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干春晖:笔谈:超大城市率先走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2025年01月10日 10阅读 来源: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3期

干春晖,汤蕴懿,张晖明,刘胜军,俞秋勤,郁瑞芬,章毅,赵丽佳,谭黎敏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所,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国是金融改革智库,上海市浙江商会,全国政协,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政协,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中国干细胞集团,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 ,上海明佳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西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在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期,进一步稳定民营企业家预期、激发民营经济创新活力和内生动能尤为重要。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民营经济在上海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22年,上海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1.21万亿元,在全市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27.1%;民营经济完成税收收入4666.4亿元,占全市税收收入比重为32.7%。同时新认定的9956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八成以上是民企;7572家专精特新企业中,民企超过九成。民营经济已成为体现上海城市经济活力、创新能力的骨干力量。在经济持续回升面临各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上海一直努力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制度供给,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带来更多的确定性。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推出后,上海迅速出台了破除隐形壁垒、提升服务效能、加强要素保障、拓展投资渠道4个方面、20条政策,涉及财政、金融、优化营商环境等多个方面,政策累积效应正逐步发酵,体制机制也在进一步完善,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持续增强。

作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我们希望与各方一起,形成民营企业和智库的常态化交流机制。我们希望通过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展开调研,听取民营企业家的真实想法,研究企业提出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共同研判形势、研究政策,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建言献策,切实帮助民营企业排忧解难。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加快探索超大城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机制,加快打造新时代民营企业家高质量成长新路径,《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上海经济》编辑部、上海市民营经济协会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论坛”。来自学界和企业界的专家代表们,围绕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激发经营主体创新活力、聚焦新质生产力等多个主题,从不同层面分享了各自对推动上海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和思考。在此次学术论坛基础上,《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以笔谈+论文的形式,推出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发展“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不是权宜之计

关于“民营经济”(应该说其所有制性质属于非公有制经济、自然人所有或者说“私有制”经济)发展乃至于前途命运,一直是受到各方高度重视的话题,也是关乎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的重要议题。不同生活背景和理论认知的社会人士对此有不同“见解”和判断结论。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属性如何界定、如何理解,进而如何赋予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社会角色定位、如何评价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必然也就还有如何对其发展前景即“前途命运”作出预见判断等系列关联问题。我们不妨通过对日常交流中广泛使用的“民营”这一约定俗成的概念展开讨论,可以发现,所谓的“民营”,实际上只是不直接标识其作为个人也即自然人所有的“私有”这样的经济属性,再通过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放在实际经济运行体系中加以考察,可以进一步加深对这样的“私有”属性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更好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正面回答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民营企业”的所有制属性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议题?日常经济生活中对于“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称谓的使用,往往是回避了直白地使用“私有制”字眼。这种对“私有”的“情感性”回避,实际上是与“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认识观念有关。这样的认识观念也折射出在我们的理论队伍中存在的一种“所有制情结”。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去解开这个“情结”。

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重新萌发,并在实践中被接受和支持鼓励发展,最先是从浙江温州开始的。当年,浙江温州市民受地处海边和山区的地理条件限制,为谋求生活条件的改善,受改革开放大背景的刺激,基于民间留存的靠打鱼和外出充当“货郎”谋生的劳作基因,尝试从只能够以土地山林作业谋生,去做面向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经商的“小买卖”。以往这样的行为是要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批判否定的。也正是为防止被认为“投机倒把”“搞资本主义”而寻求获得政府认可,1980年年底,当时的温州市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突破性地在全国最先发放了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这也是从1956年我国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出现的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实际上也就是第一张私人独资经营主体的“营业执照”。①此后,个人投资经营的“专业户”“重点户”不断涌现,以商促工、以工促商,市场的力量开始发力,伴随经营规模成长呈现出“企业化”组织形式,出现“一村一品”和“一乡一业”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化加工生产集群。受制于当时尚存的种种政策限制,家庭企业不得不采取挂靠集体企业或“戴红帽子”的方法开展经营。②后续进一步发展到使用“民营”(对应于传统的“国营”)的标签,称呼那些自我雇佣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为“民营企业家”,他们所创办的企业也就被称之为“民营企业”。这样的称谓既回避了对于“私人所有”特征的直接显示,也给这些投资者当事人以一种“平和”的不是直接强调所有制属性的社会身份。因此,这一名称也就约定俗成地被广泛采用,出现在媒体甚至是政府文件和工作语言中。实际上,这种由居民个人投资设立创办的企业,在工商注册登记时明确为私人投资的企业,是一种私有制经济形式,也就是对应于公有制经济而存在的“非公有制经济”(非公经济)。

回顾改革开放进程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非公经济存在和明确其经济属性理解。理论认识的深化对实践的进程有着良好的互动。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清理有违公平的法律法规条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①②正是在深刻总结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发展的实践进程基础之上,推动了我们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不断开拓进取,找到了适合中国自身实际并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认知和内容阐释。

正面回答好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关系属性,深刻理解这种经济形式如何萌发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改革开放驱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育成长的实践意义,深刻理解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论武器,充分尊重基层群众的创造精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合理性,明确鼓励、支持和引导的基本方针,充分体现了政府“有为”的工作举措,也进一步启发我们深刻理解“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们现在的关键一招还是改革开放。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③。

联系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运营特点,深入透视其“私有”属性其他标记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正面回答了非公有制经济形式所有制属性的“私有”特征,基于此,很可能就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他的鸿篇巨制《资本论》中对于私有制的批判和本质揭露,因而也就会把今天存在着的私有制简单地直接引用马克思已经揭示的理论模型和具体讨论内容等价地进行评论,自然就会简单地得出结论并采取相应的处置应对。诚然,对非公有制经济持有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不少人,客观上也看到并肯定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加速工业化、迅速融入全球化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起到的作用,但始终在心理上难以接受非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私有制经济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因而认为其“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可以离场”④。将中国经济生活中非公有制经济已经在社会再生产产出的各相关方面都占有了十分突出的份额(2017年数据)①,看作是与现实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甚至是不能容忍了。因为依据这样的统计数据就能够推导出当今中国不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了,所以就主张再来一次“社会主义改造”②③。上述种种表现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简单接受和理解马克思对私有制的经济性质的解剖,是因为对民营经济发展持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态度,是完全脱离经济运行场景而只是在一般理论程式里兜圈子做“学问”。

