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经济发展是现代化发展轨迹的空间展现，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关键支撑。新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发展环境、新技术冲击、新空间结构与新制度安排，对区域发展动能和区域发展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新发展格局具有市场畅通、创新驱动等深刻内涵，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市场可达性、产业链空间布局加速调整；数字技术改变了要素空间流动的成本与收益对比，重塑区域空间距离、区域要素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区域空间结构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网络化和流动性特征，影响城镇体系和区域治理模式；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强调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的动态平衡，推动区域发展目标和区域发展关系发生转变。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以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加快数字时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创新增长极与区域创新理论等理论的突破创新，为新时期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区域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学

作者简介：董雪兵，男，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未来区域发展实验室主任、教授（杭州310058）。*李霁霞，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博士后，（杭州310058）。史晋川，男，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杭州310058）。

收稿日期：2023-12-25

广义而言，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涉及经济发展、制度变迁、思想进步等方面；狭义而言，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指发展中国家采取高效率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技术，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前沿的过程（罗荣渠，2018；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2022）。由于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西方国家的发展状态和发展路径为学习和模仿对象，因此，长期以来，现代化又被称为西方化。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现代化发展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通过目标引领和战略部署，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具有工业发达、科技进步、社会文明、文化繁荣、民生富足的特征，又是立足于本国实际和基本国情的现代化，具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传统认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

区域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区域经济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础。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社会活动和地理空间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源配置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影响及区域经济空间的形成和变化（史晋川等，2022）。从空间角度研究经济现象，正是区域经济学有别于其他经济学学科的根本所在（郝寿义等，2015）。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轨迹的空间展现。一方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可从中提炼出独创性理论和特色研究范式，推动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关键路径。新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发展环境、新技术冲击、新空间结构、新制度安排，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围绕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加快区域经济理论的突破创新，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数字时代的中国区域经济

面对新的数字技术冲击，要素空间流动的成本与收益对比发生改变，推动区域空间距离重塑、区域生产要素重组、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革。

1. 区域空间距离重塑

在工业时代，地理距离是影响企业成本的关键要素，地理邻近性可降低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增进规模收益和知识溢出，形成地理空间集聚。数字技术大幅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运输成本、验证成本等交易成本（Goldfarb,et al.,2019），推动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链接，成为削弱地理空间集聚的重要原因。

在运输成本方面，与交通基础设施直接降低运输成本不同，数字技术通过改变生产消费方式、企业经营模式，进而间接影响运输成本。数字技术的万物互联特征使得消费模式从中间商销售变成企业向消费者销售，企业的市场覆盖范围急速扩大，企业可与远距离消费者达成交易，由此推动企业从点状经营向网状经营转变。快速增长的产品远距离运输需求推动现代物流行业迅猛发展，随着快递业务量的不断增加和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物流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更加凸显，企业运输成本不断下降。

在信息成本方面，随着整合供需信息的数字平台开始出现，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被不断削弱，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有效缓解。数字平台汇聚了大量企业和消费者，缩短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换距离，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信息搜寻和信息匹配成本。同时企业和消费者的交易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被记录下来，成为海量的交易数据，企业通过分析交易数据，可准确把握消费者偏好规律，以消费需求引导企业生产。在此过程中消费者也可借助数字平台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大量产品信息，以较低的价格满足自我偏好，扩大消费者剩余。上下游企业作为另一对供需双方，其交易行为也被数字平台捕获。历史交易数据可反映出交易双方的交易信用，依据交易信用能够有效降低交易风险，提升市场交易效率。数字技术也改善了知识交流的手段和效率，降低了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性。随着VR/AR等技术的发展，知识交换方式更加多样化，隐性知识的不可编码性降低，知识交流变得更加便利与准确，企业无需地理集聚即可实现知识共享。

数字技术降低了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推动地理邻近性弱化，增加了企业选址自由度，企业分布在地理空间上更趋于分散。不过随着经济发展向高质量阶段迈进，更加复杂、无法编纂的知识也将由此产生，地理距离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忽略。

