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湛，金在德，金东洙，汤蕴懿，郑然寿，康江江，王佳希，李相元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韩国产业研究院北京代表处，韩国产业研究院产业通商研究本部，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上海代表处，韩国产业研究院成长动力研究本部

关键词：价值链分工；创业孵化；中韩两国；集成电路产业；产业创新；供应链安全；消费电子产业；中韩合作；孵化器；新能源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研发投资；液晶显示面板；研发费用；生产力

近年来，全球经济恢复缓慢且曲折，各国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驱动力，探寻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动能。我国提出要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韩国也围绕电池、半导体等16项先进技术，发布重大科技路线图引领产业创新。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与韩国产业研究院共同举办第10届中韩产业论坛，以“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创新——中韩合作新空间”为主题，围绕聚焦中韩重点产业的供应链布局、创新趋势、创新政策及中韩合作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研究所所长干春晖研究员指出，中韩两国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互利共赢与友好合作始终是中关韩关系的主流。经过多年紧密合作，中韩两国产业链相互交织、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在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当中，中韩两国合作潜力巨大，存在产业创新合作的新空间和新机遇。在复杂的外部形势下，中韩两国更加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携手走向经济复苏；需要双方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持续的分工协作，共同谋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新优势。

韩国产业研究院金仁喆副院长表示，目前，全球充满不确定性，各国间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其中，中韩两国等主要经济体都在为推动尖端技术的发展，不遗余力地投入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和政策资源。这些努力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新空间，其间基于信任的合作必不可少。在瞬息万变的全球局势和中韩两国关系发展的背景下，韩国产业研究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今后要加强双方之间的合作，成为两国交流和合作桥梁的角色。

本刊整理了到会中韩两国专家的真知灼见，以飨读者。

科技金融发展和中韩合作

一、科技创新创业为科技金融的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科技创新创业作为科技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已经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强调。科技金融的核心目标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和提供服务支持各类金融产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创业发展经历了五个主要阶段：起步阶段（1978—1985年）、技术引进深化阶段（1986—1996年）、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过渡阶段（1997—2006年）、自主创新启程阶段（2006—2011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阶段（2012年至今）。自2012年起，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和计划，确立了创新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党的二十大上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总体而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科技发展已经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以及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阶段。在科技创新体系的完善和战略部署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在研发人员规模方面，自2013年起，中国的研发人员数量一直保持世界第一，2019年为480万人/年，2022年增至635.4万人/年，是1949年的127倍。在研发经费投入方面，我国长期位居世界第二，2019—2022年的投入分别为2.21万亿元、2.44万亿元、2.8万亿元和3.07万亿元。在全球创新指数评价方面，2022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排名第11位，连续多年稳步上升。

从创业的微观视角来看，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科技企业孵化器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中韩两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的重要经济体，在创业孵化领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中国作为孵化器大国，拥有数量世界第一的创业孵化载体。据2021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创业孵化载体总数达到15253家，其中孵化器6227家（国家级孵化器1287家）。上海作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中心，科创载体已超过500家，并致力于打造高质量的孵化器。韩国在创业孵化领域同样表现活跃，孵化器数量众多，与中国在亚太孵化器协会等多边平台上有着频繁的交流与合作。两国孵化器界的专家和管理人员不仅在国际会议上交流思想，还共同参与了多个合作项目。这种跨国界的合作为双方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机遇，促进了创业生态系统的繁荣。在追求数量的同时，中韩两国更加注重孵化器的质量和服务能力。上海市政府已经确定了首批高质量孵化器的建设目标，旨在通过升级赋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中韩两国在创业孵化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随着两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创新需求的不断增长，未来在创业孵化、科技金融、产业升级等方面将有更多的合作机会。中韩两国在创业孵化器领域的合作不仅促进了双边经济的发展，也为全球创业生态系统贡献了宝贵的经验。未来两国继续深化合作将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纵观历史，世界经济的每一次飞跃都与创新紧密相关。自近代以来，全球经济经历了五个显著的长周期，每个周期大约持续五六十年。这些周期的形成与重大的创新、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以及先进的发展模式紧密相连。当前，我们已迈入一个以科技创新创业为特征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创业机遇的前所未有之增多，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促进创业已被证明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这一点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已成为当代经济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科技金融作为支持创新创业的重要力量，为新兴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本支持。在美国，信息产业的增长有三分之一是由创业资本支持的企业所贡献的。这些企业不仅推动了技术创新，也促进了整体经济的繁荣。随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和科技金融体系的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于创新驱动。各国需要加大对科技创新创业的支持，以确保在全球经济中保持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科技金融的迅速发展

科技金融在中国经历了飞速的发展，这一现象可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首先，科技金融市场本身已显著扩张，不仅包括了资本市场，还涵盖了众多金融机构。例如，创投机构和风险资本（VC）投资者在科技领域的投资活动日益频繁。产业投资基金也成为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业银行中涌现出的科技银行，它们在服务科技企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像美国硅谷银行这样的机构因种种原因遭遇破产，但其在支持创新创业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除此之外，担保机构和科技保险公司等也参与进来，共同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融资服务体系，标志着科技金融产业的成熟。其次，科技金融中介机构的创新活动同样活跃。许多银行推出了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专利权质押贷款、商标权质押贷款和版权质押贷款等，这些服务为那些缺乏有形资产的科技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途径。同时，创业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以及科技金融服务平台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科技金融的生态。随着这些发展，科技金融已经形成了一个包含专业市场、多样化机构和众多金融产品的完整体系，其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些进展不仅体现了科技金融的成长，也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支持。