让我们继续来回答上述问题。就是要将当下中国实践中的非公有制经济放在现实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当下中国经济中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经营处在公有制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构造之中。非公经济在一定的产业领域和以自身所拥有的产业技术能力参与到社会分工体系和产业社会分工链条中加以安身,服从于由公有制有制经济直接掌控最为关键性的生产资料,如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才能开展自身正常的投资经营活动。正是由于国民经济主要结构是由公有制经济负责运营管理,非公有制经济只是参与到产业经济分工的相关领域和部门从事经营活动。看不到决定全部经济活动得以进行不可或缺的土地这一特殊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生产关系性质,仅仅是停留在一般的经济活动内容的统计分析数据,就对我国的经济制度性质有所怀疑甚至害怕,实际上是犯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在这里,特别需要加以强调的是,土地制度的公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开的物质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底座,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性质规定性特别重要。

其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架构也是由公有制经济主体占据关键位置。除了前面强调的土地、金融等重要生产要素,在具体的经济体系构造内容上,全社会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都是由国家所有的公有制组织形式承担的。在这些领域,非公有制经济的参与也只是起着辅助性的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也都是通过一定的经济社会和市场规则,从提供这些服务的公有制经济组织手中获取到的。就接受这些公有制组织提供的相关服务而言,必须要接受这些组织提出的要求,由此受到公有制经济关系的制约。

再次,非公有制经济主体是在一定的、由政府提供或者说创造的营商环境中运营,并且依据营商环境条件去调度可能调度的相关资源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说,这种营商环境表现在政府公布的产业准入条件、市场秩序规范、产品的质量标准、按章纳税要求、劳动就业政策,以及政府公开及时透明的信息发布对经济运行管理调控的指导等诸多方面。作为微观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都必须接受政府各相关职能机构的监管。对照法律条文和公平公开的监管规则,企业的经营行为与政府对经济运行各相关秩序内容的监管指导行为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在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工作意义上的政企关系,也是企业运营所接触感知和生存其间的营商环境的主要内容。

说到底,企业的营商环境主要是由政府提供创造的,企业自身在一定的营商环境中开展经营活动,当然也会对营商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意义上说,健康的企业经营活动,都是通过自身合规经营去建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取得消费者客户的信任和支持,谋求持续经营。然而,也有一些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特别是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中,由于一些经营者唯利是图、目光短浅,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表现出种种不规范甚至触犯法律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在企业内部通过在原材料上做手脚,产品质量以次充好,肆意压低员工工资、不重视劳动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拖欠工资问题;在与外部市场发生关系中,除了产品质量问题外,还有不承担环境责任,对生产活动产生的“三废”任意排放、逃避监管;在与政府打交道过程中以贿赂方式攻击俘虏相关执事的政府官员,对社会会产生危害。正是基于这样较多的问题,在评价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经济属性和存在合理性的诸多场合,人们很容易将之直接归结到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性质规定性上,这也是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能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融合持怀疑忧虑态度的原因所在。如何剖析这些存在的问题,同样需要将之放在显示经济运行的场景中来加以讨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分工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它是与社会其他成员彼此合作才会发生实际后果的经济现象。需要从分工者之间的合作方式和合作内容来展开讨论。限于时间和文章篇幅,我们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做进一步的讨论。

结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非公经济是“第二形态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强调“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新发展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具有自身新特点的“私有制”,其全新意义来自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和时间所取得的成绩与经验,来自非公有制经济所具有的发生发育、发展演进的社会基础和生命环境,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对今天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非公经济作出全新解释和性质特征的全新界定,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体系的全面刷新,对于更加深刻地认识党中央明确提出并一再重申“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这一原则的科学性、合理性,深刻理解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彻底摒弃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简单化以及脱离实际经济生活地对非公有制经济空发议论,将理论关注点和工作重心和精力转向如何更好地落实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轨道上去。

■企业家精神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历史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之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长期的粗放式发展,也造成一系列经济社会的突出矛盾。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此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十年前,我们面对的形势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①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基于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就是要坚持“高质量发展”。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表述。与“高质量发展”相对应的是“粗放式发展”。党的十八大之前,中国经济增速虽快,但质量不高(污染、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等),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此,“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目标。高质量发展,就是主要靠效率和创新来实现增长。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命题。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的增长来推动。这种观念直到1957年才被诺奖得主索洛的研究所颠覆。索洛在研究1909年至1949年间美国经济增长时“意外”发现: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长只能解释美国产出增长的不到13%,剩下的神秘的87%就是大名鼎鼎的“索洛余值”的概念,也就是今天大家熟悉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其实就是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时,靠效率的提升带来的增长。效率如何提升?具体方法包括:采用新的技术、改善管理、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提升、新的商业模式等。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长足进步,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出现显著下滑。另外一个数据也能证明:投资回报率的下滑。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是因为:(1)原来中国企业与外企差距较大,具有很大的“学习和模仿”空间,这为迅速提升TFP提供了便捷路径。但如今,这种后发优势已经不大;(2)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中国推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国企、银行、市场经济体制、入世、房改、财税等),制度性交易费用大大降低,为企业创新打开了空间。如今,改革步入深水区,推进艰难。(3)中国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农民工)已经基本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以加大投资(以2009—2010年4万亿刺激为典型)来延缓经济下滑,非但成效不大,而且会带来严重的债务和金融风险。世界经济论坛在其《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中曾将世界各国划分为三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很显然,中国已经走完要素驱动(资源的消耗)、效率驱动两个阶段,必须切换到创新驱动的新阶段。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