2. 区域生产要素重组

工业经济时代，劳动力、土地、资本等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它们表现为物理资本形态，受地理空间的限制较大。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各类生产活动以各种形式被记录下来，成为可处理、可分析的数据。数据在不同主体间的流动和使用，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数据由此成为新的生产资料和关键生产要素。数据作为可转移的区域投入要素，同样需要运输载体，但与依靠交通工具的传统可转移要素不同，数据要素需要的是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一旦基础设施建设完备，数据就可借助计算机设备进行即时性运输和传播，地理空间限制大幅削弱。因此，数据要素具有非稀缺性、非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蔡跃洲等，2021）。由于数据能够更加便捷地被生产、传输、处理、分析，其所承载的有效信息将有助于提高劳动、资本等其他区域投入要素之间的协同性。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通信设施的不断完善，区位可进入性将由此发生改变，区际边界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约束将不断弱化甚至消失。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时空交换速度和频率都大幅上升，要素匹配效率得以提升，不仅改变区域要素结构和比较优势，也推动要素空间分布更加分散。例如，数字时代信息成本大幅降低，劳动者获得信息的便利程度大幅提升，迁移的机会成本大幅下降，劳动者可根据自身人力资本和各地生活成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灵活择业、灵活选择常住地，劳动力空间流动变得更加自由。同时，随着平台商业新模式的出现以及快递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劳动者就业和创业机会增加（Acemoglu,et al.,2018），释放出部分潜在劳动力，将改变区域劳动力要素分布、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消费结构。而劳动力包含了与生产相关的知识，劳动力流动可通过面对面交流促进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传播和扩散。

3. 区域经济结构变革

区域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当要素结构受数字技术影响已发生改变时，若产业结构无法随之调整升级，将会出现路径依赖，阻碍区域可持续发展。为避免区域发展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区域依据动态变化的要素结构，转换升级比较优势产业。

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企业联系突破了地理距离限制，产业集聚超越地理空间束缚，转而在虚拟空间形成新的集聚（王如玉等，2018）。传统地理集聚强调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区域要素的集聚，虚拟集聚更加重视数据集聚，以数据集聚和数据信息处理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升产业链各环节耦合程度以及产业链协同程度。以虚拟集聚为依托，更广泛、更紧密的跨区域分工与合作成为可能，区域产业布局发生重构。对欠发达地区来说，虚拟集聚能够推动其摆脱区位劣势，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通过信息网络和电商平台，欠发达地区的特色产品得以对接广阔的虚拟市场，促成实体生产的就地发生，实现虚实共生的双重集聚（张可云等，2022）。

二、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区域经济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群进入一体化发展阶段，区域空间结构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网络化和流动性特征。

1.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城市集聚大量要素和功能，在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作用下城市经济密度快速上升。但当集聚达到某一临界值后，集聚效应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开始减弱，集聚不经济和拥挤效应开始出现，大城市的扩散力大于集聚力，要素资源开始向周边中小城市扩散，城市间正溢出效应增强，城市化进程从单核城市发展阶段进入城市群发展阶段。伴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本和技术越来越密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呈现出分工细化、规模经济扩张的特点，单个城市无法形成有效产业集群，需要在更大的空间范围进行优势互补。城市群和都市圈逐渐取代单个城市，成为集聚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载体。但城市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交易成本，同时城市行政边界也会抑制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成为城市群产业分工的制度障碍。城市群一体化是降低由产业分工细化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径，能够推动城市间正溢出效应内部化，是城市群的发展方向（林毅夫，2021）。

城市群一体化包括交通与信息等基础设施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等多方面内容。目前，城市群建设侧重于交通一体化，以降低城市间的运输成本，但信息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制度一体化等进程缓慢，城市间信息通信成本以及制度成本仍然较高。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通过促进信息流通共享、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产业协作水平、改善民生服务等，成为城市群一体化的重要驱动力。不过数字技术只提供实现城市群一体化的技术条件，并不必然提升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若城市群一体化过于依赖数字技术驱动，那么只有达到数字准入门槛的城市才能进入一体化网络，网内城市通过数据连接和信息共享进一步增强数字化水平，将进一步拉大网内外城市发展差距。

2. 网络化空间结构

在城市群发展阶段，城市间要素流动变得频繁，空间网络关联性增强。网络化空间结构缩短了资源、知识、政策等流通链条，大幅降低了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了城市相互连接和协同合作的机会，推动了要素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尺度进行优化配置。特别是数字平台的出现，使得原本不相邻的城市间也能够及时传递信息和共享知识，推动城市体系扁平化发展，空间结构从中心—边缘结构转向多中心的网络结构，城市间关系从支配—依赖关系转向基于平等共享的功能互动联系和职能分工关系。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城市集聚多样化功能，发挥城市化经济作用，周边中小城市则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包括大城市在内的其他城市实现分工协作与功能互补，发挥地方化经济作用。在城市网络中，城市不再是一个孤立个体，而是网络系统中的节点。与集聚外部性随距离衰减的特征不同，网络外部性不受距离限制，而与城市间互补关系强度相关，因此，运输成本最小化和市场范围最大化不再是城市发展的首要目标，城市的网络连通性和节点性比城市规模更为重要（Huang,et al.,2020），城市群空间发展战略重点从空间邻近性向网络联结性转变。