三、中韩合作路径

在探讨中韩合作的未来路径时，我们首先需要关注产业发展的体系、方向和趋势。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已经建立了一个面向未来发展的产业体系，简称为“2+3+4+5+6”模式。这个模式涵盖了两个“化”和两个“融合”：即数字化和绿色化，以及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融合、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三大先导产业包括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四个新赛道则指元宇宙、绿色低碳、智能终端、数字经济。五大未来产业集群目标是到2025年形成5000亿产值，包括健康产业、智能产业、能源产业、空间产业、材料产业。六个重点产业则是电子信息、汽车、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生命健康、时尚消费。在这个体系中，科技金融被视作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韩两国可以在这一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第二个路径是利用自贸试验区作为合作的桥梁。上海自贸试验区自2013年建立以来，不断扩展并聚焦于临港新片区的发展，这为科技金融创造了大量机会。自贸试验区致力于成为全球金融资源包括科技金融资源的集聚配置中心，这为中韩两国在科技金融合作方面提供了广阔的合作空间。中韩两国应将自贸试验区作为科技金融合作的重要平台，充分利用该区域的政策优势和开放环境，共同探索新的合作模式，推动双边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中韩高端领域研发资助政策现状和中韩合作方案

一、中韩研发动向

中韩两国在研发领域的投入表现显著，对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22年，韩国研发费用增长了10.3%，位列全球第六；而中国在2021年的研发支出达到了4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中韩两国在GDP中研发投资的占比分别为5.21%和2.43%，显示出对研发的高度重视。

在研发资助构成上，政府和公共资助在两国都占据主导地位；而民营和国外资助，在中韩两国相对较低。相比之下，德国、法国和英国等欧盟国家的民营和外国资助金额较高。在研发实施主体上，中韩两国的公共研究机构占比较高，中国为15.3%，韩国为11%。在研究阶段的分布上，两国呈现出类似的情况：韩国的基础研究占15%，应用研究占20%，开发研究占60%；中国的基础研究占6%，应用研究占11%，开发研究占比高达70%多。开发研究作为产品开发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占据了研发投资的主要部分。在研发费用预算上，韩国的劳务费占43.6%，而中国占33.8%，反映出韩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比重较大。在企业和民营研发投资动向上，2022年全球研发投资前2500家企业中，美国以827家占据榜首，中国有679家，占14.8%，而韩国有47家，占3%。中国的研发投资企业数量从2013年的不到200家增至超过800家，而韩国则从80家减至47家。这反映了中国企业研发投资的迅猛增长，而非韩国投资的减少。华为和三星是研发投资的领军企业，分别位列全球第五和第七。企业研发费用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国和韩国尤其如此。中国部分国有企业还会投资基础设施研发，而韩国政府则关注科技前沿的六项技术：信息技术、生命技术、纳米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环境技术等。在这些领域中，IT和生命工程技术的研发费用在增加，纳米技术研发费用比重逐年下降，环境科技的研发费用也在小幅增加。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中韩两国各有优势。韩国在研发投资、成果产出和科技创新基础设施方面表现突出，而中国在科技创新资源，如人力资源、组织资源、知识资源等方面具有优势。科技创新网络主要指国际合作，韩国在这方面存在弱势，与OECD前十国家相比，韩国的科技创新人力资源水平较低。总体来看，中韩两国的研发动向显示了对科技创新的共同承诺，同时也揭示了各自在研发资助、实施主体、费用预算和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二、主要资助政策

中韩两国在研发资助政策上均聚焦于推动关键领域的创新与发展。韩国提出新增长4.0战略，而中国则提出新质生产力，并有“十四五”规划及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等方案。两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有诸多交集，这些领域既是竞争焦点，也充满合作潜力。韩国的研发预算分配依据产业竞争力和市场需求，特别关注移动产业、生物产业、量子产业等，这些产业已具备竞争力，或预期市场需求将大幅增长。同时，韩国政府也对那些竞争力较低但具有公共性的产业，如航空航天、量子技术等进行投入，以培育产业竞争力。韩国政府在资助决策中，不仅考虑产业竞争力和市场需求，还重视公共性角度。科技领域专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专家们普遍认为改革研发体系、人才培养、全球合作、金融支持和规制创新是资助的重点。特别是在云计算、造船海运、通信、半导体等领域，专家们认为应重点资助全球合作。尽管中韩两国在研发上投入巨大，但韩国国内有声音提出研发投资存在悖论，即研发投资多而经济效益不及预期。这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市场经济效益，还要从专利申请数量、高被引论文数量等多维度进行评估。中国的高被引论文数量持续上升，而韩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高被引论文数量呈现下降趋势。此外，高端产业出口额和知识产权收入也是评估研发投资的重要指标。中韩两国的研发资助政策均旨在推动产业创新和提升竞争力。两国在多个关键领域有合作空间，通过共同研发和市场开拓，有望实现互利共赢。同时，面对研发投资的悖论，两国需要从多维度综合评估研发效益，并探索结构性改革，以优化研发体系，提高研发投资的回报。

三、中韩创业创新方案

中韩两国在创业创新方面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主要集中在两个关键领域。在科技创新合作方面，尽管存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局势等外部挑战，中韩两国仍可在碳中和等全球议题上展开合作。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已取得显著进展，其在能源供应中的比例达到10%，并且持续增长。相比之下，韩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相对滞后，占比不足3%，显示出合作的迫切性与潜力。韩国在减碳技术方面具有竞争力，而中国在能源技术方面有优势，双方结合可望产生协同效应。人工智能是另一个中韩可以合作的领域，尽管它同样受到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的影响。美国在该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为全球树立了标杆，而中国和韩国也在积极追赶，尤其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方面，韩国表现突出。中韩两国可以在大语言模型等前沿技术上探讨合作方案，共同提升在全球的竞争力。中韩两国的合作不仅局限于项目和资金层面，还包括重要的人员交流。目前，韩国公共科技研究机构中工作的外国专家数量中，中国专家排名第一。这一现象表明，两国在科技领域的交流已具有坚实基础，未来可在人员交流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促进知识共享和创新思维的碰撞。中韩两国在创业创新上的合作是多维度的，不仅包括科技领域的合作，还涵盖人员交流与共同研发。通过这些合作，两国能够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韩国的供应链稳定化政策：基于“供应链三法”的分析

