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在传统低成本优势逐步丧失从而对中低端外资吸引力弱化的背景下，实现利用外资“稳中提质”,必须依托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引资思路和战略上实现根本性转变。在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的新情况下，资本跨境流动出现新趋势，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发生新变化。不同层次和质量的外资，在进行全球价值链区位布局时考虑的影响因素呈现新特点。只有依托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国际大循环与国内循环形成良性互动，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培育和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新优势，才能以“质”稳“量”,实现利用外资的“稳中提质”。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引资战略；高质量发展；稳中提质；全球价值链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贸易摩擦对全球产业链转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项目号:20BJY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0093；戴翔，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211815

引言

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应该看到，我国利用外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世界正在进入动荡变革期，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等重大国际事件，不仅加剧了经济逆全球化的趋势，而且加速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组和重构。美国拜登政府签署的对华投资限制行政令，使得中国“脱钩断链”风险骤升，利用外资面临的诸多环境日趋复杂和多变。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吸引外资的传统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丧失。在诸多国际国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实现利用外资“稳中提质”无疑将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国际环境和条件变化，作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①这是一项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做到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重大课题。虽然已有文献在“稳外资”②及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等层面作出了广泛探讨，③对于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利用外资“稳中提质”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但仍然缺乏基于双循环视角的专门研究，尤其是针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能否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以及其中可能的理论机制，缺乏学理性阐释。本文尝试对双循环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以阐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我国引资战略转变的实践路径。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新趋势

毋庸置疑，中国利用外资不仅与自身开放战略的选择有关，更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和新形势有关。针对双循环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问题的分析，首先有必要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进行简要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从以商品跨境流动为主要内容，逐步演变为以商品和要素并重的跨境流动为主要内容。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国际分工的深刻变化，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网络，尤其是借助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不同生产环节和流程按照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特征，配置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由此出现了跨国公司以资本要素为纽带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和利用资源，实现生产国际化的新现象。新型国际分工既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果”,也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的“因”。正是由于资本跨国流动的快速增长，有学者甚至认为，当前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已经由以往商品贸易转变为以资本为主要要素的跨国流动。④应该说，这一判断从经验数据层面来看不无道理。即便不考虑其他形式的资本跨境流动而仅考虑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表明(UNCTAD,2023),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确实远高于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统计数据显示，全球货物出口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16640亿美元，增长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的140211亿美元，增长约7.43倍；与之相比，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从1979年的418.86亿美元，增长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的19054亿美元，增长约44.49倍。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虽然投资者信心受到较大影响，从而出现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下滑和波动；但从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期看，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仍然高于全球贸易增速。比如全球货物出口额从1979年至2021年实现了12.43倍的增长，而同期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竟实现了36.78倍的增长。⑤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发布的统计数据(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1979—2021年),全球对外投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末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尽管近年来受到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外部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波动和部分年份的下滑，但就其规模而言仍然处于高位，并且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仍然表现出良好的增长势头。据此可以预判的是，尽管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到了一定的逆风逆浪，出现了所谓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是作为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尤其是伴随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产业革命和新的生产力因素的不断涌现，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必将伴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而不断增长。

(二)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领域呈优化趋势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从其流向的产业领域看，也呈现不断向高端化发展的重要趋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从产业部门的具体流向看全球对外直接投资，1998年流向初级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部门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存量累计分别为1825亿美元、8069.15亿美元和9481.16亿美元，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服务业领域的累计存量额首次超过流向制造业领域的累计存量额，服务业领域成为跨国公司青睐的第一大产业领域；而到了202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部门的存量额分别增加到4489亿美元、24425.63亿美元和43633.71亿美元，⑥即流向服务业领域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与流向初级产业部门和制造业产业部门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差距越来越大。显然，依据产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高级化演进规律，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在上述产业部门流向的结构性差异及其变化趋势，意味着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领域的不断优化。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领域流向的变化，一方面固然反映的是投资产业领域的结构优化，或者说是外资质量的变化，另一方面反映的其实正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变化。⑦如前所述，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既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因”,也是它的“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全球价值链分工从以往的制造业领域不断向服务业领域拓展和延伸，必然伴随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向服务业领域倾斜。在规模扩大的同时，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在产业领域部门层面表现为质量的提升。已有研究指出，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迅速蔓延的同时，服务业全球化和碎片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⑧实际上，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形式推动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演进，不仅表现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向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拓展和演变，同时还表现在同一产业领域不同部门之间的结构性升级上，⑨以及由技术进步所推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比如，从产业国际梯度转移的历史规律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布局首先是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产环节的梯度转移，继而不断向先进制造业领域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拓展和延伸。随着技术进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出现，全球价值链也不断向诸如数字产业领域拓展。对此，UNCTAD发布的《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了证明。

