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迪，王琳琳，周冯琦，陈宁

上海社会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

关键词：绿色转型

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突出，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实现绿色发展已成为迫切的社会需求，更是全球共同的挑战。自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首次提出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以来，绿色“一带一路”从倡议走向实践、从愿景变为行动，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效，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正逐步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新热点、新亮点、新增长点。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再一次强调了绿色低碳可持续高标准发展的重要性。

今年是“一带一路”建设十周年，总结“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取得的成绩，分析面临的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现状

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在绿色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成效。2013～2021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年度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至2.07万亿美元，增长了99%。从《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到《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中国政府发布一系列绿色发展相关文件，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推动了企业遵守项目建设所在地区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以绿色为底色，多领域合作共赢

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中国参与境外项目的标准也越来越规范，对于项目建设所在地区缺乏项目实施前期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中国标准为项目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与其他国家或机构合作发布的文件逐渐增加，积极呼吁绿色“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政策、技术和市场转型方面合作，共同推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标准和国际通行规则标准相结合，在组织开展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过程中进一步促进了绿色合作。2019年以来，部分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为助力全球经济复苏，2021年，在“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上，与会的29个国家提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开展国际合作以实现绿色和可持续经济复苏，促进低碳、有韧性和包容性经济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潜力被激发，建设项目快速复工复产。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实施以来，中国已在绿色能源、绿色基础设施、绿色金融、绿色科技等多领域开展合作（参见图1）。

搭建合作平台，提升交流能级

在数据平台建设方面，2019年，生态环境部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该绿色联盟已有来自40余个国家的150多家合作伙伴，启动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绿色转型、绿色金融与投资、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等10个专题伙伴关系。为推动环境信息共享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强化生态环保服务和决策支持。该平台整合了30多个国家的基础数据、法规标准、环境政策、技术产业、案例研究等内容，汇集30个国际权威公开平台的200余项指标数据，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动绿色技术交流，建设“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等环保产业技术合作平台。

此外，生态环境部和保尔森基金会共同开发的评估工具（ERST）可用于中国境外投资项目环境风险快速筛查，在项目开发的早期阶段对其生物多样性和环境资源的潜在影响给出评估建议，对项目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进行识别与管理。

发展绿色金融，赋能低碳发展

在投融资方面，绿色投资原则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金融工具逐渐被应用于支持经济绿色化转型。

2018年，中英机构联合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从战略、运营和创新三个层面制定了将可持续性纳入公司治理、充分了解ESG风险等七条原则性倡议，重点推进环境风险评估、信息披露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工作。

此外，2020年，中国与欧盟等国际合作方联合发起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积极建设中国和欧英法多边和双边对话平台，基于“一带一路”绿色投融资合作，为“一带一路”国家早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力量。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过去十年，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取得积极成效，但也面临诸多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转型压力较大

首先，“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使“一带一路”国家的环境诉求不同。一方面，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足1000美元，如塔吉克斯坦、阿富汗等，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如新加坡、卡塔尔、以色列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仍将刺激经济快速发展作为当务之急，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并不急迫。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弥补部分沿线国家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但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国家加入绿色“一带一路”共建仍可能会给其他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如东盟）带来压力，同时也难以从一体化发展中获益。因此，对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引入低碳科技和加强生态环保要求还未得到充分重视或仅处于初期阶段，而且如果长期存在巨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会影响“一带一路”共建区域一体化的布局（参见图2）。

图1“一带一路”绿色发展重点领域成就

其次，当前阶段，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仍然比较粗放，能源、资源消耗比重大，碳排放规模不断增加，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较高，部分沿线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远高于全球人均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参见图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仅有约35%的国家已经实现碳达峰，不足55%的国家明确提出了碳中和（净零排放）目标。考虑到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对于尚未实现碳达峰的国家来说，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排放还将快速上升，未来节能减排仍面临较大挑战。

最后，“一带一路”国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联通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辐射更为广泛的区域。作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复杂的区域之一，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还面临生态环保问题。一方面，“一带一路”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在当前发展阶段仍面临工业化和其他国家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生态环境较脆弱，生态环境问题和自然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对生态环境安全和重要工程安全造成严重危害或威胁。

目前，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包括森林覆盖面积日益减少、水环境和大气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由于人口增长较快、农业以及采矿业大力发展，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2016～2020年，巴林、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的森林面积分别以年均3.08%、1.16%和1%的速度减少（参见图4），这些国家森林覆盖率也相对较低，2021年仅分别为0.9%、6.86%和13.69%。工业化程度提高、交通运输不断完善以及城市发展使部分“一带一路”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水环境和大气污染问题，赞比亚、乍得等国家的水环境质量逐年下降，2007～2017年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年均下降近10%。此外，全球水危机指数显示，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属于中高和高风险地区，较难改善或无法获得饮用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地区生物多样性比较丰富，但由于气候变化和野生物种入侵等，很多物种都已经处于濒危状态。同时，“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较多，当在具有高环境价值的地区进行规划和建设基础设施时，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重大影响。

