投融资框架来缓解转型过程中融资难问题。近年来，虽然上海城市电气化水平有所提升，但城市能源结构仍以煤炭和石油为主，交通、工业、建筑仍是上海重点耗能领域(见图4)。加快推动上海钢铁、石化等高碳企业低碳转型是实现上海双碳目标的重要环节。

图3 主要行业碳达峰碳中和资金需求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中金公司研究部，中国银行研究院。

2.碳密集产业低碳转型缺乏明确指引和资金支持

图4 上海2021年主要行业终端能源碳排放比例融关系图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21)》中上海能源平衡表与IPCC能源碳排放系数初步测算所得。

除前文提到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绿色债券原则》之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也是引导社会投资方向、指导政府管理投资项目，制定实施财税、土地和进出口等政策的重要依据。为适应产业发展新形势，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2023年12月2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修订发布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已于202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同时废止]。无论是2019旧版本，还是2024年新版本，国家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都分为鼓励、限制、淘汰三大类别。尽管2024年版本对鼓励类条目有所减少，但只是对统一类型条目进行归类整合，以使鼓励方向更加聚焦、鼓励事项总体保持稳定。对于鼓励类投资项目，该指导目录规定对鼓励类投资项目提供信贷支持和其他优惠政策。鼓励类目录对电力、钢铁、建筑等高碳行业的技术设备升级、综合利用等作出明确规定，一定程度上对转型金融发展提供了一定政策依据。

上海为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的规定，于2020年5月印发《上海市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限制和淘汰类(2020年版)》，其中，电力、钢铁、化工等高碳行业均为限制和淘汰类产业，而对碳密集行业低碳转型的鼓励类产业目录付之阙如。由于对高碳企业绿色转型相关鼓励性政策和资金支持的不足，不仅对本市碳密集企业绿色转型带来一定影响，还会使以上企业被迫转移或破产，一定程度上危及整个产业链及社会稳定。目前，上海亟需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的规定，更新和制定符合本市实际的产业指导目录。另外，尽管上海已制定《上海市转型金融目录(试行)》，确定了六大行业及其各细分行业下具体生产环节的低碳转型路径，并针对转型主体的信息披露提出了分级披露原则，但是该标准目录仍然面临如何落地以及覆盖范围如何动态调整和有序扩容的挑战。

3.碳密集产业面临的转型风险极易引发金融风险

尽管目前传统高碳行业存在碳排放密集的问题，但长远来看，这些产业仍然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比如电力、钢铁等行业，其作为减排潜力较大、碳减排任务较重的领域，在低碳转型技术升级等方面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但是，如若传统高碳行业低碳转型得不到金融支持，致使其长期维持高碳运行。不仅会增加碳排放，且会引起一系列转型风险。例如，高碳企业在低碳转型中资金链断裂，将引发企业破产、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致使企业无法偿还与转型相关的贷款，从而导致银行不良贷款增加，引发金融风险。即，碳密集产业在低碳转型过程中可能催生搁浅资产(舒浩等，2023；Rozenberg et al.,2020)。这主要是由于当前国内外气候政策以及绿色转型紧迫性，使得相关企业的信贷条件受到一定限制，而金融机构可能在此之前已持有转型企业的贷款、债券、股权等，有些金融机构为降低自身风险便选择从高碳行业撤资，这又加剧高碳行业融资难度，致其市值下降，形成恶性循环(Delis，2024)。同时，与高碳企业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利益相关方，也会受到该转型风险的波及，这种转型风险通过资产关系网络传递至金融系统，进而对金融稳定性造成一定冲击(Olovsson，2018；Battiston，2017；王瑶和张广逍，2024)。

(二)上海转型金融发展面临的挑战

虽然上海绿色金融发展具有要素种类齐全、市场不断开放、金融机构集聚、金融创新持续推进等方面的优势，上海转型金融发展也在标准目录制定、信息披露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是上海转型金融在规制措施、促进机制以及保障措施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