《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由于受到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外部环境的冲击，虽然202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1.3万亿美元，相比2021年下降幅度约为12%,但在整体下滑的背景下，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产业部门吸引外资出现了增长趋势。《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表明，202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在许多关键产业领域和部门，比如半导体、新能源、金融保险、互联网平台等，仍然出现了明显的正增长。尤其是在互联网平台等数字领域和新能源领域，202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相比于2021年分别增长了143%和160%。⑩显然，上述结构性差异尤其是部分产业部门增长和整体层面下滑所形成的鲜明对比，充分说明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在产业领域所反映的质量变迁。

利用外资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发展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路径和方式之一。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能够成为大量利用外资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显然是因为抓住了以资本为主要表现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是中国发挥诸如劳动等优势要素的吸引力，并高度契合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战略需求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在前一轮开放发展中大量利用外资，既是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现实需要，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需要，因而有其规律性和必然性。依循这一规律性和必然性，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形势和新趋势下，以及在自身比较优势发生变迁的新阶段，中国依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显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逻辑。

全球价值链区位配置视角下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理论阐释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条件下，利用外资的本质是承接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因此，无论是利用外资的规模，还是利用外资的质量和层次，不仅与作为承接方的东道国能够做什么有关，而且也与跨国公司让东道国做什么有关，因为即便是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往往也意味着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特征，从而所涉及的外资质量也有所差异。换言之，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布局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需求，与东道国开放战略以及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的耦合程度，决定了后者利用外资的规模和质量。这是在理论层面理解双循环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逻辑起点。因此，为了明晰双循环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理论逻辑，有必要在理论上阐明跨国公司进行全球价值链区位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尤其是以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为表征的不同质量对外直接投资，其在区位配置时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一)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影响外商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被配置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依然是遵循比较优势的基本原理。所不同的是，在传统国际分工条件下，比较优势只限本国企业利用，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比较优势可以被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所利用。而这一点，正是影响或者决定跨国公司配置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的关键，从而也决定了跨国公司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即东道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和层次。

针对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学术界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但究竟是哪些因素处于主导地位，哪些因素处于次要地位，或者说不同因素对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影响程度有何差异，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仍然明显不足。对此，UNCTAD发布的以“全球价值链：投资和贸易促进发展”为主题的《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针对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做了一项调查研究，根据影响程度对各主要因素进行了排序。结果显示，本土市场需求状况仅次于要素禀赋，成为影响跨国公司进行全球价值链区位配置的重要因素。根据UNCTAD(2013)的调研结果可知，在影响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各项因素中，区位要素禀赋优势在所有影响因素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影响的权重高达27%；另外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为东道国本土市场需求规模，其影响的权重也达到了24%；再则就是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其影响的权重为16%；而基础设施、开放政策、产业配套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权重，分别为15%、9%、6%和3%。(11)

(二)不同因素的影响权重与利用外资质量差异

在上述各主要因素中，每一种因素都是影响全球价值链生产和运营成本的关键。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各主要影响因素就一般意义而言，对于不同产业或者不同产品生产环节来说，权重不尽相同，因为不同产业或产品生产环节其价值链的构成和运营成本有较大差异。比如，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而言，影响其成本的主要因素显然是要素丰裕度决定的生产成本，而对于资本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而言，影响其成本的主要是由制度质量所决定的交易成本。这一理论逻辑的背后，蕴含了区位因素的变化对利用外资质量可能具有潜在影响。

具体而言，跨国公司通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推动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国际梯度转移，如果所转移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那么其显然更加注重东道国本土市场的初级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而不是制度质量形成的比较优势。相反，如果转移的主要是技术和知识等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那么其显然更加注重东道国本土市场的制度质量所形成的比较优势，而不是初级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从具体的实践层面看，这是因为构成企业运营的产品成本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由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生产成本，另一类是由制度质量决定的交易成本，这两类成本在不同层次的产品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有着明显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由于其较少涉及技术和知识等因素，因而对诸如知识产品保护等制度质量的要求不是很高。相比较而言，由于诸如此类的产品或者生产环节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相对较多的劳动等初级要素，因此，其对劳动等初级要素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要求相对较高。也就是说，在成本构成中，由初级要素投入决定的生产成本，比由制度质量决定的交易成本更为重要。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不同的是，在具有技术和知识等要素密集型特征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诸如劳动等要素投入固然在生产成本中仍然具有一定影响，但是由于其经济活动与创新等高度相关，因而对诸如知识产权保护等制度质量的完善，有着更高要求。也就是说，对于诸如此类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由制度质量决定的交易成本，比由要素投入决定的生产成本更为重要。