3. 城市群协同治理

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治理模式，反过来，城市治理模式也会影响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已历经单核城市发展阶段和城市融合发展阶段，与之相匹配的治理模式也历经行政区行政和区域行政的演化过程。随着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出现，与其相匹配的治理模式要既能够发挥边界的属地效应，以确保空间权利明晰，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性，又能够实现跨界效应，推动城市群要素空间优化配置。但由于城市群治理模式未能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趋势协同演化，导致产业转型发展、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生态环境保护等都面临较大的挑战。

行政边界下的空间制度障碍是阻碍城市群一体化的最大障碍，突破制度藩篱、降低外部交易成本是构建城市群治理模式的重点。调整行政区划是城市群治理的政策工具之一，通过行政边界与治理边界相重合，消除边界阻隔效应，推动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但不论行政区划如何调整，行政边界永远存在，无论是行政区划兼并还是重组，旧边界消亡的同时又会产生新的边界，边界效应消除的同时也为城市群发展带来新的行政边界制约。另一种政策工具不涉及行政区划调整，包括以法定关系代替区划调整、职能部门合署办公等，但该政策工具也存在属地责任模糊化、空间发展权利不清晰等问题，产生发展激励不足、交易成本增加等不利结果，影响城市群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和持续性。

三、共同富裕与中国区域经济

共同富裕目标将改变区域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空间规划体系和区域政策体系的评价标准与维度，推动区域发展目标从以地方经济利益为主转向以区域公共利益为主，推动区域发展关系从无序竞争转向有效竞争与协调合作。

1. 区域发展目标调整

区域发展水平代表地方政府和官员利益，在地方政府和官员追逐自身利益的激励下，行政区域的客观属性逐渐演变为主观的利益主体属性（雷伯勇等，2020）。当区域发展目标以地方经济利益为主时，行政区域作为一种制度性的空间安排，不同空间意味着享有不同的资源禀赋，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可流动性，必然导致地方竞争。

共同富裕指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全体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共享日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刘培林等，2021）。共同富裕发展目标要求区域经济发展是立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特定地方的繁荣”（杨开忠，2021），缩小区域差距不仅是缩小区域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更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董雪兵等，2019）。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要求，满足人民在社会保障、居民收入、绿色发展、医疗改革、教育公平等方面的需要，将为地方政府带来公共利益，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推动区域发展目标从以地方经济利益为主向以区域公共利益为主转变。随着区域间要素流动日益频繁，区域关联不断增强，民生问题开始超越自然区域和行政区域，呈现出跨域性、外溢性、外部性特征，这为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合作基础，而协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规模效应、互补效应为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行性。

2. 区域发展关系变革

斯密—杨格定理表明，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水平决定了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增加将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程度，分工水平又会影响生产力水平，进而影响市场范围、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等，即共同富裕程度。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形成覆盖全域的统一市场体系和分工体系，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即推动区域发展关系从无序竞争转向有效竞争与协调合作。

长期以来，中国按照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划分经济区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造成地区间制度分割以及地区分工格局固化。而且受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工业基础、社会文化条件等综合因素的约束，中国通常采用由东到西逐步推进、梯度发展的发展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强化了区域分割的不平衡发展格局。

综观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区域平衡发展到区域非均衡发展再到区域协调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区域合作方式与区域分配关系。但部分区域合作政策的内容仅涉及资源倾斜配置，未能有效解决区域利益矛盾。实践中区域合作方式仍以行政手段为主，单方面资金、货物或者智力支持仍较为常见，致使区域间缺少深度互动与融合，不利于全域分工协作体系的形成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

3. 空间效率与空间公平

促进共同富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从空间维度而言，共同富裕就是在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机会的空间均衡化，实现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的动态平衡。

过去区域发展战略强调要素的均衡分布和地理空间的经济繁荣，区域政策以资源倾斜为导向，按照行政级别配置资源。虽然要素倾斜政策在短期内提升了欠发达地区发展基础和发展水平，但从长期来看，造成要素配置的空间扭曲，阻碍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有效集聚，不仅抑制了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发展潜力，而且导致经济优势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合作机制构建不足（孙志燕等，2019）。随着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各地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加快，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致使人口等要素流动成本和集聚成本大幅降低，未来大量行政区域将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失问题，其经济发展功能难以保持。若不改变以资源倾斜为导向的区域政策，不改变按照行政级别配置资源的纵向发展体制，要素配置扭曲和空间发展效率低下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传统城镇化将城市和乡村视为对立竞争的独立范畴，强调以城镇为中心的单边城镇化，忽视农业和农村发展，牺牲农民和农村利益（刘守英等，2022）。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提出破除了城乡二分范式，将城乡发展空间视为一个统一有机整体，强调城乡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优化城乡空间结构、要素配置、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等，加快构建起优势互补的城乡地域共同体。

