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作为国外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学正在成为“时代显学”。但中国在海外中国学上的学术影响力，与现有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匹配。中国学研究中国，但当前中国学的中心并不在中国。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权建构。在此基础上打破中国学和中国学研究的内外区隔，推动构建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世界中国学”，最终实现“让中国学回到中国”。

关键词：海外中国学；中国学研究；知识生产；国际话语权

随着海外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与日俱增，国外专门研究中国的学问——“中国学”也呈现出令人振奋的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学研究进入勃兴阶段，新一代中国学专家群体持续扩大，中国学的新议题、新观点、新方法不断涌现。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国际上影响各国中国学知识生产的主要力量仍然集中在欧美资本主义大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拥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不断提升的综合国力，却尚未具备对海外中国学产生与现有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

究其原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内的中国学研究对中国学的影响不足。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让中国学回到中国”，并非让国外研究中国的学问变成中国知识界自身研究中国的学问，而是期待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通过知识体系及话语权建构，在海外中国学的发展上发挥更加积极、更为有效的引领作用。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中国话语缺失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学院体制外“中国观察”到专业的“中国研究”，从“古典中国之学”到“经世致用之学”，海外中国学的理论、视角、观点和方法等，都为中国本土学术提供了重要的域外参考，不少成果至今依然具有较大借鉴价值和学习意义。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外研究中国的学问，海外中国学也时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疏漏、谬误乃至偏见。各类中国学尤其是西方中国学，存在不少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一知半解、文献翻译的明显错误和难以摆脱的刻板印象等问题。学者郑永年因“西方的中国研究大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意识形态化、西方‘文明优越论’中所包含的文化偏见”等，慨叹“西方的中国研究已经失去了学术意义，走向死亡。”①“造成这种偏失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有刻意的也有无意的，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是刻意的还是无意的，其根源都在于‘中国缺席’。”②

在全球联系日益紧密的大环境下，海外中国学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形象，乃至于中国国内的发展都有着或隐或显的重要影响。在“中国研究”的共同论域中发展起来的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尽管在改革开放后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在研究上尚未真正确立起中国话语，也未能从根本上对海外中国学产生切实有效的影响。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很早就指出：“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国对人文社会科学作一般性贡献的潜力完全不能发挥。”③印度华裔中国学家、第三届中国学贡献奖得主谭中（Tan Chung）在2015年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海外研究中国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解释中国的话语权为什么被西方掌握？王战在《世界中国学概论》中把中国学者在海外中国学中的话语缺失现象称作“谭中之问”，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海外中国叙事中的“中国缺席”并非个别问题和短期现象。

海外中国学研究包括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评判是应有之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海外中国学研究在定义“何为好的中国学”，这也是构建我国在中国议题上国际话语权的关键。当前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存在的中国话语缺失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对象——海外中国学——本身存在较为明显的“中国缺席”。一些研究以欧美的历史经验为尺度来研究中国，符合西方主流理论的被视为“好的”，不符合的则被视作“坏的”。中国只是一个用以证明欧美道路“普适性”的具体案例。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就曾批评过中国学研究还停留在套用西方理论的阶段，原创性严重不足。

这些研究本质上只是在展示西方的优越性而非真正理解中国。具体而言，“一是否认中国道路的合法性，顽固地认为西方文明更加优越，西方模式是衡量人类文明进步的唯一标尺，并以此来分析中国。二是罔顾中国内在的延续性，人为割裂历史中国与现实中国。认为历史上中国灿烂辉煌，但作为一种古文明业已消失，现在只存在于博物馆中；承认当代中国经济成就巨大，但不愿意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三是排斥中国空间的整体性，在西方学术体制下，关于中国边疆的研究独立于中国研究板块之外，如美国的新疆研究从属于内亚研究，欧洲的藏学、蒙学、满学研究从属于中亚研究。”④正因如此，这些研究关于中国的判断也和中国的实际相去甚远。

其次，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早期更为注重对海外中国学著述进行译介，在中外学术交流上并未形成平等对话，更不用说影响海外中国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海外中国学著作的翻译和介绍，不能说不重要，相反，对于研究中国和中外学术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周武充分肯定了海外汉学和中国学著作的译介意义，并特别提到了张西平主编的“大象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和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以及以国家力量推动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但他提到了在译介基础上同时开展海外汉学和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性。⑤

