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强调“因地制宜”?在实践中如何体现“因地制宜”?如何健全有利于“因地制宜”的体制机制?这是当前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因地 制宜”的原因与意义

“因地制宜”一词最早出自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意思是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来制定适宜的办法。现代社会无论做什么事情，选择在哪个地方发展，还是制定各地区政策，都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资源等实际条件，采取符合当地特点的措施，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可以说“因地制宜”就是遵循客观规律的普适性工作方法，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那么，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强调“因地制宜”的深层原因和重要意义何在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认识。

一是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特殊重要性。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它是在当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对构成生产力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大要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空间上必然集聚在少数地区，特别是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创新性活动，更是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发达城市，并非普遍性分布；此外，它所包含的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基础的地区也不一样，对要素配置的要求也不一致。如在科研实力强的地区会侧重于发展高端芯片、人工智能(AI)等前沿科技产业，而传统制造业集中的地区，会先聚焦于制造业的数智化和绿色化改造提升；人才密集的城市适合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知识密集型产业，而资金充裕的地区可在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资金需求大的领域发力。

二是基于马克思“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因地制宜”,从根本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工理论。马克思认为劳动地域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包括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条件是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基础，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得某些地区在生产特定产品或发展特定产业方面具有天然优势。除自然条件外，人口分布、市场需求、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发展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和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劳动地域分工本质上是社会分工在地域上的体现，不同地区专门生产不同的产品或从事不同的经济技术活动，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产业结构，这种分工使得各个地区相互依赖、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只有因地制宜才可能推动各地区分工协作，共同发展好新质生产力，并形成共享科创红利的空间格局。

三是基于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国情特征。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技术基础等差异巨大，且空间分布错位，从资源丰度来看表现为“西高东低”(西部丰富、东部稀缺),而从经济技术水平上表现为“东高西低” (东部发达、西部欠发达),各地区发展的重点难点也不尽相同，不能简单套用单一发展模式。只有因地制宜，才能让各地区找到适合自身条件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同时也能为后发展地区提供“弯道超车”“换道超车”的新机遇，实现各地区在新质生产力不同层次和领域的协同发展，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比如地处我国西南地区的贵州，根据自身禀赋条件，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在国内较早培育发展“无中生有”的大数据产业，拉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从而摆脱了人均GDP长期垫底的落后状态。

四是基于历史经验教训。从我国以往发展的实践上看，违背因地制宜的原则制定发展政策的情形并不鲜见，如习惯于搞“一刀切”,热衷于搞“羊群效应”,尤其是盲目求新、喜新厌旧，出现新技术、新产业、新项目，各地一哄而上，纷纷效仿，“抄作业”现象普遍，导致的后果就是地区产业结构雷同、产业同质化、经济泡沫化，造成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严重。尽管这种传统发展方式长期受到诟病，并引起广泛的重视，但这种旧思维的惯性依旧未消失，尤其是并未从体制机制上得以根本解决，这也正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因地制宜”,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实践支撑，而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通过分工合作，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合力，提高整体创新效率和国家竞争力；二是有利于各地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现实需求找准自身定位，选择最适合自身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和模式，通过协同联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三是有利于避免脱离当地实际的盲目跟风 “求新”,造成区际同质竞争、资源错配，甚至产能过剩，从而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健康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考虑的因素与类型区

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篇不容易做好但又必须做好的大文章，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要根据各地的区位特点、资源禀赋、科创实力、产业基础、功能定位、发展阶段等综合把握和权衡，以明确不同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有选择、有先后、有重点地推进。这不仅关系各地区新质生产力的合理选择问题，更涉及到国家生产力的战略布局问题，要从区域和国家两个层面来统筹考虑各类地区的差别。

1.科创能力强的地区与科创能力弱的地区

科技创新能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首要条件。如何在科创实力上体现因地制宜?一方面，国家要从抢占全球科技制高点的战略高度，优化国家创新资源的空间布局，特别是合理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引导优质资源向创新能力强的“国家队”地区集聚，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同时对创新能力较弱的地区，也要从科研设备、经费、人才、公共科创平台等方面提供相应的扶持，为不同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相匹配的创新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各地区要根据自身科技实力选择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如科技实力强的区域可选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类脑科技、航空航天等前沿科技，而科技实力弱的地区可以瞄准技术适中、市场需求大的领域发展。

2.资源富集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

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而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镍钴锂稀土等战略性矿产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资源。在资源禀赋上体现因地制宜，就是对于那些能矿资源丰富的地区，要重点开发好、利用好、保护好这些重要资源，国家要做好战略资源的规划引领，促使其优先使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模型、航空航天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并鼓励相关地区适度开发、延长产业链。对于那些资源匮乏的地区，可以从区位交通、人文条件等其他方面，寻找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相对优势领域，比如培育发展非资源依赖的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

3.高精尖产业地区与传统产业地区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在产业基础上体现因地制宜，就是对于那些产业基础雄厚、产业体系相对完整的地区，要加快推进其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在发展符合新质生产力方向的高精尖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上要走在前列，如工业机器人、高端芯片、智能装备、工业大模型等，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领头羊”。对于那些以纺织服装、有色金属、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为主体的地区，要加快推进数智化和绿色化改造，通过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使“老树开新芽结新果”,形成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高、低碳节能环保、降本增效提质的新质生产力，所以，不能把传统产业当作“包袱”放弃，大量传统产业区是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不可忽视的源泉。