一、战略竞争时代产业的重要性

战略竞争的概念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开始兴起，并在拜登政府时期得到更为系统化的推进。拜登政府在执政初期便发布行政命令，针对供应链重塑问题，特别是半导体、电动汽车、矿物资源和生物领域，发布了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在内的多项政策。在半导体领域，政策的焦点之一是提供补贴以支持芯片制造业。然而，2022年10月发布的法案也包含了对尖端芯片制造设备出口的限制，尤其是针对中国的出口。2023年3月，台积电和三星等公司被要求向政府提供客户信息，作为获得补贴的条件之一。在电动汽车和矿物资源领域，美国于2022年3月发布了敏感外国实体名单，尽管对电池生产商而言，这一范畴的定义相对模糊。同年12月，美国发布了补贴指南，规定政府不会对那些超过25%股份被国家或政府企业持有的敏感外国实体提供补贴。此外，美国还推迟了对石墨等不可追踪材料的补贴政策，反映出对中国石墨的高度依赖。在生物领域，2023年3月的报告提出了在5年内将5%的小分子API回流到美国的目标。这些政策体现了脱钩、去风险和供应链重塑的趋势。随着战略竞争时代的到来，各国（包括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产业政策，政府的介入被视为保护和培育本国产业的手段。美国在四大关键领域推动政府介入，欧洲和日本也通过各自的法案来保护关键产业。韩国同样通过《国家尖端战略产业法》和供应链三法来保护和培育本国产业，尤其是考虑到对中国的高度依存，供应链的稳定化被视为保护本国产业的关键。从长远角度来看，产业政策需要平衡紧急性和重要性。尽管供应链稳定化非常重要，但在政策制定中往往排序靠后。与此同时，数字转型和绿色转型也是韩国产业政策的重要方向，需要与国际社会同步进行。韩国正通过这些政策来确保战略自主性，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

二、供应链风险剖析

自2020年以来，全球供应链风险不断上升，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地缘政治方面，日本和中国之间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议导致了对华稀土政策的调整。日本对韩国实施了出口白名单制度，并对半导体材料的出口加以限制。这迫使韩国加快了半导体材料自给自足的步伐，尽管这一转型伴随着诸多挑战和负面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主要的煤炭消费国，其对内部煤炭使用量的控制和尿素出口的限制，对韩国物流行业产生了严重影响。此外，美国推出的芯片科技法案和通胀削减法等政策，也给全球供应链增加了不确定性。韩国作为一个对外依存度高、出口占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对供应链安全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并培育战略产业，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制定核心战略产业培育法，以及供应链三法，旨在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尖端战略产业法自2022年起正式生效，将半导体、电池、显示器和生物四大领域指定为尖端产业，并将相关技术认定为战略技术。为了积极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韩国政府计划建设特殊园区、培养专业人才，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安排。这些措施体现了韩国政府在保障供应链安全和推动产业发展方面的决心和战略规划。

三、韩国供应链稳定化政策

韩国政府为了应对供应链风险，确保产业安全，特别制定了三项关键的法案。首先是《供应链基本法》，由企划财政部发布，旨在构建供应链管理的基础框架。其次是《材料零配件装备产业特别措施法》，由产业通商部推出，专注于确保材料和装备产业供应链的稳定性。最后是《资源安全特别法》，由产业通商资源部制定，专注于资源安全，预计于2025年2月生效。这些法案下，韩国政府设立了具体的计划，并对名单中的产品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同时建立了预警系统，以在出现风险因素时发出预警信号。在海外直接投资方面，2022年韩国的投资额达到了815亿美元的峰值，尤其在矿物资源领域，政府在李明博政府时期积极拓展海外矿产投资，近期对加拿大、印尼等地的投资有所增加，以确保电池和芯片生产中关键矿物资源的供应安全。韩国的主要政策之一是实现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特别是针对矿产资源，电动汽车电池材料对华依存度高达90%。韩国政府正努力降低这一依存度，通过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赖。同时，韩国政府建立了预警系统和监控系统，以提高对供应链风险的响应能力。供应链三法的实施中存在一些效率问题，如企划财政部与产业通商资源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问题。与此同时，日本已经先行一步，通过《经济安全保障法》加强了供应链和研究开发方面的官民合作，并在基础设施和非公开专利方面采取了措施，以确保战略不可替代性。韩国政府的目标是确保战略自主性，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旨在提升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并保障经济安全。国际合作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韩国需要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以应对全球供应链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

在供应链稳定方面，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国际合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单一国家不可能独立完成供应链的全过程，这样做只会导致竞争力下降。供应链的稳定对韩国至关重要，这一点必须得到充分认识。我们必须意识到，尽管矿产资源丰富，预测未来150年内供应充足，但政府的限制措施或不佳的国家关系可能会导致供应链风险。稀土和锂等关键矿产的价格波动很大，没有稳定的趋势。例如，稀土价格曾一度飙升，现在却大幅下降，影响了中国相关企业的营业收入。通过国际合作消除供应链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可以使国际矿产价格更趋稳定。然而，由于缺乏相互信任，供应链的不稳定性仍然存在。囚徒困境的模型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不论对方采取何种措施，最终可能都会选择竞争而非合作。缺乏信任导致了合作的失败，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严重问题。如果能相互信任并加强合作，本可以实现最佳效果。现代和起亚等韩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生产基地，包括韩国、中国、欧洲和北美。经济区域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企业在不同地区建立生产基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规模经济和市场需求的必然选择。然而，这也反映了由于缺乏信任导致的供应链不确定性。竞争和战略竞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需要区分对待。战略竞争涉及政治因素，而一般企业间的竞争是自然和正常的。技术领先的企业自然不愿与他人分享优势技术。为了确保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建立国际合作网络至关重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与其独自建立供应网络，不如参与建立全球合作网络，这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通过这些措施，中日韩三国可以共同应对供应链中的挑战，实现区域经济的稳定与繁荣。