有了“高质量发展”目标,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经过过去几年的探索,答案已经清晰:“新质生产力”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关于新质生产力,总书记给出了“定义”: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①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②为何强调颠覆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往往能形成巨大的领先优势。以苹果为例,乔布斯率先颠覆掉诺基亚,带领世界步入智能手机时代。美国的强大,很大程度上源于颠覆性创新。最近几年,美国股市表现强劲,“科技七巨头”(谷歌母公司Alphabet、亚马逊、苹果、Meta(facebook)、微软、英伟达和特斯拉)是核心发动机。科技七巨头对标普500指数的涨幅贡献率达到60%。七巨头的市值合计高达逾1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德国GDP(4.5万亿美元)的几乎3倍,令人咋舌。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人类已有250万年的历史,即便从智人算起也有20万年历史,而经济增长只有250年历史,人类经济的增长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技术革命也是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改变、新兴大国崛起的关键动力。以机器取代人力为核心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帮助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以电气化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促进美国跃升为世界霸主。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正是依靠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日本第一”拉下神坛,日本陷入失去的30年。步入21世纪,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呼啸而来。这一次产业革命,是美国与中国的PK。是美国成功守住世界霸主地位,还是中国崛起,关键在此一战。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跟踪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AI)专利方面,仅2022年,中国AI专利的申请量占过去一年全球AI专利申请量的40%以上,几乎要达到美国的两倍。然而,在对算力至关重要的芯片领域,美国裹挟台湾地区、荷兰,形成了对中国内地的卡脖子威胁。此外,ChatGPT和SORA的突飞猛进,再次证明美国在从0到1的颠覆式创新方面具有强大优势。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秉持“零和博弈”心态,力图以技术卡脖子(实体清单制裁)来遏制中国发展。这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直接威胁。美国具有两面性,表面上打着“自由民主法治”的旗号,内心里却充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思维。我们对美国必须“丢掉幻想,勇于斗争”。

在这种背景下,党中央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①

这一新格局,从供给侧讲,就是要解决技术卡脖子难题;从需求侧讲,就是要解决国内消费能力问题。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突破技术卡脖子,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

企业家精神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首先要搞清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是谁。发展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瓶颈不是钱、基础研究,而是“企业家精神”。企业作为市场的微观主体,是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主体。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就是要发挥好各类市场主体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到“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也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指出,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值得特别重视。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社会70%的技术创新成果,涵盖了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90%的高新技术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民企在重大创新,尤其是颠覆式创新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华为的5G,宁德时代的电池,比亚迪、蔚来、理想的新能源汽车,小米、oppo的手机,华大基因的基因技术,腾讯、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的互联网革命……当年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在中国科技极为落后、仍未彻底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是一次观念的飞跃。放在今天来讲,我们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硅谷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乔布斯、马斯克都不是科学家,而是企业家,他们是推动重大科技生产力突破的关键人物。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创新,核心主导的力量就是企业家精神。熊彼特独具慧眼,将现代经济发展的源泉追溯到由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创新活动。熊彼特指出:(1)创新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组合原材料和生产要素”。(2)新组合的执行,就是企业。(3)执行这些新组合的人,即为企业家。在熊彼特看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由“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推动的,而企业家则是“创新性破坏”的主体。企业家精神是极度稀缺的。熊彼特指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像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①企业家精神稀缺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风险。法国早期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赛伊认为,企业家是冒险家,是把土地、劳动、资本这三个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第四个生产要素,他承担着可能破产的风险。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

华为的发展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华为5G最核心的技术理念——极化码概念来自土耳其数学家埃达尔·阿利坎教授。但真正把概念原理转化成技术的是华为,更是华为所拥有的企业家精神。因为企业家把各种要素组合在一起,而科学家,在某一个领域做到世界顶尖,却有自己的局限性,很难像任正非一样,把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所以,对于完成复杂的创新而言,最重要的是各种复杂生产要素的组合,而完成这个组合要素的核心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极为难能可贵的。熊彼特指出,社会团体中任何一个成员偏离常规的行为都会受到谴责,“这种抵制首先是在受到创新威胁的各个集团中表现出来,其次是在难于找到必要的合作上表现出来,最后是在难于赢得消费者上表现出来”。②例如,乔布斯在创造iPhone的过程中,他不仅令人惊叹地超越了消费者的预期,而且在公司内部管理中常常以独断专行和脾气暴躁闻名。马斯克也是如此。正如格鲁夫在《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中指出的:“只要涉及企业管理,我就相信偏执万岁。企业繁荣之中孕育着毁灭自身的种子,你越是成功,垂涎三尺的人就越多……我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常常提防他人的袭击,并把这种防范意识传播给手下的工作人员。我不惜冒偏执之名而整天疑虑的事情很多。我担心产品会出岔,也担心在时机未成熟时就介绍产品;我怕工厂运转不灵,也怕工厂数目太多;我担心用人的正确与否,也担心员工的士气低落。当然,我还担心竞争对手。我担心有人正在算计如何比我们做得多快好省,从而把我们的客户抢走。”①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具有以下特征:

1.建立私人王国。企业家经常具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朝。

2.对胜利的热情。企业家具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且是为了成功本身。利润和金钱是次要的考虑,是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重视。

3.创造的喜悦。企业家具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做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能力和智谋的欢乐。这类似于一个无所不在的动机……寻找困难,为改革而改革,以冒险为乐事。

4.坚强的意志。企业家在自己熟悉的循环流转中是顺着潮流游泳,如果他想要改变这种循环流转的渠道,他就是逆潮流游泳。从前的助力现在变成了阻力,过去熟悉的数据,现在变成了未知数。

很多人仅仅看到企业家成功之后的辉煌与荣耀,却不知道创业过程的艰辛。2024年宗庆后去世引发强烈的社会共鸣,正是因为社会公众为宗庆后的骑三轮车卖货、成功后依然生活俭朴所感动。宗庆后代表的就是“四千万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苦难辉煌”是企业家精神的生动写照:任正非曾经为了研发而借高利贷、刘强东曾为融资而一夜白头。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要更好地弘扬企业家精神

(一)引导民营企业更好地践行新时代企业家精神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指出,引导全社会客观正确全面认识民营经济和民营经济人士。加强理论研究和宣传,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把握好正确舆论导向,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正确看待民营经济人士通过合法合规经营获得的财富。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做法,及时回应关切、打消顾虑。

要消除企业家的顾虑,就要把企业家的“社会价值”真正讲清楚。这其实并不难,而且也应该说清楚:企业家精神也是生产力!