1.转型金融发展规制措施有待完善

第一，转型金融标准亟待落地执行。

与绿色金融标准类似，转型金融分类标准通过建立转型经济活动清单，为高碳实体和项目低碳转型提供全面指引，将有限的政策和资金引至最重要的经济活动。《上海市转型金融目录(试行)》(以下简称《目录》)共纳入了航空运输业、汽车制造业、水上运输业、石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六大行业，并明确了该六大行业下所包含的具体细分行业，涵盖了上海本地的重点产业和特色产业，这些高碳产业的转型发展对上海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目录》参考了各行业相关标准文件，明确了各细分行业下具体生产环节的低碳转型路径。例如，针对航空运输业和水上运输业，《目录》进一步明确了各个种类的船只、码头、飞行器和机场的降碳路径，降碳途径主要包括工艺能效提升、能源替代、设计改进和技术优化、管理效能优化等方面。但是该《目录》仍有待通过更为具体的落地标准与实施细则，确保其执行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转型金融信息披露仍需加强。

转型金融信息披露是环境信息披露的重要内容，不仅能约束高碳企业碳排放行为，还能助力金融机构甄别转型项目，降低融资风险(转型金融信息披露研究课题组和殷红，2023)。由于转型金融的界定及考核标准都更加注重动态过程，也涉及更多量化指标、基准值以及不同阶段的相关报告，其数据获取、分析以及核查的难度和专业性较高，进而对转型金融信息披露的内容及范围也提出更高要求。《上海市转型金融目录(试行)》的一大创新点在于提出了分级信息披露要求。根据披露内容完整度和可核实性，分为I、II、III三个披露等级。转型主体在申请融资支持时，可根据企业规模、披露能力、融资额度等因素自行选择或与金融机构协商确定相匹配的披露等级。虽然该分级信息披露要求提升了转型金融的实操性，但是在披露内容、披露频次以及披露的强制性等方面仍有待加强。

2.转型金融发展促进机制有待加强

第一，转型金融产品创新亟需丰富。

转型金融产品，包括转型债券、转型贷款、转型基金以及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等，旨在促进实体经济变革，实现电力和供热、重工业、运输、制造、建筑、土地使用或房地产等碳密集领域全面脱碳的金融产品(Gregor et al.,2024；Caldecott；2020)。2019年6月，法国安盛集团宣布推出其第一个转型金融工具，以支持碳密集产业绿色转型。法国银行将产业转型进程分为四段：深棕色、浅棕色、浅绿色、深绿色。转型债券即是温室气体排放量高的行业——“棕色产业”的一种新资产类别。转型债券主要适用于有融资需求且以减少其产品和服务的碳足迹为目标的高碳企业(吴江羽，2023)。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不限定募集资金用途，其条款和关键绩效指标和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挂钩，并视绩效达成情况实施利率调整、赎回等奖惩机制，以激励经济主体以更大的雄心进行实质性减排。虽然上海已有一些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信贷等在内的转型金融产品，但多数尚停留在“首单效应”，有待规模化推广，且转型基金、信托、保险等产品创新有限；同时，有待探索和开发更多符合上海产业结构、融资主体特征、且具有可推广性的转型金融产品“上海方案”。

第二，转型金融激励机制有待完善。

为充分调动市场积极性，完善的转型金融奖惩机制，可以激励更多市场主体进行实质性的绿色低碳转型活动，也可以促使政府、市场、企业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推动转型金融发展。转型金融激励机制主要包括利率、财政及价格机制。例如，可根据企业或经济主体转型目标的实现情况，采取提高或降低利率的利率控制型机制、加大或减少补贴的财政型机制以及浮动票面利率的价格型机制。尽管《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上海银行业保险业“十四五”期间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服务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行动方案》均已明确规定，有关部门应强化绿色金融业绩考核管理、建立绿色企业评价机制。但目前，仍缺乏微观层面的实施细则，监管机构、政府部门及金融机构内部也缺乏对转型金融的支持和激励机制。