中韩新能源汽车产业合作新空间

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全球化阶段具有先发优势

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在步入一个成熟和固化的阶段，同时也迎来了新的合作时代，其中，全球化的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也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战略提供了机遇和空间。

从汽车全球化历程看，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汽车产业全球化发展先后经历了初始发展和深化阶段，到目前以新能源汽车国际化为主的再升级过程。如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以通用、福特、丰田、大众等欧美日汽车巨头为代表的领先企业企业纷纷开启了国际化进程，汽车进入全球化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技术垄断、扩大规模、降本增效、市场分割成为基本特征。跨国车企利用全球市场的巨大差异，通过在全球主要区域市场建立生产基地，在不同区域市场适配不同的品牌和车型，通过技术优势和市场割据谋求利润最大化。2000年以后，以德国大众为代表的“模块化+平台化”全球化发展战略，把汽车产品开发的先进性和集约化与生产制造的本地化结合起来，以形成自己在全球化发展中的竞争优势。借助这种强势的全球化战略，德国大众在全球18个国家内拥有45间制造工厂，从2016年至2019年把持了4年的世界销量冠军。然而，这种看似完美的发展模式，本质是一套封闭系统，通过单向的产品技术输出，制造企业并没有多少产品发展层面的话语权。这种模式的基础，是要以持续保持自身先进性为前提的，在新能源汽车颠覆性技术的发展趋势下，单靠一家企业显然无法完成整个行业的颠覆性创新。

据麦肯锡研究显示，2030年全球新能源渗透率将达50%，全球汽车行业正经历重大变革，随着市场规模增长、技术加速创新、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全球竞争呈现多元化格局。中国成为主要推动力量。2023年，中国汽车产销量首次均迈上3000万辆台阶，跃升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2024年一季度，我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0.6%，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同比增长33.3%，出口同比增长23.8%。

区域化方面，全球经贸关系和疫情的影响使得供应链受到冲击，导致汽车产业供应链体系的区域化布局愈发明显。中日韩加上越南等地形成了区域汽车产业集群，北美和欧洲也形成了类似的布局，构成了全球汽车产业的三元布局。中国新能源汽车消费占比高达40%，比亚迪成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宁德时代在电池领域也位列全球第七。全球前15位新能源汽车车企生产量中，中国占比31.7%、美国23.5%、德国15.7%、韩国4.8%，显示出中韩合计在亚洲的显著地位。

智能化方面，新能源汽车的创新正从三电（电池、电机、电控）领域的电动化“上半场”阶段，转向以智能化为主的“下半场”阶段。随着硬件和供应链的成熟，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已经到来，智能化成为创新的新引擎。以开源为抓手，在用好中国新能源汽车“三电”领域取得先期优势的同时，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实现操作系统技术升级，筑牢产业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数字底座”，构建软硬件高度协同、开放、共享的创新系统。这是推动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也是构建中国新能源汽车新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当下的中国汽车产业已具备在本轮全球化窗口期突围的条件，孕育全球一流的新能源汽车品牌。由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技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全球化也率先从单纯扩大市场到建立技术优势。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也越来越采用跨国供应链结合本土服务的模式深化推进。

二、未来中韩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合作的新空间

中日韩在供应链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上的合作基础坚实。2023年9月，第26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了《10+3领导人关于发展电动汽车生态系统的联合声明》，强化中日韩之间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深度合作，强化东盟在中日韩的支持下建立世界最重要的电动汽车生态系统和制造中心。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审视，中韩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首先，应持续强化区域合作，共同构建更紧密的供应链体系，实现供应链的整体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为汽车供应链的一体化布局提供了坚实基础。在这些区域协定框架下，各方可以就特定领域形成共识，加强供应链合作。其次，面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的加速，中韩应共同推动产业技术迭代，强化协作创新体系。在自动驾驶、能源、电子芯片及数字平台等关键创新领域，两国各有优势，可通过建立合作网络，加强创新链的协同。再次，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出海新阶段，中韩可共同深耕存量市场，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开拓第三方新兴市场，形成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从次，新能源汽车趋向软件定义，软件基础建立在满足消费需求之上。中韩可在后服务市场领域加强合作，实现价值链升级。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海外保有量的增长，海外消费者对维修、补能、金融保险、租赁等服务的需求也在增长，韩国在后服务市场上的优势可与中国市场的需求相结合。最后，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新规则体系的探索上，中韩可共同研究RCEP、DEPA以及欧盟碳关税新政等对行业的影响，并在智能汽车和智能驾驶领域探索新的合作空间。通过这些合作方向，中韩两国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产业的持续发展与创新。

新产业创新时代，中韩企业合作的结构性转换和新模式

一、中韩贸易动向分析

在分析中韩贸易动向时，我们注意到，在2023年韩国对华贸易31年后首次出现逆差，并且这一逆差并非暂时现象，而是长期存在的。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韩国对华贸易的顺差趋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来看，韩国对华贸易出口和进口中，贸易收支一直维持顺差，但2023年出现了180亿美元的逆差。逆差出现的原因可以归结于几个方面。