当然,企业家在当下依旧面临很多问题——社会公众对企业家认识比较模糊,企业主都自称为企业家,所以导致了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像许家印这样的人都能干成中国首富,这对整个社会健康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弘扬企业家精神,除了中央政策鼓励之外,企业家群体也要良币驱逐劣币。倡导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精神,还必须和爱国、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要求,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精神的特色优势。

一是企业家要有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感。宗庆后去世为什么引起强烈的反响?因为宗庆后是社会企业家,这是打动公众的原因。二是一定要健康发展。三是一定要有核心竞争力。我们相当多数的企业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国制造业过去靠的就是低成本、低价格,一旦失去这些红利之后,很多企业的发展就难以为继。

(二)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①发展新质生产力,企业家精神要唱主角。政府并不是无所作为。李强总理曾经说过八个字,非常精辟:“有求必应,无事不扰。”②

第一,要真正从理论层面消除民营企业的顾虑。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强调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而企业家精神的主要载体,毫无疑问是敢于创新的民营企业家。第二,从法治上,我们需要真正落实好产权保护。第三,要真正推动简政放权。简政放权就是给民营企业更多的发展空间。第四,要落实国企和民企真正的公平,比较突出的就是小微企业的贷款问题。只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才有意义。

(三)尤其要重视“厚待”中小企业

企业家精神更多来自小企业——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打破认知上的误区。有一种经常被提及的言论——要重视大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因为大企业都有钱,研发经费动不动投入几十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反观当前引领创新技术的企业,英伟达、英特尔、惠普、微软、思科、谷歌、facebook这些企业的主要创新,都是在创业阶段完成的。这就意味着,真正的颠覆式创新,往往来自不是大企业,而是小企业,甚至是初创企业。初创企业虽然没有钱,但是它有巨大的资产——企业家精神。为创业企业营造良好环境,才是发展颠覆式创新的关键。

■新时期商会党建工作的新使命和新任务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再次为民营经济注入发展信心和强劲动力。2024年以来,民营经济延续回升向好势头。1—2月我国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为52.6%,比2023年全年提高2.2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长0.4%,扭转了2023年前5个月以来的负增长状况。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于全部规上工业企业增速。3月渣打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SMEI)由2月的50.9升至51.6,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随着更多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出台实施,民营经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生力军作用将会进一步彰显,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将会更加稳固。民营企业的量质齐升,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以下简称“两企三新”)党的建设。上海市浙江商会,成立于1986年,至今已近40年。目前,商会会员将近2万名,理事以上400多名,汇集上市公司和龙头企业500多家。近年来上海浙江商会在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上,作了一些前期探索。

商会党建是异地商会发展的“难题”

在上海市浙江商会党委成立之前,商会工作曾存在很多的薄弱点和空白点:

第一,浙江商会党委成立之前,上海异地商会组织鲜有设立党组织的,商会也只有一个秘书处的党支部挂靠浙江省驻沪办综合党委。怎么将企业家凝聚起来,能够听党话、跟党走,在价值取向、发展方向、理想信念方面发声,亟待有所落地。

第二,在新形势下,服务企业缺少新抓手。虽然有诸多中介组织可以提供类似服务,但难以让商会完全从参会企业和企业家角度出发,在满足需求的同时,积极呼应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

第三,在面对经济下行、大环境信心不足的背景下,企业会有观望情绪、谨慎心态。但商会会积极把握企业需求,积极出谋划策,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企业“走出去”,帮助企业树立信心。

第四,两新组织的党建工作总体薄弱。在上海两新组织内部,党建工作已经全覆盖,但不管在企业还是在异地商会组织里面,还是普遍存在党务人员缺乏、党员流动性比较大、党组织作用发挥缺少抓手这些问题。

上海浙江商会党建的前期探索

自从2016年正式成立党委,上海市浙江商会党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的谆谆教导,与党建联席会成员单位的各级各类党组织一起,不断加强“两企三新”的党建工作,持续推进商会党建工作。目前,上海市浙江商会党委已有15个党总支部和200多名党员。根据梳理,上海市浙江商会党组织有以下三大特性:

一是党组织壮大与企业发展同频共振。无论是均瑶集团党委、还是万丰集团党委,无论是复星国际集团党委,还是大众公用集团党委,无论是龙元建设集团党委、还是圆通速递集团党委,这些党组织都见证了企业成长史。二是这些企业的党组织多为区、市乃至全国先进党组织。他们把党组织定位为“五心人”,即企业发展的有心人、关爱党员的热心人、维护权益的贴心人、客户需求的知心人、两个健康的用心人。党建工作提升了企业的凝聚力、竞争力,更触发了生产力。三是这些企业多为实体型和服务型企业。上海“五个中心”的建设,不仅要有实体型企业,还要有服务型企业。这30多家民企百强榜的企业,三分之一是实体型企业,三分之一是服务型企业,三分之一是科创型企业。其中,作为服务型企业代表的“三通一达”(中通、申通、圆通、韵达)名声最响,更是占据全国快递量的7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纯社会化运作的社会组织,浙江商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通过具体工作来凝聚人心、把握方向、规范行为、维护权益、反映诉求、解决问题。这两年,通过商会的建设,企业真正获得了组织的归属感、共同的价值观。商会在提供情绪价值的同时,能解决具体问题,协调资源对接,扩大交流合作。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更加认可商会。对企业家来说,商会也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家愿意加入的组织。商会党委从这些角度出发,指导企业开展党建具体工作,共同开展活动。党建引领,实际工作中还是从问题导向来出发,具体落到了8个字——“保驾护航、引领方向”。

一是打造文化认同。商会通过政治学习、宣传、活动,打造企业家精神文化认同。尤其是“四千万精神”,最早也是从浙商精神开始在全国叫响的,在商会内部就是一个宝贵的精神传承。有一年年会主题叫“奋斗超前”,今年叫“相信的力量”,都是弘扬正能量、振奋精神,把务实的、创新的、奋斗的价值观持续传递下去。