如果说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反映的是不同质量的外资水平，那么基于上述理论逻辑便很容易理解，诸如本土市场规模和需求因素等，在影响高质量利用外资中占据着更大权重，而诸如劳动等初级要素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在影响中低端质量外资利用中占据着更大权重。因此，伴随着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本土市场规模变化带来规模经济、产业配套和国内市场制度的日益完善，诸如此类的因素将在高质量利用外资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利用外资的新形势和新变化

如前文分析，利用外资的实践不仅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势有关，也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有关，其中就包括了影响利用外资因素的变化。一方面，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的新形势和新变化，为中国高质量利用外资提供了新机遇；另一方面，吸引不同质量和层次的外资，各种因素的影响权重具有显著差异。这为中国在新形势下高质量利用外资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当前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依托的优势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否有利于我们实施高质量利用外资的战略转变。

(一)利用外资的传统模式面临不可持续性

前文分析指出，中国发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禀赋优势，契合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的低成本配置需求，从而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这是过去40多年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特征之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利用外资规模较小，198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仅为9.2亿美元，202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891.32亿美元。(12)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大规模流入，与中国发挥低成本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密切相关。然而，经过40多年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自身比较优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依托以往“人口红利”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渐近消失。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数据显示，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2000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9333元和15692元，而2022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外商投资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为114029元和139949元。22年间两者分别增长了11.22倍和7.92倍。(13)据此可见，昔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禀赋优势已不复存在。实际上，初级要素优势的丧失不仅体现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其他诸如资源、能源等价格的不断攀升，以及近年来环境问题和生态压力的日益加大，均使得中国难以继续依托初级要素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吸引外资大规模流入。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不仅成本因素的变化难以支撑传统的利用外资模式和道路的持续性，这意味着高质量利用外资面临着客观因素的变化；而且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阶段，推动和引领高质量发展也意味着高水平利用外资有着更为强烈的主观需求。

尽管传统低成本优势正在不断丧失，从而给我国利用外资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挑战，但实践表明，近年来中国利用外资仍然实现了“逆势上扬”。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实现了利用外资的正增长。比如202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了12%,而《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全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为1891亿美元，实现了8.0%的正增长。(14)在传统的低成本优势不断丧失的背景下，中国利用外资实现“逆势增长”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吸引外资的新型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新阶段利用外资“稳增长”的基础。与此同时，正是由于这一新型比较优势的形成，利用外资在“稳增长”的同时必将实现“提质量”。

(二)双循环重塑利用外资新优势的基本原理

接下来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双循环何以能够重塑利用外资的新优势?更具体地说，何以能够成为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关键?对此，我们仍然从全球价值链区位配置的主要影响因素入手，探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究竟将改变哪些关键因素，据此明晰其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理论逻辑。概括而言，与传统引资模式不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引进外资，不是单纯依靠外资利用我国初级要素优势以扩大出口，而是依托国内大市场，通过适当的机制设计和政策导向，让外资更多地参与国内经济循环，促进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融合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15)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我国利用外资而言，同样能够发挥重塑竞争新优势的作用，至于个中原理，实际上已经蕴含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定义之中。首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表明在全球价值链区位配置主要影响因素中，虽然初级要素形成的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但超大本土市场规模的新优势将会不断凸显。如前文分析，本土市场需求是仅次于要素禀赋的影响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关键因素，因此，伴随中国本土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必然能够弥补传统优势的丧失，从而成为吸引外资的新优势。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已有研究发现的，本土市场规模扩张对价值链更高端环节的吸引作用，不仅局限于传统理论所揭示的本土市场效应，而且需求规模本身的扩张也会诱发价值链高端环节向本土市场转移，(16)从而蕴含着利用外资质量的提升。与此同时，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还意味着国内产业配套能力的增强。已有研究也发现，产业配套能力的增强对于利用外资尤其是高质量外资具有显著的吸引力。(17)总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必将充分挖掘影响全球价值链区位配置的本土市场需求等新优势，而这些新优势不仅能够对外资形成新引力，从而具有“稳外资”的作用，而且由于更能诱发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转移，从而具有“提质量”的作用。