图2“一带一路”部分国家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图2 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人均GDP

图3“一带一路”部分国家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

图4 2016～2020年“一带一路”国家森林面积年均下降率前十名

“一带一路”倡议国际竞争日益加剧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认同，曾观望或反对的西方国家也陆续出台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似的战略规划，使“一带一路”绿色发展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国际“威胁论”和“破坏环境论”的非议。二是“一带一路”倡议被质疑“污染转嫁”。三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面临其他国际倡议的竞争。

◣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对策建议

针对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诸多挑战，我国应秉持有底气的、非零和的、平等包容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提升自身能力、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加强对外合作等方向制定政策。

加强顶层设计，持续发力符合东道国需求的“新基建”布局

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提出，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着重强调促进绿色发展，持续深化绿色基建、能源、交通等领域合作。“一带一路”国家在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禀赋及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等方面情况各异，建议因地制宜，切实建设符合东道国需求的项目。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了重点发展方向和领域的国家，深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建设合作。发展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是“一带一路”国家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因此鼓励企业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地区可利用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可再生电力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多数国家开发潜力较大。

例如，印度尼西亚、泰国可再生能源开发起步较早，属于发展相对较快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为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拥有丰富的地热、风能、太阳能及水力资源等，土地也相对宽裕，具备良好的建设电站的资源条件。根据《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2016-2025》，到2025年，东南亚可再生能源需求占能源总体供应量的23%。各成员国也据此设定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其中老挝（59%）、菲律宾（41%）、印尼（26%）、柬埔寨（35%）、缅甸（29%）和泰国（24%）的发展目标均高于东南亚总体目标。有些国家短期内重点发展交通运输业，尤其是将重点推广新能源汽车的国家，未来也将是中国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方。

对于当前发展较缓慢、在不具备新能源建设条件的地区投资改造现有的燃煤发电厂，采用“清洁煤技术”，帮助沿线国家逐步实现传统煤电的有序退出。根据中国全球电力数据库，中国在阿联酋、巴基斯坦、津巴布韦和孟加拉国等13个国家投资燃煤电厂在建和规划项目装机容量约33110兆瓦。未来深化绿色发展，中国尚需明确东道国需求以及严格执行和推进发电厂建设。

当前，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另一重要领域是绿色科技合作，未来在绿色数字化领域更需要推进制度性开放，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参与国际高质量、绿色化标准制定，利用在数字科技、健康和医疗保健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助力制定更加包容性的标准。同时，加强数字赋能和绿色技术输出，在一些经济实力较强、对技术需求远超资金需求的国家，通过联合开展技术研究加强数字赋能和绿色技术输出，推动“一带一路”整体技术水平的跃升。

逐步建立透明评估报告机制，推动我国项目建设高质量发展

未来，应秉持“内外协同、开放互动”的原则加强项目高质量建设和社会影响。

一是建立完整的项目绿色投资评估报告体系，对推动中国建设高质量、绿色化项目至关重要。相关单位对项目建设的全生命周期进行评估，识别和管理项目潜在的环境、财务等风险，谨慎投资债务比过高的国家和长周期项目。严格落实《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禁止新建燃煤电厂包括扩建现有燃煤电厂以及在当前在建项目中设立自备燃煤电厂。这需要我国政府建立切实可行和透明的机制，例如更新境外项目“负面清单”。

二是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招标准入门槛。未来实施过程中，任何境外项目的实施应符合东道国环境标准（包括公开环境信息），对于东道国环境标准低于中国的，应主动按照中国标准或国际通行规则（如赤道原则）开展项目，对于没有达到环境影响评估要求的项目进行罚款和处罚。

三是要对接国际建设和环保标准，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统筹兼顾，建设符合标准的“优质基础设施”，推动我国项目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将提质增效放在优先考量的地位。

此外，需要引导国内外媒体讲好中国故事，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收益，通过公开报告机制，尤其展示对合作国家的财政优惠和民生福祉的改善，采取更为去中心化的策略，尽量做到建设后宣传成果，避免建设前铺垫造势。

开展制度性开放和第三方合作机制，推进共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进程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我国仍需搭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进一步发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深圳）平台作用。吸引更多的国家加入，凝聚政府、企业等相关利益方磋商共建沿线国家的合作方案，促进沿线各国民心相通。

例如，2021年9月，内蒙古以2021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和2021中日经济合作会议为契机，与日方代表签订备忘录，希望在农牧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传统资源型产业和新能源开发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加强同日本的务实合作，互惠互利，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吸引力和感召力。此外，还可通过中国政府牵头，与中国友好国家联合制定“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家战略，切实推进合作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是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中国和共建国家交流促进绿色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搭建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