二是引领政商关系。随着政府部门在规则意识上更加注意细节,商会通过党建联建,比如说政府、商会、银行、企业四方共建,搭建共商平台,共同推进具体工作落实。

三是解读政策方向。通过商会组织开展经常性政策解读、形势任务方向解读。商会下属14个专委会,包括产城融合、大健康、酒店业联合会、汽车制造等专业条线,把产业链打通,帮助商会企业将人才链、资金链进行进一步融合。

四是通过党委平台牵头,开展调研、座谈,积极发声互动。同时,通过商会公众号推送介绍企业和企业家情况以及行业信息,积极抢占经济发展新赛道。

五是引领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基于长三角协同发展,搭建长三角浙商联盟工作平台;同时,服务全国,招商引资。此外,商会还开展一些公益项目的合作和推动。

企业发展和商会党建的挑战与突破

客观地讲,针对异地商会党建发展的难题,上海浙江商会在如何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上,作了一些有效的探索,但如何更好地去应对企业发展和商会党建的挑战,仍是目前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对此思考如下:

第一,关于异地商会组织的党建归口问题希望能够得到相关部门的指导。商会党建是一个新模式,既不同于体制内的党建,也不是完全的企业的党建,更不是一个行业的党建——因为行业是一个相对单一的条线,而我们是综合性的。浙江在上海异地商会组织将近90家,它的党组织也是形态各异,有的组织关系在浙江,有的在街道,有的在区级,有的是在其驻沪机构里面,等等,这些也造成了党建工作发声相对力量不一。商会希望工商联、统战部,能够有一些很好的建议指导,让类似异地商会的组织党建归口问题能够更具规范性。

第二,对民营企业正面宣传的问题。现在,针对民营企业的报道数量并不多。商会希望能够选择合适的点来讲民营企业创新、民营企业出海、民营企业人才等,能够来做一些更大的正面宣传。比如,从促进就业角度而言,其实在民营企业有很多发展机会、成长空间,也需要大量的年轻人加入。尤其浙商很多集中在制造业,虽然它们是行业龙头,有全球影响力,但社会知名度却不高,难以获取更为优秀的新生力量;同时,年轻人也错过了成长的机会。

第三,人才引进相关政策可以更加灵活。民营企业在外地发展好了以后,希望在上海设点,进而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同时,上海作为人才高地对企业的吸引力也很大,但在人才引进方面,民营企业引进的人才在随迁子女就学、购房资格等实际问题上依旧有较大的限制。这对上海引进人才,特别是中层的、一线的、产业型、技能型人才来沪后的稳定发展会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不忘初心、聚焦主业——聚焦民营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上海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要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力。他指出,上海要聚焦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他还特别提到,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实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政策措施,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增强对国内外高端资源的吸引力。

随着消费升级步伐加快,零食行业从以简单补充饮食需求为核心的粗放经营“1.0版”,到居民健康生活理念崛起时代以改进产品品质为根基的“2.0版”,再到考虑多元消费场景、融入文化休闲元素打造主题零食品牌的“3.0版”,直至进入贴合顾客物质消费、精神愉悦全方位需求,继而使企业与客户彼此互动、共同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4.0版”新时代。来伊份作为厚植上海优质营商沃土的民营企业,每一步发展都得益于上海人民对消费品质和消费平台的重视——1993年,我从江苏南通来上海创业;1999年,创立来伊份品牌;201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主板零食第一股”;2021年门店数突破3000家;2023年,荣获首批上海市时尚引领示范企业……来伊份凭借其整合驱动新品研发、产品迭代、服务创新、品牌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具有引领和导向作用的企业之一。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企业将紧紧围绕上海核心发展战略,抢抓机遇、挖潜动力、贡献价值。借此机会,向大家分享如下感悟:

携好“创新”筹,落定“开拓进取”棋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实践,企业已成长为中国休闲食品连锁经营商业模式的缔造者、践行者、引领者。我们深感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要积极做好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周期下的创新转化。2003年来伊份首创散装零食小包装化,既避免浪费也推动了食品安全发展;2004年启动数字化建设,实现产品在线、服务在线、运营在线和管理在线;2009年在行业内率先应用“SAP-ERP”系统,达成供应链推拉互补;目前正大力推动“门店+社区+小程序+移动App”为核心的全渠道智慧运营,线上线下全渠道会员已超7000万,累计服务8.6亿人次消费者。

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15分钟社区生活圈”发展理念,来伊份是忠实践行的典型案例。我们在上海开设的1500家门店80%在社区,疫情防控期间充分发挥社区店、渠道和供应链等优势,以上海人民需要什么,企业就提供什么,坚持“不打烊、不涨价、保供应”,引入包括蔬菜、水果、肉、蛋、粮、油及生活用品等刚需资源,累计为全市10个行政区1290个社区提供4600吨物资。企业每一家小店的背后都需要强大的供应链和数智化支撑,近年来累计投入近8亿元发展智慧新零售,推出29分钟配送到家等便捷服务,不断满足消费者全渠道、全品类、全时段、全体验、个性化的需求。此外,围绕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建设,企业锚定“主业+产业投资+产业基地”三驾马车发展模式,将持续加大在沪投资投产力度。未来3年拟投资6亿元左右,围绕国家产业导向,以及企业自身优势,打造现代化冷鲜运输物流园、沉浸式体验食品产业园、创新创业总部园三类标杆园区;全力打造并持续升级全国首家零食博物馆,丰富文化内涵,推动商旅文融合发展,努力锤炼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上海品牌。公司还注册了来伊份私募基金,着力支持食品行业中优秀的成长企业、网红品牌和大单品,助力提升行业能级和企业核心竞争力。