3.转型金融其他保障措施亟待健全

第一，转型金融数据分享面临困境。

转型金融由于其标准与考核指标的动态性，以及数据报告的复杂性，使其对数据信息共享平台的需求也更高。但是目前由于各部门碳排放统计核算标准与口径的不一致，导致碳排放相关信息分散于不同部门，其中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企业环境权益资产、碳排放等相关信息分别掌握在发展改革、生态环境和统计等不同部门，加之碳排放信息平台共享机制的不完善，导致金融机构与转型企业之间存在信息差，其转型金融供需难以及时、有效对接。

第二，公正转型保障机制亟待建立。

转型金融只有在公正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只有所有人在转型中都不掉队，转型金融才算实现了其应有的价值。公正转型不仅需要通过融资来减缓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还需要通过融资来确保经济和社会有能力适应冲击，并得到恢复。因此，应在转型金融中嵌入公正转型理念，鼓励企业主动预见和减缓转型带来的风险，面对无法避免的风险，应采取积极措施将风险降至可接受范围。但就目前而言，上海对于高碳企业绿色转型的保障机制仍有待完善。

三、上海转型金融发展路径及政策建议

目前上海乃至全国转型金融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针对上海转型金融面临的诸多挑战，亟需政府、金融机构、高碳企业、社会公众以及国家智库等多方主体协同建立转型金融发展路径，同时在规制型政策工具、促进性政策工具和其他保障型政策工具方面对转型金融加大支持力度，以引导社会资金在一定范围内流向转型金融。

(一)上海转型金融发展的主要路径

图5 上海发展转型金融主要路径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通过转型金融政策与产品体系的建立，提升上海国际绿色金融枢纽能级，是上海转型金融发展的主要目标。就发展思路而言，可考虑从项目和行业两端发力，制定转型金融路线图和主要政策框架。同时，上海转型金融发展的主要路径可设计为：“政府部门顶层设计+金融机构产品创新+高碳企业减污降碳+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国家智库沟通反馈”的多方主体参与的转型金融闭环机制(如图5)。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政府部门宏观制定转型金融顶层架构，包括转型金融实施原则、设计标准、评价体系、信息披露等制度的整体设计；二是金融机构推动转型金融产品创新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以适配碳密集企业的转型金融需求；三是高碳企业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绿色转型模式，加强转型技术创新，推进绿色低碳产业布局，建立公开透明的披露机制，积极寻求转型金融支持；四是社会公众提升公众参与意识，及时了解转型金融信息披露情况，对转型金融产品予以关注和支持，使更多社会资金流向转型金融项目；五是以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为主的国家高端智库应当主动发挥其转型金融政策制定与高碳企业转型需求之间的沟融反馈作用，推动转型金融相关法规政策更好地落地执行。

(二)上海转型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1.完善转型金融规制型政策工具

第一，细化与落地转型金融标准目录。

一是产业主管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亟需进一步推出差异化激励办法引导企业转型，金融监管部门可推出专项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并研究将转型金融纳入评价体系。二是地方政府可根据不同行业情况，制定更为具体的落地标准与实施细则，明确转型主体和项目资金支持方式、支持力度和要求等，确保《目录》实施的有效性。三是目录应当具有一定灵活性，可根据产业发展具体情况及时调整相关内容，避免阻碍可能的转型路径；四是建立转型企业库、转型项目库，与正在建立中的绿色项目库衔接，并根据技术发展情况对目录进行动态调整与覆盖范围的适当扩容。

第二，完善转型金融信息披露。

一是分阶段、分领域提高转型金融信息披露的强制性。可以根据我国碳市场发展情况，逐步有序地在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碳密集型重点企业、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中分阶段实施碳信息的强制披露制度。二是适当增加转型金融信息披露的内容与频次。对于转型金融产品发行企业而言，除了碳排放、碳强度、碳足迹等碳信息外，还应规范和强化转型战略、实施进展及减排效果、产生的环境效益、转型资金的使用情况以及可能存在相关风险等因素的信息披露。

