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在归纳我国“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新趋势和值得借鉴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应我国现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四条经济地理学定律：(1)国家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共生的，不存在区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国家现代化。(2)区域地域功能的结构特征和区域之间经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决定着城乡和区域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均衡状态。(3)实现现代化时期与小康建设时期不同的是，人力资源和科技进步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已成为主导和决定性因素。(4)依托比较优势的区域差异化发展是提高国家现代化整体效能的基石，提升生态产品的价值化水平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改革的重点。最后，文章还对“十五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适应性策略进行了初步讨论。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2230510）

关键词：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地理学定律，主体功能区，科技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十五五”时期“，十四五”时期

作者简介：樊杰（1961—），男，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经济地理》主编，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综合研究。E-mail:fanj@igsnrr.ac.cn；

收稿日期：2025-01-01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更是“十五五”时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2007年，中央政治局就区域协调发展主题进行集体学习时，笔者从四个方面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内涵做了解读：内涵一是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内涵二是加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三是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内涵四是区域人口经济发展应当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这成为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广义内涵[1]。相比此前采用的区域协调发展的狭义内涵（仅指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应当说该广义内涵是针对当时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水平，通过“丰富内涵”进行的“完整表达”，其中内涵四是针对欠发达地区以也要致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名义而不顾及自身资源环境进行的盲目开发建设，内涵三则是针对各地区忽视自身的比较优势而对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前景的项目一哄而上造成极大浪费的重复建设活动，内涵二是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存在着较大差距的发展阶段使改革开放的政策更多惠及各方百姓、实现空间公平的可行途径。如果抛开这些时代性的应景特征，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应当是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努力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均衡化过程[2]。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学认为，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际（本文将城与乡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区域，也纳入区际范畴，此处不单列。下同）差距存在本身是区域发展格局变化的原驱动力，区际差距缩小的均衡过程是区域发展格局演变的趋于稳态的基本规律。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

1“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新趋势与值得借鉴的经验

从发展趋势中领悟演变规律、从发展成就中借鉴经验，无疑是把握未来发展和制定适应性策略的重要方法。“十四五”时期或者上溯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向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因此，区域协调发展出现许多新趋势[3]，对制定“十五五”规划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1.1各类发展规划、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的体系化受到重视

提出“发展规划、空间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构成的我国规划体系，统筹长期困扰我国的“发展”类与“布局”类规划不协调的问题。推动空间规划的“多规合一”，形成“五级（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三类（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解决空间布局规划的政出多门且相互矛盾的问题。后又进一步提出健全战略规划体系，试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探索我国战略多样（仅从战略覆盖的空间尺度看，新型城镇化战略是国家尺度、京津冀战略是区域尺度、雄安新区战略是地方尺度）且不断丰富（最先成型的“四大板块”战略、随后出现的主体功能区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完善的区域重大战略）的背景下战略的体系化问题。“十四五”时期，在规划体系化建设方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推进力度最大的一个发展时期，以首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1—2035年）》正式发布为标志，“十四五”时期也是规划体系化应用力度最大的一个发展时期[4]。加强规划引领是一个大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趋势，值得借鉴的经验或者说未来进一步需要加强的工作，一是要发挥区域发展战略的叠加效应，二是还应切实健全战略规划、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体系，三是通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建立实施规划体系化的机制，通过法制化将这种机制固定下来。

1.2不同区域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的有序度显著提升

一个大国的不同区域，在全国一盘棋中基于比较优势有序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5]。主体功能区战略创新性地解决了各地的发展定位以及全国的空间战略格局问题，并有机地将宏观尺度的战略性与微观尺度的约束性、基础性有机统一在一个战略和规划当中，通过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的加持，以及扶贫攻坚、生态建设等重大工程的支撑，推动“十四五”规划期间取得以下显著成效：①在我国生态安全屏障格局优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方面，促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国控断面的水质、优良大气的天数、森林覆盖率等全面提升，我国人民得到了宜居的实惠，发展的含绿量提升了发展的含金量，为全球变绿、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作了突出贡献。②城市群（包括都市圈和区域中心城市）在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人口和经济继续向城市群地区集聚，过去五年也是县城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县城建设面貌变化最大的时期，同时通过城市更新行动也初步实现了我国城市从快速增量发展向存量发展的转换、从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品质化提升的转换。对不同区域采取功能定位的方式指引其合理发展，是塑造可持续国土、具有竞争力国土和美丽国土的最重要政策工具[6]，值得借鉴的经验或者说未来进一步需要加强的工作，一是切实发挥主体功能区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以主体功能区的稳定态确保区域战略在不断变化中的长期效益、综合效益不受损；二是明确不同战略的叠加关系，并形成协同机制；三是针对粮食主产区成效不足，加大政策力度以确保食物安全；更重要的是，要按照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优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包括各类主体功能区内涵和区划方案、建设原则、发展方向，以及配套政策体系。