首先，与2010年相比，韩国对华贸易出现顺差的产品减少了40%。2010年有273个商品出现顺差，而目前仅剩132个。特别是资本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降幅显著，这包括设备、机械等资本产品以及生产所需的材料或加工原料等中间产品。韩国对华出口最大的产品领域是半导体，其增减幅度较大。尽管不同统计可能呈现不同结果，但91亿美元的出口额主要来自半导体和合成树脂，这些是韩国对华出口的传统重点产品，目前出口降幅较大。我们对此进行了调查，发现中韩两国产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导致了贸易的变化。中国经济过去实现了超过10%的高速增长，最低也维持在8%左右。然而，现在已经进入中速增长时代，2023年和2024的GDP增长率目标定为5%左右。因此，自2022年以来，中国的进口增长放慢，不仅韩国，其他国家对华出口也减少了很多。

其次，过去中韩两国贸易主要是韩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进行生产和加工，从韩国进口原材料，在中国加工生产后再出口到第三国。但现在，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其他地区，在中国进行加工生产的占比越来越小。由于中国劳动成本上升，制造成本增加，许多生产基地已转移到越南或墨西哥等国家。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FDI）相关图表显示，韩国对越南的FDI曾是最多的，但最近中国成为FDI最多的国家。

再次，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有了显著提升。2023年，中国高端产品进口降幅达到10%，进口总体降幅为6%，尖端产品进口降幅大于整体进口降幅。中国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减少。2022年以后，中国在部分尖端产业领域首次超越了韩国。中国在中间产品方面的技术水平已达到韩国的80%，中国产品与韩国产品相比，更具有价格竞争力。过去韩国通过在中国加工的方式进行交易，现在这种贸易形式已大幅减少。

最后，在环保材料或新兴产业方面，韩国对中国进口的需求大幅增加。最具代表性的是电动汽车领域，如氢氧化锂，这是二次电池非常重要的材料之一，2023年其比重大幅上升。韩国从中国进口的电池规模越来越大，导致韩国对华贸易收支逆差规模不断扩大。随着中国经济情况的变化，韩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和分工需求也随之变化。过去韩国企业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第三国的贸易结构已不再适用。

二、贸易环境变动下中韩合作方向

随着中韩两国在产业和企业需求方面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未来的贸易关系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买卖形式，而是需要探索多样化的合作模式。在与中方和韩方企业的接触中，我了解到中国企业，特别是时尚企业，正在寻求转型。一家拥有50年历史的中国时尚企业，曾主要负责海外品牌的贴牌生产，现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术提升和市场知名度。他们希望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时尚品牌公司，并愿意在不同档次的品牌上与韩方合作。在高端品牌方面，他们计划引进欧洲等海外品牌，并在韩国建立研发中心，共同开发高档面料。过去，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服装销售或在中国建立工厂进行生产是常见的模式。然而，未来将需要根据对方具体需求，建立多样化的合作模式和分工模式。中国智能制造产业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高端制造的推动，展现出高速增长的趋势，且不太受疫情或外部环境的影响。在这个领域，企业的需求也在变化。过去，他们可能分别从不同的企业购买智能制造所需的解决方案，如电子产品、机械产品和服务。现在，他们更倾向于从单一企业获取整个解决方案。中国企业正在寻找能够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的韩国合作伙伴，以实现竞争优势。韩国在智能制造方面具有优势，且地理位置接近，是寻找海外合作伙伴的理想选择。我们正在努力根据中国企业的需求，介绍合适的韩方企业，以实现有效的企业对接。此外，动漫领域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十年前，动漫领域的合作相对简单，主要是为了节省成本或购买更高水平的产品。而现在，合作需求变得更加多元化和高端化，包括动漫IP知识产权的授权和衍生产品等方面。随着中韩两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必须了解双方对对方需求的变化，并据此调整合作策略。

消费电子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中韩地位比较与合作

一、中韩两国消费电子产业的基本情况

选择消费电子产业作为比较对象，是因为中韩两国都将这一行业视为本国重点发展的产业。韩国在消费电子产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三星、LG、SK海力士等国际知名企业。中国近年来也在消费电子产业实施了重点支持策略，尤其是在电子品牌、集成电路和液晶面板等关键领域取得了快速发展，涌现出华为、中芯国际、京东方等领军企业。消费电子产业主要包括为消费者提供日常使用的电子设备，如手机、计算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产业以智能消费终端产品为核心，进而将整个电子信息制造业中间产品串联起来。由于不同国家生产的电子信息中间产品存在差异，这为我们提供了洞察整个电子信息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的窗口，有助于理解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竞争格局以及各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作用。本研究选取了全球具有重要地位的五大品牌企业，即苹果、三星、戴尔、惠普、联想的供应商数据进行分析。之所以没有选华为作为案例，主要是因为其供应商及生产地址信息未明确公布。具体研究中，主要基于2021或2022年的五大消费电子品牌企业公布的供应商及生产地址数据，按照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价值含量的高低，透视消费电子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格局和网络联系。更进一步，通过比较重点企业发展情况，可以更好地发现中韩两国产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空间。目前，对价值链环节的等级划分尚无明确的方法，研究主要基于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和专业机构报告，将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按照价值含量高低被划分为高、中、低不同价值链环节。其中，高价值链环节主要包括芯片、液晶显示面板、摄像头等零部件；中等价值链环节包括连接器、电池、电容电阻等诸多零部件；低价值链环节则涵盖鼠标、键盘、外壳材料等一般零部件。通过这样的分类，可以更清晰的解构消费电子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与网络联系。