吴原元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认为海外中国学研究在清末民初的发端，就是“基于学术角胜的动态追踪与学术书评”。当时在新旧转换、求强求变的社会动荡和革新中，向西方学习以激活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活力，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取向。因此，一方面译介域外汉学成为当时中国学者的重要取向，另一方面，撰著域外汉学评述也成为当时的学术兴趣点。⑥但很显然，译介只是了解海外中国学进展的一种手段，信息传递和动态跟踪单向性质更明显。中国学的双向、平等交流和深入对话绝不能停留于这一阶段。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如果满足于译介，话语缺失就会是一种必然结果。

再次，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国内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缺乏批判性思考。近代以来，“伴随欧美风雨的浸灌和天演之学的流行”，中国学术界进入了一个“‘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以西格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移用西方的尺度衡量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带有某种支配性的解释模式，并逐渐内化为不言自明的思维定式和‘心灵积习’。”⑦

尽管当下这种状况已有较大改观，但从国内知识体系建构、话语权提升的角度看，国内的中国学研究者在对海外中国学成果的译介和传播上，尚未完全跳出“以西格中”的框架。一些研究者高度推崇海外中国学成果，无形之中也把中国当作了西方理论的学术“试验场”。下意识地沿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仍然存在，用中国实践来论证西方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甚至有的学者用西方价值观来评判中国发展。相关表述流传到我国后，有的国内学者不加批判地运用这些概念、框架，甚至把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作为研究国内改革的理论来源。学者郑永年对此有过毫不留情地批评，指出中国本土的中国研究存在一种错误认知，即“方法论方面比西方还西方，把西方的方法推向极端，没有任何反思精神。”⑧

最后，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对于中国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缺乏与研究中国的海外知名专家进行平等学术对话的实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基于时代变化和学术发展，国内已经开始了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新思考。⑨但相关研究仍然存在过多模仿的现象，从迁就、兼容到创新的路径还未进入后半程。“如何在接纳新知的过程中不失自我，始终保持一种自主的思考和判断，破除海外中国学研究无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论’和近年来逐渐流行的‘中国中心论’的一元论想象，构建一种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经验，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思考方法和感受方式出发思考和理解中国，并通过中国认识世界，彰显中国研究的世界意义的解释框架，仍是一个异常艰巨的课题。”⑩

国内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只有练好内功，才会对中国发展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才能有学术底气去评判海外中国学。张西平认为，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研究立场不可或缺，“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展开批评的中国学的基本出发点，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审视海外中国学的基本学术立场，严肃科学的分析方法是辩证把握中国学专家学术成果的双重品格的关键。唯有如此，中国学术在全球才能展示自己的学术立场。”⑪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建构

“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实现从影响到引导、再到主导的较长过程的第一步。从国内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首先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探索建构中国学研究的知识体系。有学者将中国学分为海外中国学和本土中国学，认为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是海外中国学，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以及对中国本身的研究是本土中国学。也有论者认为中国学研究是中国学的附属品，学术生产性有限。基本范畴界定不清，知识体系的建构就很难取得突破。

海外中国学研究之于海外中国学，或可参照文学研究之于文学，两者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这就要求中国学研究跳出“附属”思维，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上进行把握。中国学的繁荣与发展是中国学研究兴盛的关键。中国学研究既需要分析中国学的历史、现状和趋势，更需要探究中国学学科的概念、原理和规律；既是创造性再现中国学的优秀成果，更是以学术的方式影响甚至介入中国学的学术再生产。在此意义上，作为中国本土学术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才能和作为外国学术的海外中国学，构成交流互鉴的共生关系。

第二，在“世界中国学”的概念下，统一中国学研究与中国学。中国学研究和中国学需要形成交流互鉴的共生关系并非易事。海外研究中国的学问是“外国学”，国内冠以汉学、中国学、海外中国学、国际中国学等名称，后面加“研究”二字表明是国内对海外研究中国的学问的再研究。这种状况本身就反映出国内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上的力量分散和不统一，也使得国内相关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变得狭窄。对此，需要在全国层面聚合形成整体研究力量，把海外中国学和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以及国内各种相关名称进行统一，从而为该学科进入教育部正式学科目录做好前期准备。习近平主席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引。可以把海外中国学和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统一为“世界中国学”。在全国层面统一研究力量，给予政策支持，把“世界中国学”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