当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强调的不仅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作用，国际大循环或者说更高水平开放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国际大循环的高水平畅通对于中国利用外资尤其是高质量利用外资，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影响全球价值链区位配置的“开放政策”因素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已有文献分析包括UNCTAD调研指出的“开放政策”,主要还是指外资管制即外资准入的壁垒高低问题，而从跨国公司布局全球生产网络和从事全球化经营战略的角度看，影响利用外资的“开放政策”绝不限于“流入层面”,商品和要素的流出层面同样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和意义。因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决定了其正常运转必然涉及要素和商品的不断流入和流出，即便是在一国或一个地区完成的最终产品生产，通常也是服务于全球市场而非仅仅是本土市场，仅是服务于本土市场份额和国际市场份额的比重有所不同而已。基于上述逻辑，不难理解，即便本土市场规模再大，产业配套能力再强，如果产品和要素与外部国际市场不能实现良好的畅通，那么跨国公司也难以将更多、更高端的环节转移至本土市场，因为此时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可能不足以抵消跨国公司走向国际市场所面临的各种壁垒劣势。也就是说，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发挥将会受到极大限制。相反，融入国际大循环越是畅通，跨国公司在本土生产的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乃至各种生产要素，越是能自由和便利地流向国际市场，本土市场规模优势越是能得到更好发挥。这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应有之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实践路径

从实践层面看，中国是否具备了依托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从而重塑竞争新优势，并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新形势带来的新机遇?应该说，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中国不仅具备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基础，而且已经走在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道路上，这是双循环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实践逻辑。

(一)双循环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将初级要素形成的低成本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大量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虽然这一发展战略决定了利用外资的质量难以得到根本提升，但其毕竟符合特定发展阶段的现实需求，具有选择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重塑竞争新优势，实现利用外资“稳中提质”,已经具备了实践的基础。对此，可以从国内国际双循环层面予以简要分析。

其一，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角度看。在改革开放之初，从中国的经济体量尤其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市场的影响角度看，中国确实是一个国际经济学意义上的“小国”。然而，经过40多年的开放发展，中国已然从一个经济“小国”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大国”。比如，根据2015年不变价格测算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中国GDP总量仅为3061.66亿美元，而2022年中国GDP总量已达179641.30亿美元，42年间增长了57.67倍。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2.48%上升到2021年18.34%。(18)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可知，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不断提升，这种变化显然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世界市场重心的转移。如果我们把一国GDP总量与世界GDP总量之间的关系，看作本土市场规模与世界市场规模关系的话，那么上述变化显然意味着在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下，中国市场将越来越成为跨国公司“青睐”之地，本土市场规模将越来越成为吸引跨国公司入驻，尤其是吸引高质量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本土市场规模的扩大不仅意味着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需求的升级；从供给侧层面看，同时也意味着产业配套能力的提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诸如此类的因素正是形成吸引外资新优势的关键，尤其是成为吸引高质量外资的关键。这正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实践基础。

其二，从畅通国际大循环的角度看。虽然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逆浪，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全球化趋势，但是中国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地扛起倡导和拥护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大旗。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是在前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基础上形成的推动经济全球化动力的衰竭，叠加“东升西降”“南升北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根本影响所致。从这一意义上看，所谓逆全球化必然具有短暂性和局部性，从长期趋势看，经济全球化深入演进的趋势仍将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就逆全球化的短暂性而言，虽然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传统动能已经衰减，但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正飞速发展，由此带来新的生产力因素不断涌现以及产业革命，已经初现端倪。换言之，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能正在形成。实际上，就其局部性而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实践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并且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的格局，“以邻为壑”的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举措，不仅难以使自己从经济周期不景气的泥沼中走出，反而只能让自己越陷越深；相反，通力合作才是根本出路。正因如此，虽然部分发达国家实施了逆全球化举措，甚至通过架空WTO的方式使得经济全球化发展出现了暂时性阻滞，但在WTO改革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各种区域性的贸易安排和贸易协定迅速发展，其实展现的正是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态度。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不仅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正在力图顺应乃至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阶段性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占地为王”,以及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结束之后的“夺市为强”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均有其内在的固有缺陷，从而使其具有不可持续性，而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善治”。(19)也就是说，越是具有“善治”特质的国家，越有能力推动和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与以往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同，在经济全球化走到十字路口的关键阶段，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以此先进理念为引领，必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健康和可持续方向发展，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联互通”也必将更加通畅。对经济全球化的上述差异化态度和做法，跨国公司选择一个更加开放的国家进行投资，将更多更高端的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转移至这些国家，更加有利于其走向世界市场，并更好地与外部实现要素、产品、资源、信息的输入和输出。总之，在部分发达国家兴起逆全球化之际，中国更加坚定地实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必然能够率先抓住畅通国际大循环的机遇。这正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发挥畅通国际大循环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实践作用。