中韩两国在消费电子产业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但具体表现各有不同。首先，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苹果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一，三星紧随其后，而中国的小米和OPPO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中国的华为手机在受管制前曾拥有较高的市场份额，但目前全球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在全球PC端市场，联想和惠普的市场占有率最高，戴尔、苹果、华硕等紧随其后，韩国在PC端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但是，在关键零部件占据重要地位。例如，全球先进芯片主要由台积电和三星生产，三星在全球的芯片代工营收虽不及台积电，但市场排名处于全球第二，且明显高于中国所有集成电路企业的总和。在液晶显示领域，尤其是OLED面板市场中，韩国三星和LG Display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两者共占五分之三的市场份额，余下部分由中国的京东方、深天马、维信诺等企业占据。其次，进一步观察五大消费电子品牌的供应商的全球分布数据，可以发现苹果产品零部件集中在中国大陆生产，供应商数量占比达42%，而韩国供应商占比仅约5%。但是，中国大陆生产厂商主要集中在生产价值含量中低端的零部件，而韩国则以高端零部件生产为主。在三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中，呈现出环太平洋区域“1+3”的模式，韩国处于核心地位，占比33.5%，其次是越南、美国和中国大陆，且在高端价值链环节，中国大陆的地位不及越南和美国。最后，在PC端市场方面，戴尔的全球零部件生产格局主要以中国大陆为核心，占比57.6%，韩国供应商占比相对较低，但总体以生产价值含量较高的零部件为主。惠普的情况类似，其零部件虽也主要依托中国大陆生产，但韩国在高价值链环节作用显著。联想产品的零部件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显示出非常显著的本土化生产特征，84.7%的零部件集中在中国大陆生产，韩国作用明显较小。再次，在消费电子产业全球价值链的网络联系中，苹果形成了以美国、日本为双核，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为副核，韩国、德国、新加坡等为外围的“双主、双副、外围”型的网络结构。三星产品零部件的全球价值链网络联系主要以韩国为中心，与美国、越南的联系强于中国大陆。同时，高价值链环节主要与韩国本土、美国、越南产生联系，中低价值链环节也主要与韩国本土和越南进行生产联系。戴尔和惠普的网络联系以中国台湾、美国及中国大陆为核心，中国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但主要是接收中心，即主要是因为非本土供应商向中国布局生产为主，中国本土企业发挥的作用较小。最后，联想的产品零部件全球价值链网络联系则主要以联想集团与中国本土企业联系为主，且与国外供应商的联系较少。

二、消费电子品牌企业全球供应商中的中韩企业比较

首先，在苹果产品零部件全球供应商中，中国大陆的供应商数量多于韩国，但在关键零部件供应上存在明显差异。韩国供应商如三星和LG Display主要提供存储芯片、OLED面板等关键零部件，而中国企业如京东方、歌尔、江苏长电等主要供应液晶面板、耳机以及芯片封装测试等。韩国在芯片环节占据优势，中国企业虽然嵌入了液晶显示领域，但明显缺少高价值环节的芯片企业。其次，三星产品零部件的供应商主要以韩国本土企业为主，不仅有三星电子供应自身芯片外，还有很多韩国供应商在相机模块、液晶面板、彩色滤光片等关键零部件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大陆企业如瑞声科技、歌尔声学等在三星供应商体系中获得的价值收益相对较低。在戴尔产品的零部件供应商中，韩国企业虽然较少，但主要提供存储芯片和液晶显示面板，中国大陆企业仅提供液晶显示面板。惠普产品零部件供应商中的中韩企业供应商的零部件类型与前述戴尔的情况较为类似，这就表明在液晶显示领域中韩企业之间的竞争较为激烈。最后，在联想产品的供应商中，韩国企业仍然在射频芯片、存储芯片、液晶显示面板等关键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中国企业如京东方、展讯、艾为电子等代表中国大陆消费电子领域技术水平最为先进的企业，供应的零部件不仅包括芯片、液晶显示面板、指纹识别器等多个关键领域，同时在中低端零部件环节作用巨大。综合以上，在消费电子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占据高价值链环节，发展中国家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但是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显著提升，且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同样，韩国在消费电子产业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也非常稳固。从整个网络联系来看，消费电子产业全球价值链网络联系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零部件生产不再仅以中国大陆为主，东南亚国家的作用也在进一步凸显，加速了多中心网络联系格局的形成与变迁。尤其是，三星的供应链网络中这种趋势尤为明显，韩国企业在越南的布局增多，推动了东南亚成为重要的零部件生产中心。同时，这也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如深圳浴同、歌尔、瑞声科技等企业也在加速向越南布局。在此趋势下，传统的中、日、韩产业分工格局将加速向“中日韩+东南亚”新型区域分工体系转变，进一步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价值链分工格局与网络联系进行重构，尤其是中国地位进一步抬升。

三、中韩进一步深化消费产业合作的三个主要方向

在当前的全球消费电子产业格局下，中韩两国在产业合作方面有三大主要方向。第一，进一步加强关键技术环节的合作。例如，韩国在芯片制造工艺方面具有优势，而中国企业在芯片制造环节与韩国存在一定的代差，需要与韩国的三星等进行更深入的技术合作。同时，韩国在液晶显示领域，尤其是OLED面板的良率和技术方面，也领先于中国企业。因此，深化液晶显示领域的合作也是必要的。第二，进一步增强区域供应链和价值链分工与合作。鉴于地缘政治的影响，供应链安全变得尤为重要。东亚国家，特别是中韩两国，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之间的合作，构建一个安全稳定的区域供应链体系。同时，在不同的价值链环节中，两国应深入推动分工与合作，积极构建东亚地区新型区域价值链分工与网络联系，进一步增强东亚地区消费电子产业的整体竞争力。第三，进一步鼓励中韩企业之间的相互投资。鉴于中韩两国企业在产业链上下游已形成了较强的合作网络，建议进一步加强这种联系，以强化韩国企业和中国本土企业之间的产业合作。通过在消费电子领域的投资合作，中韩两国可以进一步加强产业联系和创新合作，并促进双方消费电子产业的共同发展。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中韩合作