“世界中国学”成为高等教育体系下的正式学科，前例有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的经验作为参照。美国学是美国国内学者在反思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形成的专门研究广义“美国精神”的一门学科。在很多美国高校开设这一专业，并向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逐渐扩散，从而使得无论是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都有了一致的研究对象，并对美国的发展产生过广泛影响。毫无疑问，中国学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但这一定义过于宽泛。“世界中国学”成为统一的正式学科，有利于国内外在研究中国时，着力于中外普遍关心的重大议题、焦点问题，并逐步形成统一的研究对象。这既可以在中外学术互动中带动海外中国学更加聚焦，又可以赋予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局外”和“局内”双重视角。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局外视角”指的是国内学者的间接研究，即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局内视角”指的是国内学者对中外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的直接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整体性研究，以及宏观层面对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和世界互动的研究。国家层面如能把“世界中国学”增设为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下的二级学科，把其列入教育部正式学科目录，将有助于研究对象的界定和研究范围的统一，能更有效地影响海外中国学，助力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提升。

第三，在交叉学科框架下，把世界中国学建设成为跨专业的新兴学科。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明确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海外中国学涉及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也需要结合相关基础学科，才能提出新的概念和观点，才能形成新兴的综合学科。正如周武所提出的，“要建构出一套既立足于本土经验又具有全球视野的自主性中国论述”，“以更大的学术定力和理论勇气提出真正有意义的问题，并在学理上加以求证和解决”。⑫因此，涉及相关议题的学科都可以介入对海外中国学的再研究之中。如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科的专家，可以借鉴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开展对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日韩关系、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文、外语等专业的学者可以从文学和语言的角度开展海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等等。⑬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学科影响，除了理论和范式的转变，方法的创新也不可或缺，这是摆脱当前中国学被认为是理论与方法的“消费者”的可靠路径。“世界中国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既可以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世界经济、国际关系等紧密联系的学科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运用历史学的外史钩沉、内史爬梳、文献学理论和方法，以及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乃至数理统计和计量模型等方法。这些都可以运用到“世界中国学”的研究当中，以实现综合性方法运用和跨领域方法引进下的集成创新。更进一步而言，“世界中国学”可以集合哲学社会科学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更多有解释力的概念和框架，成为一门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的综合性学科，以真正实现中国学既“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又是“文明交流互鉴之学”。

第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更多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培养更多中国学研究人才。成熟学科的发展必须有一大批相关研究机构的支撑。目前我国高校和科研单位已有一批具备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如综合性中国学研究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侧重中国话语建构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侧重周边中国学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侧重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前身为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侧重语言教学和翻译的北京语言大学汉学与中国学学院。此外，还有依托中文学科的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依托历史学科的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依托国际关系学科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依托社会学的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依托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武汉大学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基地、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等等。这为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人才培养和成果产出，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发展基础。

但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和长期目标来看，全国范围内的相关研究机构总体偏少，较难支撑起中国学研究知识体系的建构，国际学术影响力也不足。由于海外中国学研究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多分散于不同院系，长期难以整合。再加上一些成立的中国学研究机构并非实体性单位，容易因人而兴，一个带头人的离开或退休就会导致该研究机构的衰退。此外，尽管有少数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中国学研究机构，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但分布于不同学科下，使得专业发展和学生培养都存在过多的可选择的“差异化”，制约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后备力量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在国家层面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推动更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成立中国学研究的实体单位，为统一、成熟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话语权确立与提升

“让中国学回到中国”，提高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非常关键。这不仅需要破除“西方中心论”，还需要有一批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中国学研究人才，用有创造性和解释力的中国话语，在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平台上进行学术的交流、交锋、交融。

其一，破除“西方中心论”，解构种种学术神话，这是“让中国学回到中国”的前提。这需要摆脱一味模仿的“汉学心态”和唯汉学是尊的风气，科学认识海外中国学在解释中国时或明或暗的各种假定，在中国成功实践的合理叙事“本土化”过程中解构西方学术神话。⑭“必须对海外中国叙事作出基于学理的批判性反思，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花大力气彻底摸清海外中国叙事的历史、现状及其背后的生成逻辑。”⑮为此，需要在建构海外中国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把历史学、政治学、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文献学、考古学、法学、伦理学等有关中国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地吸纳，向世界呈现中国学者的新观点和新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防止出现李伯重曾批评的情况：“许多研究者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而是‘中国应当发生什么变化’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它应当发生的变化’”。⑯从而避免两种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一种把中国当作新的案例，来填补西方理论在运用上的空白，研究中国的理论预设来源于西方而非中国本土；二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发现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共同之处，就用来证明西方理论的“普遍性”，发现差异之处，就作出合理化的解释，以维持西方理论所谓的“自洽”。