第三，制定转型金融税收惩罚机制。

对于不采取积极行动进行低碳转型努力的高碳企业或者金融机构，可以实施较为严格的税收惩罚制度。例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提高税率、不允许税收抵免，进行公示惩戒等，以增加高碳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赋税成本，进而使其明确违法预期，迫使其主动采取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等积极措施，为绿色低碳转型付出实际行动和努力。值得一提的是，税收惩罚机制的实施，要尽力评估和考量转型企业的偿付能力，避免对金融和社会稳定等带来负面影响。

2.部署转型金融促进型政策工具

第一，创新转型金融产品。

一是转型金融工具挂钩目标的设定。可结合国际经验和上海实际情况，针对转型类债券发行的关键要素制定更详细的指引，指明各行业主要的低碳转型目标以及相应的关键绩效指标(KPI)设定样例，从而提高KPI设定的规范性和可靠性。二是转型金融产品创新。推进碳金融产品创新，根据崇明、金山等区丰富的林业和海岸带碳汇生态系统，开发森林和海洋碳汇基金，并将碳汇交易纳入碳交易抵消机制；完善碳配额质押金融产品，通过地方性法规对其权利属性予以创新性规制，及通过市场机制的完善抑制其价格波动。

第二，探索转型金融激励机制。

一是根据转型企业对转型目标的完成情况制定差异性激励政策，对于转型绩效考核表现较好的企业，根据一定标准给与财政或税收方面的支持。二是考虑设置支持转型金融专项再贷款，资金规模与商业银行支持低碳转型的信贷占比挂钩，资金利率与支持低碳转型的信贷规模挂钩。三是合理划分财政和金融政策重点领域，使二者协调配合形成政策合力。鼓励财政资金加大与金融、环保等政策联动，通过奖补措施，增加高碳企业转型意愿。

3.健全转型金融其他保障型工具

第一，建立转型金融信息平台。

依托上海“随申行”“沪碳行”(碳普惠)、“双碳云”等平台构建上海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打造转型金融数据信息共享平台，打破各部门数据信息壁垒。实现减污降碳统计与核算的精准化，为金融机构创新转型金融产品提供更全面准确的数据支撑，助力高碳企业和金融机构对资金的供需对接，开展转型金融碳排放相关信息披露、防控转型引起的社会风险和金融系统风险。通过区块链技术强化管理、执行、评估和监督，力争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第二，推进浦东新区示范先行。

转型金融的全力推进和普及，需要组织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和重点金融机构开展一定范围内的先行先试，集中力量攻坚克难，形成重难点应对机制，以率先形成转型金融发展模式的试点示范。浦东新区正积极动员各方力量，聚焦重点转型领域，将在绿色转型发展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转型金融体系建设，也应结合浦东新区产业实际，发挥该区在行政审批改革、绿色金融发展等方面的制度供给优势，制定相应标准、方法和管理规则。

第三，建立公正转型保障机制。

只有保障所有成员在社会转型中都能受到公正对待，保证社会成员不会因转型而受到下岗失业、资产搁置等风险影响，转型金融才算真正完成了使命。因此，亟须在转型金融中嵌入公正转型保障机制，以化解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相关风险。一是树立全生命周期公正转型理念，考虑高碳企业及其供应链上的其他减排企业的碳排放情况。二是转型是一个整体概念，需克服各种搁浅风险等，建立应对搁浅风险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必不可少。三是设立转型金融基金，为满足一定条件的碳密集产业转型提供担保，降低融资风险，保障企业顺利转型，以更好的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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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绿色低碳转型产业指导目录(2024年版)>的通知》(发改环资〔2024〕165号)，2024版《目录》印发实施前已开工的项目，产业类别认定仍可按照《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执行；2024版《目录》印发实施时已完成审批、核准、备案但未开工的项目，产业类别认定可自行选择按照《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或2024版《目录》执行。故，两目录均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