一、全球产业新动态分析

全球产业动向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一）全球市场规模。

从2017—2023年的市场规模观测来看，近三年全球市场处于周期性的调整阶段。2023年经历了下行周期，产业规模呈现出萎缩的趋势。然而，根据WSTS2024年3月份公开的统计数据，2024年第一季度的产业规模增长比去年有所提高，尤其是中国和北美市场规模的增幅较大。全球主要研究机构对2024年的市场持乐观态度，预计新兴领域对集成电路需求的增加，如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技术以及消费电子市场的繁荣，都将对集成电路产业产生积极影响。SEMI、IDC、WSTS等主要分析机构均对2024年集成电路全球市场规模增长作出乐观预测，预测增长率平均在10%以上。

（二）需求结构变化。

目前，全球产业需求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动。特别是在消费市场，对集成电路的需求在汽车、消费电子和智能制造领域有所增加。与此同时，过去需求集中的通信终端和计算机领域出现了下滑，显示出结构性转变。这种转变与智能驾驶、无人驾驶等新领域技术的发展以及消费电子终端产品的市场繁荣密切相关。

（三）产业发展新动力。

从产业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AI技术的应用可能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新兴消费电子如AI个人电脑、AI手机，以及无人驾驶、智能驾驶在汽车中的应用，都将推动产业发展。全球主要科技公司加速了在AI芯片上的业务布局，试图抢占产业未来竞争的关键领域。综上所述，尽管全球市场在经历周期性调整，但新兴领域的需求增长和AI技术的加速应用将为集成电路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新动力。

二、中国内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概况

我们从主体分布、规模变动、技术发展和政策支持四个方面对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进行分析。

第一，产业主体分布。从链条环节分布上看，在全球局势变化和出口管制背景下，中国加速了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支持，国产化替代进程加快。国内产业链条布局相对齐全，上中下游各环节均有企业参与。产业链自主性增强，据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国内芯片代工厂招标中，国产半导体设备占比达到38%，比2019年的7.5%提升四倍以上。一些国内代表性企业开始在全球竞争中崭露头角，比如设计环节的韦尔股份、制造环节的中芯国际、封测环节的长电科技等。空间分布方面，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形成了三个典型的产业集聚区，即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集聚区。三大集聚区各有所长，优势互补。长三角以上海为核心，产业链布局完整，发展均衡；珠三角以深圳为核心，在设计、封测环节集中布局；京津冀以北京为核心，在设计、制造及设备环节集中布局。

第二，产业规模变动。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以及物联网、智能驾驶、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制造、新一代移动通信等下游市场需求的驱动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国内市场规模显著增长。集成电路产业国内市场规模由2017年的5411亿元增长至2022的1203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7.3%。2023年，受全球消费电子产品需求低迷、半导体库存高企以及由此带来的备货放缓、产品价格下降等影响，我国集成电路产业进出口市场规模呈现小幅收缩。

第三，产业技术发展。从专利产出总量上看，截至2022年12月9日，我国是全球第一大集成电路技术来源国，集成电路专利申请量占全球集成电路专利总申请量的51.1%。美国、日本、韩国集成电路专利总申请量分列全球第2、3、4位。技术发展前沿高度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地区。广东，尤其是深圳，在专利申请和技术水平发展上占据优势。企业专利申请在全球集成电路专利申请量前十的企业中，中国企业占5席，包括华为、台积电、国家电网、OPPO和京东方。韩国三星是全球集成电路专利申请量最多的企业。

第四，产业政策支持。政府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集成电路产业的政策，包括税收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对产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作用。比如国家发改委等部门2024年3月发布了《关于做好2024年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集成电路企业或项目、软件企业清单制定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北京市2024年3月发布了《关于2024年北京市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市2021年12月发布了《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上海市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广东省2024年1月发布了《广东省培育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等。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在面临全球市场变化和挑战的同时，通过加强自主技术研发、产业集聚和政策支持，正逐步提升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

三、中韩未来的合作空间展望

基于对产业动向的分析和当前产业发展现状的梳理，我们可以对中韩合作进行展望，并探索合作的空间。

在进出口市场方面，中国是韩国在集成电路、半导体、存储芯片等领域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根据2022年的数据，韩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额占其半导体出口总额的40%以上。对中国而言，韩国也是极为重要的进口来源。从全球各地区排名来看，韩国的进口份额仅次于中国台湾，位居第二。2017—2023年，中国从韩国进口的集成电路金额额占集成电路进口总额的平均比重高达21.62%。从进出口结构来看，中韩之间存在强大的合作空间和基础。

在产业链分工方面，中韩两国在产业链分工上具有互补性。韩国在存储芯片的研发和制造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中国大陆则以其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在封装测试和应用开发等细分链条环节上的亮点，展现出其全球竞争优势。基于这种产业链的互补性，为中韩产业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贸易协定方面，RCEP、CPTPP等贸易协定的深化和完善为中韩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此外，随着集成电路产业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下的发展，对前沿芯片技术的需求日益增长。全球主要国家在前沿技术领域的布局强化，也为中韩两国在未来提供了联合研发和应用的广阔空间。