四、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区域经济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时期，也遭遇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化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深度调整等复杂因素。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以及全球经济地理的根本性转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和安全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推进下，区域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区域市场分割程度弱化，产业空间布局和区域经济格局加速调整。

1. 区域发展动力转换

受全球经济放缓和大国博弈影响，一方面，国际需求规模下降，对外贸易不确定性风险上升，外向型经济对于国内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和贡献度降低；另一方面，通过高新技术引进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实现技术进步的路径受到限制，影响了国内产业升级进程。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所在。区域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空间系统，是实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在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等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条件迅速减退的情况下，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只能依靠创新驱动。

新发展阶段技术创新门槛不断提高，无序的地方创新竞争会导致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既不符合中国要素资源比较紧张的基本国情，也不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要以协同创新提升区域发展动力。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中心城市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由于前期经济积累和技术积累，集聚起大量的高技能劳动力、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已逐渐成为创新增长极，并由此构建起以创新增长极为节点的区域创新网络（周麟等，2021）。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高技术产业呈现出非地域集聚和跨行业融合的发展趋势，也将进一步推动区域创新体系扩展为超越地域限制的空间创新系统。

2. 区域市场分割弱化

中国区域市场分割造成国内要素配置空间扭曲，使得全球资源配置过程缺乏国内资源配置最优化支持，各地区选择对外贸易替代国内贸易，进一步加深了国内市场的分割程度。但随着对外贸易需求量下降和不确定风险上升，对外贸易替代国内贸易的路径将不可持续，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提条件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必须大力破除区域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有效降低要素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要素空间分布格局优化，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是提升地方市场准入水平的关键手段之一，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随着飞机、高铁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新增交通基础设施对提高市场可达性的边际效用在不断减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偏远地区繁荣发展需要配套教育投资等其他措施。在此背景下，政府需进行更为细致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来制定更加合理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受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激励的影响，区域间存在利益性市场分割。新发展阶段“数字桥梁”的搭建正在持续模糊各地区间的地理边界，信息基础设施能够打通地方政府间信息沟通渠道、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地方交流与合作。同时，信息基础设施也有助于增强政府介入行为的有效性，削弱政府因信息不对称、有偏选择而导致的价格扭曲和竞争损害，增强市场机制对要素的优化配置功能。

3. 产业链空间重构

由于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各国产业布局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安全和产业链安全，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刻变革调整阶段，中国迎来产业链供应链升级机遇。必须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以产业链空间重塑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对产业链环节的控制力。过去区域分工以要素禀赋为主，中西部地区凭借能源优势位于产业上游，参与国内价值链分工较为不足，不利于提升国家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性和竞争力。东部地区虽凭借临近港口、临近市场等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融入全球分工网络，但高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低，有陷入低端锁定的风险。从工业时代到数字时代，区域地理区位、自然禀赋、交通运输条件的重要性日益减弱，知识和创新优势逐渐成为区域发展新的竞争优势，推动以要素禀赋为主的区域分工逐渐向以技术优势和创新优势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分工转变。

五、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展望

新时期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1)。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应该总结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进展，围绕重大现实问题，从区域发展动力、区域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区域关系、区域开放等角度，探索和创新数字时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创新增长极与区域创新理论、产业链重构下的区域产业理论、区域空间结构与城市群理论、区域关系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大国经济下的区域开放理论，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1. 数字时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在数字时代，数据已被广泛地视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基础性战略资源。与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具有非稀缺性、非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因此，数据要素是符合传统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还是会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趋势？数据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还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围绕上述问题，针对数据要素特征，构建包含数据要素的新型区域生产函数，分析数据要素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机制，丰富和创新数字时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2. 创新增长极与区域创新理论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经历了要素主导型、规模主导型两个阶段，创新驱动已成为新时期区域高质量发展新的动力来源。各区域需要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各具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新经济地理学侧重于从生产角度解释要素和生产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只回答了“在哪儿生产”的问题，但对创新区位、科技区位、人才区位等经济地理活动未进行系统探讨和诠释。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围绕创新要素流动与集聚问题，加快区域创新理论发展：一是深入分析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集聚机制，深化创新活动的空间规律研究；二是拓展传统增长极理论，将创新纳入增长极理论范畴；三是在区域创新理论中纳入空间维度，深化区域创新空间外溢研究和区域创新网络分析。