(二)双循环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实践路径

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塑竞争新优势，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中国不仅已经具备了实践基础，而且已经走在了实践的道路上，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正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20)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显然既要发挥需求侧的作用，也要发挥供给侧的作用，前者主要凸显价值链区位配置中的“本土市场需求”因素的重要作用，而后者主要凸显产业配套尤其是配套层次提升的重要作用。针对如何扩大内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在持续提升传统消费、积极发展服务消费、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大力倡导绿色低碳消费、持续推进重点领域补短板投资等方面，做出了重要战略部署，并从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方面探索建立扩大内需的保障机制。(21)

二是正在着力构建统一大市场。从理论上说，本土市场规模之大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能否将其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其实还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看，诸如“市场分割”“诸侯经济”等无疑是制约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发挥的关键因素。为此，2022年3月25日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即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并就具体的实施路径给出了明确的规划并提供了组织实施保障，力图通过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国内强大市场，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22)

三是正在实施区域高质量一体化重大战略。当前，国家正在实施一系列区域高质量一体化的重大战略，如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实施区域高质量一体化虽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正如已有研究指出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难以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战略则完全可以成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推进器。(23)显然，随着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区域范围内率先构建一体化的市场结构，同样有助于初步发挥本土市场的规模效应。对此，关于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实证研究，已经提供了充分的经验证据。(24)可见，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同样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本土市场规模优势的重要途径。

四是正在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阶段，中国不仅向世界庄重承诺“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而且与前一轮“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模式相比，新一轮开放更加注重高水平和高质量。所谓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扩大开放范围，实现外部市场空间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拓展开放领域，实现从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单兵突进”的开放，向服务业领域的开放不断拓展，产业领域开放结构更加均衡；由以往主要局限于边境的开放举措，不断扩展至全境的开放举措。显然，上述三个维度的立体式高水平开放举措，正是进一步畅通国际大循环，提升国际大循环质量的关键。比如：扩大开放范围是要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畅通；拓展开放领域是要以更广阔的产业领域参与国际大循环；深化开放层次是为实现价值链不同环节和阶段的无缝对接提供制度保障，确保价值链运转的畅通。从具体的实践举措看，诸如高标准构建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等，均是践行高水平开放的典型证明。

基于上述双循环的实践路径，我国在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体现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下滑条件下中国利用外资不仅实现了“逆势上扬”,基本实现了“稳外资”的目标，还实现了利用外资结构日趋完善的目标，即利用外资质量得以提升。中国商务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8.3%,占全国比重为36.1%,较2021年提升7.1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实际使用外资额增长最快，达到了56.8%。实践证明，依托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内外资企业融合发展、创新发展，是实现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重要途径。

注释

①习近平：《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求是》2023年第4期。

②洪俊杰、杨志浩、商辉：《国际供应链供给冲击与中国“稳外资”目标——外商资本追加视角》,《经济科学》2021年第6期。

③蓝庆新、赵永超：《从“引资”、“择资”到“导资”——我国吸引外资高质量发展回顾与思考》,《理论学刊》2019年第5期。

④张幼文：《要素流动下世界经济的机制变化与结构转型》,《学术月刊》2020年第5期。

⑤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101。

⑥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investment-report-2004。

⑦戴翔、杨双至：《数字赋能、数字投入来源与制造业绿色化转型》,《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9期。

⑧夏杰长、倪红福：《服务贸易作用的重新评估：全球价值链视角》,《财贸经济》2017年第11期。

⑨戴翔、马皓巍：《数字化转型、出口增长与低加成率陷阱》,《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5期。

⑩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3_overview_en.pdf。

(11)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https://unctad.org/publication/world-investment-report-2013

(12)(13)(1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15)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

(16)戴翔、刘梦、张为付：《本土市场规模扩张如何引领价值链攀升》,《世界经济》2017年第9期。

(17)陈钊、张卓韧：《稳外资：内部市场条件、对外开放政策及两者的互补性》,《财贸经济》2023年第1期。

(18)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96。

(19)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

(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21)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gov.cn/zhengce/2022-12/14/content_5732067.htm。

(22)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4/10/content_5684385.htm。

(23)刘志彪、刘俊哲：《区域市场一体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推进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24)戴翔、王如雪、谈东华：《畅通国内大循环对重塑竞争新优势的影响研究——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