扬好“信心”帆,驾驶“砥砺奋进”船

身为民营企业家的代表要为民营经济呼吁发声。今年两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聚焦民营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我提交了6份提案,其中2份关于民营经济。2月28日,上海市政协邀请30家媒体召开在沪全国政协委员记者见面会,受邀参会的8位委员中有学者、律师、文艺工作者和企业家,6位谈及“民营经济”,我追加了一份《关于点燃民营经济的企业家精神,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建议以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进一步提振民营经济和市场信心,积极引导和吸纳更多优秀企业家有序参政议政,研究、实施更多“一网一门一次一窗”政务服务改革,以思想浸润点燃企业家精神。

我认为,民营企业要树立好“爱国是最大的商道”这一理念。相信祖国、相信政府、相信信仰的力量,向老一辈优秀工商联代表、爱国企业家学习,自驱地点燃企业家精神,做富而有责、富而有义、富而有爱的企业家,更好地在正确方向上办好企业、发展事业。

2018年以来,上海连续7年发布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4年春节后的首个工作日更新发布7.0版本,立足于社会看得懂、企业有感受,推出五大行动150项任务举措,令广大民营企业家倍感温暖、深受鼓舞。作为上海的企业,我们要更加感恩知足、自强不息。目前,上海民营经济在全市生产总值和税收收入中占比约三成、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占比八成以上、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过九成,民营企业要继续做好上海经济的生力军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骨干力量,在高质量发展中书写好民企答卷。

扎好“主业”根,坚守“美好生活”梦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更是许多民营企业变革创新、转型升级的发展要年。今年两会期间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党和国家非常笃定、非常坚定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中央对社情民意了解得十分全面,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发展的各方面工作都做了闭环式部署,抓手清晰、举措翔实,充分体现了“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发展总基调,传递了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稳健与自信。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式现代化越前进拓展,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唯有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尽己所能维护国家利益,才能随中国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在当下这个确定的时代、确定的全球竞争环境和经济形势下,我们要做确定的企业,以永不服输的逆熵精神,不动摇、不畏难,有信心、有韧劲,适应好低增长、低收益的环境,开展低成本、高效力的运营,就一定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未来我们将紧扣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坚守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初心,做强主业、助力经济、服务社会。

思考与建议

首先,进一步重视品牌的打造与发展。一是以政府单位牵头,为品牌组织更多在地方乃至全球集体亮相的机会;二是放宽老字号认定年限,借鉴地方经验,将老字号认定年限缩短,引进更多优秀企业共同推广老字号发展;三是深化健全品牌培育机制,给予内涵引领、文化引领的优秀品牌更优政策支持。

其次,强化服务业、零售业政策供给。服务业、零售业在带动就业、贡献税收、强链延链补链、推动智慧服务体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助力上海贸易中心建设上勇担重任。建议一是鼓励优秀连锁经营企业、商贸流通企业扎根上海,支持该行业中在数字化、系统建设方面积极投入、卓效发展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等项目,同时考虑在政策上分类突破,以行业特点出台更合理的申报标准。二是支持服务型经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积极解决就业,考虑在税收、五险一金上减轻企业压力。

最后,加强服务型、技术型等基层工作者保障力度。上海打造“五个中心”离不开劳动大军,但随着人口负增长、老龄化问题越加突显,我们需要以更大的魄力、更有效的举措,广泛吸纳优秀人才、劳动者留在上海、扎根上海、建设上海。在进一步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量、加大规划供地支持力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为不同层次的重点群体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在关注高端人才的同时,还要更好地保障产业工人、公共服务行业一线务工人员、新毕业大学生等群体落户,拉动外来常住人口在沪长期发展信心。

■加快探索超大城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何谓高质量发展?应怎么判定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要走高质量发展路径、应该怎么样走?我们认识到,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量变到质变、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量的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转向质的提升。因此,我国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后,其发展必然会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高”。

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党的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的指引下,我们要更加坚定信心,积极作为,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在构建“双循环”的新格局之下,用爱国的情怀、创新的理念、诚信守法的精神和更广阔的视野,为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注入更强的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民营经济必定大有可为,其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在理论积淀方面,我们深刻认识到,民营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些理论指引,为我们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同时,城市更新、城市品质的提升都有民营企业家的智慧和贡献。我们要深刻把握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不仅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深刻把握,也是指导我们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例如,长三角一体化已经发展升级为国家战略,事实上长三角本身就是一体化战略,核心是要产业协同来赋能,携手打造长三角的竞争力,迎来新的技术创新。高质量发展肯定有阵痛,我们目前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调整周期,同时产业也有转型升级的周期,企业家的创新管理各方面也有生命周期,关键在于不忘初心,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在实践积累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不少基本的规律。第一,所有发展得好的城市、地区,都是善于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引领性的产业。第二,都非常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三,都鼓励支持创业创新,吸引集聚优秀人才。第四,都非常注重降低商务成本,构建良好营商环境。

我们认识到企业发展要和国家战略相匹配,民营企业要紧紧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投身到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当中去。也希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将需要真正落到实处,比如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影响着企业开办、生产、经营、退出等各个环节,只有营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企业家才能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进而解决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预期不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困难等问题。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促进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同时,我们也要注重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加强研究开发,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民营企业要注重科技创新、科技引领,学习新技术、新工艺。企业家们则需具有家国情怀,在科学方面、全球的高度上面,有带动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的担当。

此外,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拓展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全球优质、高端的要素资源,深化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推动更多产业进入国际前沿地带,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民营企业重点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企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国力增强、城市发展都离不开大批优秀企业的强大支撑。在超大城市发展的背景下,民营企业面临着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我们要充分利用超大城市的资源集聚和辐射效应,加强与城市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企业与城市共同发展。对企业和企业家来讲,我们要珍惜这个时代,感恩这个时代,努力为社会作贡献,我们也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履行社会责任,为城市的繁荣稳定贡献力量。

为此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和努力:

一是加强企业家精神培育。企业家精神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要注重培养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和责任担当精神。通过加强企业家培训,交流和学习,不断提升企业家的综合素质和领导能力,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大家也注意到,当前“躺平”的精神状态蔓延在各处,作为民营企业家,一定要有一个自我驱动的动力,不能够学习一些社会上的不良习气。总的来说,一座伟大的城市一定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和卓越的企业。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单是物质制造层面的产品高质量,更是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高质量,更为关键的是民营企业家群体的高质量。而高质量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应当是有德行、有才能、有情怀,有德有才、德才兼备,做好企业、利己利民。企业家要具有家国情怀,站得直,行得正,脚踏实地,行稳致远。