3. 产业链重构下的区域产业理论

随着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世界各国对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诉求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韧性优先，中国面临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需求。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冲击，推动全国生产力尤其是重大生产力布局迎来新一轮优化与调整，同时也为构建协同化与差异化并存的区域产业格局带来了机遇。在此背景下，区域如何推动比较优势产业动态转换，破解产业路径依赖难题？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及其结构如何影响区域产业集群？数字产业等新兴产业集群将呈现出哪些新特征，进而会如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区域创新链和产业链如何实现深度融合？区域间产业转移、分工与合作关系将发生何种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探讨和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针对区域产业韧性和产业空间关联，探索以产业链重构为基础的区域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理论：一是深化产业集群理论、产业共聚理论研究，分析产业关联、产业共聚、产业空间格局之间的内在关系；二是拓展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探索区域产业关系理论。

4. 区域空间结构与城市群理论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传统强调集聚经济的城市内生增长理论不再适宜用来单独解释新空间形式和新空间结构下的城市与区域行为。新时期城市群的合理边界该如何调整确定？城市群内各城市多大规模为宜？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如何转变？国内各城市群一体化将呈现出哪些新特征？如何发挥数字技术提升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积极效应？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需围绕上述问题，创新区域空间结构和城市群理论：一是基于城市群网络化的结构特征，以空间关联为研究对象，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等社会学分析方法，测度城市群关联强度、评估城市群网络溢出效应、分析网络化空间结构对城市群一体化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拓展城市群理论研究；二是围绕城市边界效应、城市群一体化激励机制、城市群治理模式影响因素等问题，拓展区划理论和空间治理理论，推动城市群治理模式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趋势协同演化，提升城市群一体化水平。

5. 区域关系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仅是解决空间发展动力问题和协调区域关系的手段，也是主动谋求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推动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围绕空间效率与空间公平关系，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突破创新：一是聚焦区域间利益平衡与合作问题，创新地区间关系协同理论，探索对口支援和对口合作新机制、区际利益平衡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统筹空间协调与重点地区发展有机互动新模式等；二是针对现行以地方经济利益为标准的绩效评估体系和官员激励晋升制度明显滞后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要求的矛盾冲突，深化央地关系理论和政府绩效管理理论研究，分析区域间竞争模式和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与改革路径，发挥区域发展绩效评价体系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牵引作用。

6. 大国经济下的区域开放理论

中国的比较优势已逐渐从要素成本优势向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变，将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目前，区域经济学侧重于外向型经济和国际贸易研究，对国内区域间开放联动研究不足。在新发展阶段，如何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国内要素资源配置？如何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深度融合“一带一路”与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高质量制度型开放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围绕上述市场分割困境和区域开放问题，加快大国经济下区域开放理论的探索创新：一是深化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分析影响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市场可达性的关键因素和内在机制；二是加快区域开放布局研究，分析开放平台的区域布局规律及其对区域开放质量的影响效应，为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网络化、立体式区域开放新格局提供理论支撑；三是吸纳全球生产网络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概念，将国内市场等解释变量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起以自身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

参考文献

[1]ACEMOGLU D,RESTREPO P.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factor shares,and employ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8,108(6):1488—1542.

[2]GOLDFARB A,TUCKER C. Digital economic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19,57(1):3—43.

[3]HUANG Y,HONG T,MA T. Urban network externalities,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urban economic growth[J].Cities,2020(107):102882.

[4]蔡跃洲，马文君.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

[5]董雪兵，李霁霞，池若楠.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

[6]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第三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7]雷伯勇，蔡之兵.空间变革如何助力高质量发展：空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与路径[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6).

[8]林毅夫.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区域一体化[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9]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8).

[10]刘守英，龙婷玉.城乡融合理论：阶段、特征与启示[J].经济学动态，2022(3).

[1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12]史晋川，董雪兵，潘士远.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探索：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视角[J].经济研究参考，2022(9).

[13]孙志燕，侯永志.对我国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多视角观察和政策应对[J].管理世界，2019(8).

[14]王如玉，梁琦，李广乾.虚拟集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空间组织新形态[J].管理世界，2018(2).

[15]杨开忠.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J].China Economist,2021(3).

[16]张可云，杨丹辉，赵红军，等.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J].区域经济评论，2022(3).

[17]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认识、经济前景与战略任务[J].经济研究，2022(8).

[18]周麟，古恒宇，何泓浩.2006—2018年中国区域创新结构演变[J].经济地理，2021(5).

注释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