1.3城乡间、区域间的发展协调度有所增加

城乡间、区域间人民生活水平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缩小是表征协调度的主要指标，从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十四五”时期主要成效是[7]：①在城乡间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人民收入水平差距就绝对值而言依然扩大的同时，相对值持续缩小。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除发达地区经济增速减缓之外，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或稳步增长也是前所未有地导致差距缩小的原因之一，一部分欠发达地区在新动能的驱使下，开辟新赛道，正在成为我国新增长极。②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城市群和发达地区经济集聚过程远远优先于人口集聚过程的现象，经济具有活力的区域经济递增与人口集聚的同步性向好，经济聚集度与人口集聚度之差开始缩小，这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创新一条在经济和人口同步集聚中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新途径。③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出现经济增长乏力的区域人口开始不同程度的收缩，这是符合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发展规律的。一个区域具有空间综合承载力，它是由客观的自然承载力加上包括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基础设施支撑程度乃至社会容量等共同构成，人口应当与当地的空间综合承载力相适应，当人口超载时，我们过去习惯于通过增强当地空间综合承载力留住人口，当不符合客观规律时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其实，通过人口流出来减少人口以适应当地空间综合承载能力也不失为一条重要的途径。这一点，在发达国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是优先选择的政策途径[8]。④我国边境地区人民生活水平已经全面超过邻国边境地区的水平，这是实现我国国土安全的关键保障。上述四点的经验借鉴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也应当成为未来继续加强的工作。1.4科技创新引领供给侧改革和大众消费升级引领的需求侧变化在区域发展中的驱动力作用已开始显现

“十四五”时期特别是近两年经济发展普遍乏力之际，具有经济增长活力的地区主要有两类[9]，一是以科技创新赋能、实现生产的供给侧改革，特别是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领域提供的新产品，滋生出新的消费热点，对我国生产过程和生活方式产生深刻的改变，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合肥市的蓬勃发展以及深圳市的稳步增长。与之相关的，长三角依托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成为我国区域经济最具活力的城市群。二是基于地域文化和自然生态景观，形成的现代旅游业热点地区，包括大、中、小不同尺度的地域空间。我国在经历了汽车、房地产两轮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期之后，随着大众消费升级，现代旅游业将成为第三轮具有强劲拉动经济作用的热点领域。现代旅游是以具有显著地域依赖性的特色文化和特色景观为资源，依托现代快速远程交通系统与自驾游相结合的出行方式，如20天左右出行周期，集观光体验、养生休闲和探险学习为一体的深层次沉浸式游憩活动，为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换提供了合理的路径。这两个方面具有创新性，也是未来发展应创造条件加大引导力度、促进大规模发展的方向。创造条件的着力点，是消除影响这两个方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主要包括建立近期科技发展以面向产业发展需求为主导的创新机制、形成高品质的生态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体制。

2 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四条经济地理学定律

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区域协调发展历程，结合国外发展实况，参考经济地理学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探索成果，总结出新时期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四条经济地理学定律，这是理解和确定我国“十五五”乃至更长远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经济地理学科学依据[10]。

2.1 国家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共生的，不存在区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的国家现代化