其二，培养老中青结合的中国学研究国际化人才。目前海外中国学研究人才队伍存在“青黄不接”与后继乏人的问题。由于该学科不在教育部公布的学科目录中，该领域的科研工作者缺乏能够发表学术成果的阵地，相关研究也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致使当前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存在较为明显的人才断层现象。一批年迈的知名专家陆续退休，一批有前途的中青年专家又纷纷转向，存在人才流失现象，学科发展后继乏人。因此，需要稳定当前海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队伍，加大力度吸引哲学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中生代学者投身中国学研究。设立世界中国学研究专项人才和团队支持计划，给予一定的资助和奖励，鼓励优秀的中国学研究团队及人才潜心治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奖项可向中国学相关领域倾斜并提供专门支持。

进一步扩大中国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生招生名额，为青年中国学研究队伍建设做好前期准备。目前已有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自主设置了相关的研究生专业或研究方向，但总体规模偏小，且学科点往往随着资深学科带头人的退休，研究生培养规模迅速缩小。建议在“世界中国学”正式列入教育部学科目录前，巩固和扩大现有在其他专业设置下的中国学研究生招生规模，加快中国学研究后续人才梯队的培养和储备。

其三，提高中国学者在中国议题上相关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力。让中国学者的学术主张在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群体中听得到、听得懂、听得进，是提升中国在中国学领域上国际话语权的前提。中国学者需要不断提升国内中国学研究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大国际学术的交流与对话。这既要求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论坛以及各类国际学术媒体和刊物上主动发声，更要求中国学者熟悉国际学术，能把本土的学术观点或理论转化为国际化的学术语言。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大力建设本土的国际化学术阵地，发展更多本土的国际化学术媒体和学术刊物，特别是打造让国外专家学者容易接触到的学术媒介，为擅长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的中国学者提供渠道。此外，还需要注意到中国学也是助力中外民心相通之学。中国学者还需要既善于利用国外大众媒体，也善于向国外民众讲述中国故事。

其四，搭建有国际影响的世界中国学交流平台。“让中国学回到中国”，决不意味着自我封闭。在重视中国学的本土意义的同时，不应排斥国际化的学术视野。“海外中国学研究不再是为了‘揽镜自鉴’或互相参看’，而是要融通中外并‘以我为主’”。⑰突出中国学的“世界性”，在国际交流中了解各国中国学的现状以及关注的热点问题，并用“世界中国学”框架下的中国学研究和本土学术去影响海外中国学。因此，需要搭建世界中国学交流的国际平台，为不同国家中国学的专家学者深入交流提供通道和条件。需要深入梳理目前国内各类与中国学相关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在各自功能上实现错位配置，重点打造基础条件好、国际影响力大的国际论坛或会议，使资源利用得以最大化。

其五，吸引更多研究中国的学生、学者来中国。中国学者更好地走向世界学术舞台中央、影响海外中国学的知识生产，对“让中国学回到中国”非常关键。但需要重视的是，一个国家如何研究中国、理解中国，所在国的专家学者是最大的内部力量。一位专家是否来过中国和中文水平的高低，往往对其中国研究有重要影响。历史上，儒学西传欧洲并推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和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并深入研习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史诗级的巨变成为国际学术的焦点，和我国在山东省邹平县设立对美开放的“中国农村调查点”、带动大批美国学者驻点调研紧密相关。只有更多海外学者亲身来到中国，从“他者”角度阐释中国经验和对中国的认知、重塑理论框架和方法立场，中国智慧才能更好地成为这些海外学者所在国自身学术的思想资源，世界中国学的双向平等交流才会真正成功。这就需要我们吸引更多海外专家，特别是对中国发展感兴趣的青年学者，来中国学习交流、工作调研。可以借全球“中文热”，让更多国外学子来中国学习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课程，让更多青年学者来中国开展以中文为工作语言的学术交流、项目研究。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在培养知中国、懂中国的海外青年学者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仍需要进一步坚持并拓展，并推动形成更多类似的培养路径和方式。

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指出：“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以建构知识体系和话语权为重要目标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将助力世界中国学的繁荣与发展，推动新时代的“世界中国学”，为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焮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8)郑永年：《在西方，中国研究濒临死亡》，微信公众号“大湾区评论”，2021年8月13日。

(2)(5)(7)(10)(12)(15)周武：《“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中国研究的三种叙事》，《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第27、28、28、28、28、28页。

(3)(13)王战、褚艳红：《世界中国学概论》，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1年，第9、18页。

(4)沈桂龙、张焮等：《“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学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年，第15页。

(6)(9)吴原元：《“整体”的思想：新时代海外中国学研究断想》，《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第32、33页。

(11)张西平：《对话与反思：再论建立批评的中国学》，《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第11页。

(14)张耀铭：《“中国模式”和中国学》，《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54页。

(16)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17)唐磊：《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化三问》，《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