二是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核心竞争力,我们要注重塑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倡导诚信经营、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价值理念,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企业发展奠定基础。

三是深化企业治理改革。企业治理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要注重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加强董事会建设,完善监事会职能,强化信息披露等措施,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和透明度,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也呼吁所有企业家,在当前的形势下,一定要注意合规,我们企业就是把合规放在第一位,不盲目扩张,不追求多元化经营,一定把合规放在第一位。

四是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对于民营企业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活动,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推动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和市场拓展。

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和新挑战,我们要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信心投身于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践中。我们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适应新环境,努力成为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领跑者。同时,也希望各级政府能够继续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加宽松和公平的市场环境,我们期待着与政府和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同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民营经济兴则国家兴,民营经济强则国家强。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上海高质量腾飞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2024年1月,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在过去的2023年里,新质生产力在上海已取得明显实效,全市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43.9%;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已达1.6万亿元;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4%,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高到50.2件,比例和数量均位居全国先列,上海的新质生产力含金量十足。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上海高质量发展依旧有提升空间。根据2023年全国工商联万家民企评营商环境调查,尽管上海总体满意度全国排名第3,较2022年上升了1位,但仍有不足:融资支持满意度较低;涉企政策知晓度和政务服务办事满意度有待提升;科技研发与科技成果转化环节仍需进一步强化。

为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上海社会及经济的高质量全面腾飞,需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政府要有所作为

首先,政府要不断厚植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土壤与生态,创新发展以三大先导产业、四大新赛道、五大未来产业为核心的战略性产业体系,推动“工业上楼”,打造“智造空间”,加快重点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聚力打造高端制造业增长极。其次,政府要真正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即政府要促进大学和科研院所搞好基础研究,为企业输送专业人才,真正落实产学研一体化;同时要持续深化体制改革,减少政府行政审批,让企业不为融资所困、不为搞关系所累。“无事不扰”,即政府不要给企业增加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不要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发展,不要好心帮倒忙。与此同时,政府还要坚决防止“运动式”发展“新质生产力”,警惕盲目投资、盲目招商,避免造成无序竞争、脱离实际和资源浪费。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资本市场大有可为

首先,要发挥好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引导金融资源与相关企业精准匹配,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牵引作用,打通企业融资的“最后一公里”,有效促进创新资本形成,全面激活市场动力。其次,从制度上解决部分引导基金、创投基金的分散和“趴窝”现状,以“优势产业+母基金+政策支持”模式,吸引优质GP(普通合伙人)和项目落地;并发挥社会资本对新兴产业导入和发展的作用,给予一定容错机制,鼓励资本长周期的投资,构建技术创新、资本赋能、人才支撑、服务保障、场景开放“五位一体”的创新生态。最后,加快资本市场对新质生产力的服务能力,完善对新要素的估值定价体系以及对新产业的研究能力,强化资本要素与技术、数字要素深度融合带来的倍增效应,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让资本市场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大流水线。

发展新质生产力,民营企业唱主角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贡献了全社会70%的技术创新成果,涵盖了80%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和90%的高新技术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重大的创新,几乎都是民企完成的。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是繁荣企业家精神。2017年和2023年中央先后出台《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强调“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为此,政府要从法律上和舆论上真正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让民营企业家有持续发展的定心丸,并真正消除民企在融资、市场准入、资源获取、市场竞争等所有领域的一切不平等,鼓励民企做优做强。然后,发挥民企机制灵活、迅速决策、敢于承担失败风险的特点,给予企业家更大更多的创新空间,将成果转换为“新质生产力”。

■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践行者

公开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3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1%,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4%;全年签订技术合同95万项,成交额达到6.1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8.6%;授权发明专利达到92.1万件,比上年增长15.3%。科技创新不仅提高了我国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也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了基础、注入了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乘数”效应。而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目前,不少民营企业正努力从规模扩张向创新驱动的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便成为这些制造业民营企业发展的重点。

西井科技是一家土生土长的上海科技企业,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产业。“西井”两个字,取自朱家角镇上的百年老街——西井街。西井科技2015年在上海市长宁区利西路创业,团队确定运用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助力传统行业快速实现智能化升级改造,将核心技术与应用场景深度融合作为研究方向。2016年,西井科技研发出全球首套港口人工智能理货系统,并获得首个商业订单。抓住人工智能智慧港口的发展趋势,公司业务飞速拓展,逐渐成熟化、规模化——从芯片研发、云端系统研发,跨界到汽车生产,西井科技通过人工智能和无人驾驶技术,不断帮助港口提升生产作业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也推动全球物流的数字化绿色转型升级与智能化迭代创新。

高质量发展更关注“人”本身和人类命运

对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高质量对所有企业而言都是追寻发展的必经之路。而高质量在企业发展中,体现形式是“两高一低”——“两高”是高效率、高效益,而效益又包含经济效益跟社会效益;“一低”则是低能耗,即做好节能减碳。

在这方面,西井科技也在产业链上下游进行着更多的生态探索:2021年起,西井科技与协鑫能科、趣链科技探索智能驾驶与新能源、区块链的商业化链接;与清陶发展联合探索固态电池在无人驾驶商用车的首次商业化落地;2023年西井科技联合沙利文(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简称沙利文)发布《2023商用车新能源智能化发展白皮书》等。

秉持“取智于人,用智予人”的理念,关注“人”本身和人类命运,是西井科技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只有不断通过更高的效率,去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才是尽可能履行企业的基本责任。而节能减排低能耗也与企业效益和社会责任密不可分,同样也可以成为企业的竞争力来源,为企业提升效用,带来收益。目前西井科技也正面临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机遇——新能源重塑汽车行业。在整个汽车新能源转型浪潮中,西井科技已经占据有利的位置。从电池、电机控制,再到整车,每个维度都打破了很多传统车企的垄断和壁垒。今天,西井科技所有的车辆、所有的车型都是为多个场景准备的,其设定都是新能源、零碳排放。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