4.承担重大战略区域与一般性区域

不同区域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根据地区承担的主体功能来选择确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体现因地制宜的重要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类区域是国家从战略高度赋予其特殊功能使命，比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这些承担国家重大战略的区域是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和科技创新的主要策源地，这里聚集有一流科学家等丰富的科创资源，建设有为数较多的国家大科学装置、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等最高级科创平台，因而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在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上必须走在前列并发挥引领作用，不断产出高水平、高质量、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原始创新成果。同时，其他一般性地区也要有所作为，根据自身条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尤其要主动对接重大战略区域，积极承接其非核心功能和产业转移以及科技成果在本地转化。

5.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

区域发展有先有后，不可能齐头并进，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要考虑不同地区所处发展阶段的差异，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先发地区一般经济发达、科技实力强、产业层次高、人才资本富足，大多进入工业化后期甚至后工业化阶段，因而要承担起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任务，力争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取得更多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成果，在我国目前尚受制于人的科技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后发地区通常经济科技实力相对弱，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上不可能像先发地区那样选择“高精尖”“高大上”的领域，更多的是采用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和普通技术的迭代升级。需要重视的是，新一轮技术革命也为后发地区创造了“后发赶超”的机遇，要勇于抓住机会超越自我，利用后发优势选择那些具有自身特色的、差异化大且成长性高的新产业赛道，或容易被忽视的技术领域加力攻关，有可能实现“换道超车”后来居上。

6.沿海中心城市与国家战略腹地

在地理区位上体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考虑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原则，既要重视发挥沿海地区中心城市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和策源地的作用，也要着眼于应对国际复杂多变环境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带来的安全风险，优化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在建设国家战略腹地中，要注意把关键产业备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有机结合，通过提升“关键产业”的含“新”量，带动战略腹地区域产业体系的现代化，这样也有利于加快缩小腹地区域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

三、如何健全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的体制机制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应把着眼点放在如何构建有利于形成“因地制宜”的体制机制上。为此，要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布规律和区域发展规律的认识，着力破除阻碍“因地制宜”发展的体制机制羁绊，加快建立更适应不同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健康有序发展。

1. 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国家和区域各层级规划引导机制

完善规划引导机制有利于各地区精准定位自身新质生产力方向，是因地制宜的重要机制。首先，要强化顶层设计与战略引领，制定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清晰界定新质生产力的重点发展领域，并结合创新驱动战略、制造强国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明确阶段性目标任务以及重大新质生产力布局，为各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宏观指引。其次，优化规划体系衔接。在国家上位规划导引下，建立健全国家、省区、市县各层级规划之间的协调机制，确保规划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的有效衔接，并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打破条块分割，形成规划合力。再次，建立规划实施机制，明确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和工作分工，制定详细的实施计划和时间表，确保规划任务落到实处，并设立跨部门、跨地区的协调小组，加强对重大项目和关键环节的协调推进。最后，建立科学合理的监测评估体系，对规划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 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形成鼓励创新资源跨区域有序流动的机制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导引下，区域之间对创新资源的争夺竞争也会日趋激烈，特别是对人工智能、芯片、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及相关人才需求扩大，区际流动频繁，因而亟待完善科创人才政策和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等制度体系。首先，抓紧贯彻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明确要求各地区不得在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方面设置影响人才流动的政策性障碍，从制度层面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对人才流动的干扰。其次，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建立科学、统一、多元的人才评价标准，打破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单一评价模式，注重人才的实际能力和创新成果，减少因评价标准差异导致的流动障碍。再次，建设全国性人才信息平台，整合各地人才信息资源，促进人才与岗位的精准匹配，并鼓励区域间技术成果和人才信息共享、资源互补，促进人才等创新资源在地区间协同发展。最后，鼓励科技成果跨区域有序转移流动和转化，建立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确保各类人才的创新成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有效保护，提高他们跨区域流动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

3. 强化分工协同联动，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区域合作机制

因地制宜不仅强调区域特殊性，而且也强调区域协同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各地区分工协作，为此，要努力形成有利于跨区域合作的机制。首先，要突破行政区范围，在更广泛区域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紧密合作的区域技术创新体系，鼓励本地企业与区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其次，开展区域资源评估，全面梳理本地区及相邻相近区域的自然资源、产业基础、人才储备、科研实力等要素，通过实地调研、数据统计分析等方式，评估制造业基础、科研实力、应用场景资源等要素的区域分布情况，根据评估结果，精准定位各区域在产学研用链条中的角色，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再次，搭建跨区域产学研用合作平台，建立实体化合作载体，如建设一批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吸引高校科研团队和企业入驻，开展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对于那些技术人才缺乏的地区可以到创新资源富集的地区设立“科创人才飞地”,以达到“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目的。最后，要设立专门机构负责跨区域产学研用合作的协调，解决合作中面临的问题。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国家和区域各层级规划引导、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跨区域产学研用合作联动等多个方面推进，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因地制宜的体制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