制造业的材料效率与可持续创新

一、研究背景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工业化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物质资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其中，钢铁、水泥、塑料等产业原材料的需求持续增加。全球范围内天然资源的使用随之大幅上升。在天然资源的使用、加工、消费和报废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和环境污染，社会费用也在逐步增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呈现出与资源使用量相似的增长趋势。如果产品生产和原材料消费未能实现减少，环境污染和环境影响的问题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Allwood在2011年的论文中提出，通过提高材料效率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他引入了“物质效率”这一概念，指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减少物质或原材料的投入。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将“物质”特指为“原材料”，并用“材料效率”这一术语进行解释。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原材料的耐久性设计、重新使用和可再生使用等方式，提升材料效率。国际能源署（IEA）在2019年的报告中指出，通过提升材料效率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2022年也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强调了材料效率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和报告都强调了在产业领域提高材料效率对于减少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作用。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减排战略，旨在摆脱传统侧重于供应侧的方法，转而从需求侧着手，特别是通过提高材料效率来制定新的战略。研究以钢铁和水泥产业为重点，这两个产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并进行了排放因素的分解分析。研究采用了定量分析方法，使用Kaya恒等式这一在定量分析温室气体排放中常用的模型。Kaya恒等式通过人均GDP、能源强度、温室气体强度等因素来解释温室气体的排放。分析方法还包括了对数平均迪维西亚指数分解方法，这是Kaya恒等式在能源消耗或排放因素分解中最常用的方法论，因其计算简便且误差较小。在产业能源消费方面，研究进一步将其分解为生活活动变化、产业结构变化、能源单位变化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此外，研究还引入了温室气体排量的原单位，以更全面地理解排放情况。2022年发布的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有必要在Kaya恒等式中加入材料效率变量，其中最关键的变量包括MPR（首次使用的原材料）、MSE（使用可再生材料生产的产品）、Mstock（社会累计的消费量）。Mstock指的是社会累积消费的总量，如钢铁生产并用于汽车、建筑等所有钢铁的总量，包括未来潜在可循环使用的钢铁。MPR是作为首次原材料使用的材料，例如铁矿石生产的钢铁，而MSE是使用可再生材料生产的产品。为了实现产业去碳化，需要减少Mstock并维持MPR+MSE的水平，其中提高MSE的比重尤为关键。通过Kaya恒等式分析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因素分解。在数据方面，研究考察了韩国钢铁和水泥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因素分解分析。数据显示，韩国的实际产值和生产量直到2019年都呈上升趋势，2020年疫情暴发后有所下降。生产结构和累计量非常重要，钢铁转炉钢代表MPR，而使用废铁的电炉钢和混合水泥代表MSE。尽管生产量在增加，但使用可再生材料的MSE并没有增加。研究得出结论，尽管废铁使用增加可能缓解钢铁累计量的增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钢铁和水泥产业的能源消费量和温室气体排量总体上显示出增加的趋势。尽管2018年增速非常快，2019年有所下滑，2020年疫情影响导致下滑幅度更大，但2020年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仍比2017年要高。

三、研究结果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使用传统的Kaya恒等式来分析钢铁产业的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时，可以观察到以下趋势。第一，钢铁产业能源消费。2013年相比于2011年有所缓解，但之后又呈现上升趋势。能源强度效果的正值意味着能源原单位持续恶化，即尽管能源效率有所改善，但由于钢铁产业的能源投入比产值更高，能源的原单位仍在上升。第二，生产活动与能源使用。随着生产活动的增加，主原材料如煤炭的能源使用比重依旧非常高。为了实现钢铁产业的减排，必须降低煤炭的消费。第三，水泥产业能源效率。与钢铁产业不同，水泥产业显示出负值的能源强度效果，表明实现了能源效率的改善。在温室气体排放分解分析中，也得到了负值的能源组合效果。这表明水泥产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煤炭能源的依赖，转而使用煤气、热以及其他燃料。第四，材料效率变量。根据IPCC第六次报告的建议，在Kaya恒等式中加入了材料效率变量重新计算后，人口和人均GDP对温室气体排量的增加有正贡献。能源消耗单位的直接或间接排量也呈现正值。而与原材料需求相关的原材料累计强度效果同样呈现正值，说明国内钢铁累计量在GDP中的比例持续增加。第五，材料效率效果。在钢铁产业中，材料效率效果呈现负值，这表明原材料效率对排量的减少有一定贡献度。但分析认为，由于钢铁累计量的增幅比生产量的增速快，导致材料生产效率实际上并未改善。第六，水泥产业的材料效率。与钢铁产业类似，水泥产业的原材料效率也没有得到改善。综上，钢铁产业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度非常高，迫切需要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能源。而水泥产业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从高碳能源转向其他能源。对于钢铁产业和水泥产业而言，材料效率尚未得到改善，原因在于累计使用量一直在增加。即使不考虑累计使用量，仅用当年的使用量来计算，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两大产业的原材料效率尚未得到改善。

四、政策建议

产业部门的减排战略传统上集中在能源转化和能源效率等方面。然而，许多专家现在认为，在能源领域实现减排存在技术局限性。因此，我的研究强调需要从需求侧着手考虑减排手段，特别是通过提高原材料效率来实现减排。目前，政府尚未制定关于提高原材料效率的相关政策。未来，政府需要在这一领域投入更多的研发资金，以改善效率。原材料效率的改善涉及许多先行研究，包括产品设计时需要考虑的轻量化、耐久性和可再使用性等因素。此外，在消费阶段，除了产品所有权外，还需要通过租赁、转租和共享等方式提高产品的使用效率，这同样需要具体的政策支持。产业方面需要认识到低碳产品带来的收益，而消费者也应该积极选择低碳产品。为此，产品的分解方式、配件管理等方面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开发。中韩两国作为全球制造业比重较高的国家，制造业的绿色发展对两国都是一大挑战。为了实现绿色转型，两国需要建立多种合作体系。例如，在钢铁行业中，两国可以共同研发氢还原制铁等核心技术，以期早日实现商业化。为了产业减排，政府需要进行投入和共同研发。此外，低碳产品的国际标准主要由欧盟牵头开发。在原材料效率改善方面，如再生原材料使用比例等标准，是制造业的重要议题。中韩两国可以在这一领域进行合作，共同引领标准的制定。作为生产核心原材料的国家，中韩两国有必要考虑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以实现稳定的材料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