经济地理学倒U型理论表明，区域发展差距具有先扩大后缩小的基本演变规律。发达国家发展历程的统计学规律表明，从扩大到缩小的拐点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发展阶段。这是由于在进入拐点之前，国家发展是以国家整体经济增长最快为战略取向，各种生产要素向具有优势的区域集聚以及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基本方略，在国家发展效率最大化的同时、区域差距拉大从而以牺牲发展的公平性为代价。实际上，当国家进入到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经济地理学倒U型理论给出的区域发展差距演变规律并不全面，全面的表达应当是，进入区域发展差距变化的拐点后至少有两种走势：①如倒U型规律所示，区域差距缩小、国家发展进入现代化阶段；②区域发展差距进入稳定的平台期，国家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许还有其他走势的可能。也就是说，国家从发展中国家步入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反之也成立，只有区域发展差距缩小，国家才可能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即：国家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是共生的。从学理上，尚未给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由于国家富裕后有能力解决区域发展差距问题而实现了区域协调发展，还是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了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并无定论。

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既是现代化的目标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途径。鉴于我国“十五五”时期的时代性特征，区域协调发展应当在“十五五”乃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更是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应予以高度关注。“十五五”时期面临的时代特征主要包括：目前经济发展周期处于生产供给大于消费需求的阶段，消费疲软对现有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格局都具有很大的“定型”作用。在这个阶段实现国家现代化，在经济结构上要通过供给侧创新、开辟新赛道，增强财富的创造能力，在区域经济格局即经济的空间结构上要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财富的消纳能力，从财富产生、财富积累和财富消纳的全链条改良“供给大于消费”的状态，形成在一些领域创新性供给尚未满足消费的潜在需求，而在一些领域消费需求强力拉动生产供给规模的扩大。从我国发展现状分析，“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取向，发达地区主要是解决科技创新增强供给侧创造财富的能力，而欠发达地区却具有供给与消费合力共同发力的可能。

2.2 区域地域功能的结构特征和区域之间经济收

益的再分配过程，决定着城乡和区域人民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衡状态

从空间维度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首先是同其地域功能的构成具有密切关系。在国家尺度上主体功能区由三种类型构成，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地区。这样，一个省区或地市，如果地域功能的构成是以城市化地区为主体，则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若以重点生态功能地区为主体，则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域“功能—结构”与区域发展水平保持高度一致[11]。如果要在保持“功能—结构”稳定的前提下提高区域协调发展的程度，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提高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经济收益，其中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化、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之间经济收益的再分配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省区之间的财政援助。这就减弱了人民生活水平、区域建设水平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财政转移和援助力度越大，其与财政收入之比越大，这种相关性就越弱。通过经济收益的区域之间的再分配过程，确保不同地区承担的主体功能不同但获得经济收益基本均衡，是区域政策的着力点。

这也带来了另一个具有政策价值和经济地理价值的问题，即区域协调发展采用不同的度量指标，其结果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从生产端的人均GDP度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水平，往往同地方财政收入水平具有较显著的相关性。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和财政援助的存在，地方财政支付能力往往与地方财政收入水平出现脱节现象，而区域建设水平特别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取决于财政支付能力，这就导致区域建设水平同人均GDP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加之各地消费品价格水平存在一定的区域差距，在某些重要消费品领域这种差距还相当大，如我国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区域差距就非常显著。这也就是说，人均收入难以反映真实的人民生活水平，人均收入应当用购买能力进行修正后才更为接近人民真实的生活质量。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人民生活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呈现出非一致性特征，而导致非一致性的财富再分配、物价调控均应当成为区域政策的着力点。

2.3 实现现代化时期与小康建设时期不同的是，人

力资源和科技进步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已成为主导和决定性因素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突出体现为资源低价、环境无价、劳动力廉价等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演进的诸多模型都在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方面形成共识，就是要从不惜资源环境和劳动力过低的成本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方式，向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转变，否则将丧失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12]。然而，传统的模型始终没有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时期的低成本增长模式予以反思，这里存在的一个重要假设前提是消费市场是足够大的，只要具有成本优势就一定能够在产业链上找到低端定位、在短缺经济时代谋求到发展机会。同时，还有一个假设前提就是无论如何低成本浪费资源和占有环境容量都是地方或国家的战略选择，不会受到外界的约束而限制这种战略选择。事实上，这两种假设前提都已经在我国“十五五”时期不存在了，一方面，全球范围、国家和地方尺度的短缺经济形态都不存在，经济发展进入供大于求的阶段，如果在产品供给结构上不出现改变，简单地比拼资源无节制消耗和劳动力廉价使用也难以找到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双碳”目标的承诺使得任何一个局域都不能无约束地进行环境污染或资源浪费，尤其是导致碳排放的资源浪费。因此，欠发达地区在开辟经济发展新赛道、形成经济新增长点的过程中，已经不被允许走发达地区发展的老路，必须把科技创新、人才战略作为核心驱动力。无论是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或是欠发达地区打造新经济增长极，都必须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科技驱动、绿色发展是基本要求。