科技作为生产力,与内容深度融合,正在推动内容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而新质生产力就是高质量发展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西井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具备全栈式开发能力的人工智能公司。从最初的一颗类脑芯片作为起点,凭借自研底层算力+算法的支撑,结合图像识别、无人驾驶等技术,以市场为导向,致力于为工业及运输物流行业提供“芯片+算法”的全栈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这一整合的全栈式“组合拳”打法,又被复制到了智慧矿场、智慧物流园区、智慧城市、智慧空港等工业与物流运输行业。

随着合作方的多元化,西井发现,国内港口95%的企业仍使用传统人工驾驶集卡拖车,随着集装箱吞吐量上升,众多码头运能不足的情况严重阻碍了码头集疏运效率的提升。以港口自动驾驶案例来看,卡车司机的人工成本是整个物流成本中支出最高的部分——不仅是指薪金,还包括前期的培训成本。同时,由于装卸工作的特殊性,卡车司机的工作时间往往在凌晨或深夜,且工作时间特别长,这也是导致安全隐患的原因之一。通过引入港口自动驾驶,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安全风险,这是西井带来的最大的社会效益。这一整合的全栈式“组合拳”打法通过人工智能服务海港,用算法、芯片代替人眼的识别,代替集装箱码头部分工种的操作工人,这其实就是致力于解决人力问题和安全问题,旨在降低成本——不仅包括显性的经济成本,还包括降低隐性的安全成本。

“上海智造”抢滩世界码头

在提升企业品牌国际影响力方面,西井也是积极的实践者。通过持续提高产品、技术底层、体系和标准等方面的能力,主动对接国际标准、做好知识产权全球布局,实现从最早的产品出海、资本出海到模式出海的变迁,通过技术标准和行业生态的结合探索出崭新的出海模式。从2020年3月份到现在,公司业务足迹与“一带一路”倡议契合度高,业务已覆盖沿线多个国家,如泰国、阿联酋、希腊、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巴基斯坦、埃及、南非等18个国家和地区,服务超过200个集团客户,公司的无人驾驶车队在全球累计作业50.6万标准集装箱。西井科技在2023年7月从全球58个国家548家企业中脱颖而出,荣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WIPO Global Awards)。

“走出去”的过程中,西井发现海外市场坚持以技术为先,讲究标准和规则,便积极响应并满足海外市场的行业标准和规则。能够打开传统科技产品强国林立的欧美市场,这背后也见证了西井科技一路从ISO体系认证、CE认证,到英国UKCA认证,再到IEC62443的网络安全认证的成长之路。经过国内市场锻炼出来的科技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尤其明显,特别是一些高人力成本、劳动力又紧缺的国家,对于商用场景的无人化技术的需求迫切度也非常高。而今绝大部分中国科创企业在应对国际标准方面其实是准备不足的,这也有可能直接耽误进入新市场的时机。更关键的是,标准并非一蹴而就,需要的是背后一整套完整的研发、工程化等科技创新的体系化支撑。这种体系化的建设体现在很多细节方面,比如研发文档、代码质量的规范化。所以一些初创期以及成长期科技企业,迫于发展速度宁愿会选择“快”。但是,要想走得更长远,就必须要在科技创新这条链路上做好“快”和“慢”的相互协同,并以此来创造一个促进技术创新、标准制定、成果转化、知识产权运营的有效循环模式,提升协同创新效果,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我看来,“走出去”一方面是企业不断践行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客户提供高质量发展。现在新质生产力也好,高质量发展也好,背后都是要实现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一定需要有市场足够包容——科技创新本身有一个时间周期,不可能在出现第一刻就尽善尽美。科创体系的研发内功构建与标准的实现需要一个长周期支持,而很多科技企业对于“快”的追求其实是来自投资机构的要求和压力。另一方面,市场需要对科技公司足够的尊重,因为任何科技创新理应给予更高的附加值,建议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的投资平台作用,以及对于市场的科技创新主体的支持作用,用更具有时间周期宽容度的国有股权投资,加大对于科技创新企业的投资力度,唯此才会有更多的公司、团队以及专家和科学家愿意在科技创新上下力气。也希望相关部门积极落实纾困政策,推动科技与经济融合发展,聚焦产业热点,培育创新主体,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注释

(1) 1980年12月11日,温州鹿城区解放北路83号章华妹领取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编号:“10101”;经营范围:“小百货”;注册资本:150元。1986年11月24日,瑞安县工商局核发了第一张私营独资企业执照——瑞安县东海机械配件厂。这也是温州工商部门核发的第一张私营企业执照。

(2)余红霞、姜卫东:《“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https://www.zjds.org.cn/zhyj/1113.jhtm1,访问日期:2011年12月8日。

(1)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www.cpc.people.com.cn/n1/2018/1101/c64094-30377092.html,访问日期:2018年11月2日。

(2)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人民网,http://www.world.people.com.cn/GB/n1/2016/0305/c1002-28173203.html,访问日期:2016年3月6日。

(3)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金句》,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20858.htm,访问日期:2024年4月10日。

(4)吴小平:《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新浪网,https://news.sina.com.cn/c/2018-09-13/doc-ihiixzkm8012566.shtml,访问日期:2019年4月10日。

(1)冉万祥:《民营企业的作用和贡献可以用“56789”来概括》,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1/c_129724207.htm,访问日期:2024年4月10日。

(2)伟民纵论,《国家有必要对大型民营企业实施国有化管理,刻不容缓》,伟民纵论公众号,2022年6月17日。

(3)曹教授:《中国正处于第二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曹教授公众号,2018年9月23日。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4-5页。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2)同上。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发展的安全性主动权》,《中国人大》2023年第3期。

(1)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1991,第87页。

(2)同上,第97页。

(1)安迪·格鲁夫:《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辽宁教育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2,第1-2页。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版。

(2)《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市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大会李强讲话》,《解放日报》2017年12月23日第1版。

热点文章推荐

相关文章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