然而，我国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在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在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方面的差距，远远大于经济发展差距。初步研究表明，近年来高素质人才空间流动更为剧烈，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的过程更为明显，新质生产力和未来产业正在成为拉大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差距的新契机。如果在经济发展实现科技创新驱动转型期，不正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并探讨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就意味着欠发达地区在转型的起步阶段已经落伍，未来这个差距必然传导到经济发展差距上来，成为拉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新因素。因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央政府扶持欠发达地区的着重点、先富地区带后富地区的着力点，都应当把增强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驱动能力与效能放在突出位置。

2.4 依托比较优势的区域差异化发展是提高国家

现代化整体效能（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增加生态产品的价值化水平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改革重点

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是在全国一盘棋中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发展，基于地方比较优势的发展一定是差异化的发展定位和重点[13]。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均表明，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资源优势往往是当地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变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的主导战略方向。此外，对于资源比较优势的认知必须着眼长远，要在理解长期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变化规律基础上，审视和界定资源的比较优势。而着眼地方短期利益丧失长期效益的发展，往往对国家整体而言则是不利于短期也不利于长期。所以，比较优势的认知要着眼时空两个维度，处理好长期与短期效益、统筹好国家和地方利益。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差异化发展给出了自上而下统筹的科学方案，按照“十五五”时期发展对科学方案提出的新要求，要通过细化功能类型优化主体功能区方案，通过精准落地实现主体功能定位要求，通过主体功能区空间有效组织打造新的发展空间格局，通过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促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其中，最后一点在新时期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中是最关键的，即如何通过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促进各类主体功能区都能够实现高品质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在工业文明体制机制下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经济效益明显偏低的区域能够在生态文明建设时期加快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将成为各类功能区进而影响到不同功能区组合结构的地市与省区是否协调均衡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重点。

3“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适应性策略

3.1 高度认识区域协调发展在“十五五”时期对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到中国发展史上的最高地位

区域协调发展是“十五五”时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应经济发展周期性规律的区域经济解决方案。我国从进入新世纪开始，在五年规划中将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单列篇章，成为五年规划的重要内容，“四大板块+老少边穷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3个战略格局+4类主体功能区”的主体功能区战略，以及不断丰富的重大区域战略构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而在我国经济高速到较快速增长时期，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宗旨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形成合理的区域经济布局[14]。“十五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培育新动能、新赛道、新增长点的重要途径，旨在通过产业经济合理布局支撑经济社会稳健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3.2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十五五”时期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任何时期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进入新时代后的两个重要发展机遇是探讨“十五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新内涵的出发点。其一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其二是大众消费升级规律和“双碳”目标等新约束条件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的效应。初步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将成为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新的不均衡的新因素，给我国发达地区、特别是城市群区域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因此，适应这一趋势，要继续坚持城市群地区是我国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继续履行其集聚人口和经济的功能。为避免这个过程拉大城乡差距、省区内核心—边缘区之间的差距，以及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应在促进经济集聚的同时加快人口集聚速度，通过实现经济与人口同步集聚解决区域之间发展的均衡问题[15]。与此同时，发达地区还要尽快促进传统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确保已形成的实体经济产业基地发展的持续能力和竞争能力。初步研究还认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重新审视我国各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比较优势，着力开辟新赛道、打造新增长极，加快我国资源开发利用和初加工型产业重心西移应成为“十五五”时期开始的重要经济布局策略[16]。具体而言，一是顺应我国全民消费结构升级走向大旅游消费需求，在我国中西部国家公园、自然公园和历史文化资源富集区，打造体验和学习型旅游区域品牌，构筑“国家后花园”体系，带动地方特色经济发展，满足全面消费升级需求；二是适应“双碳”目标的要求，选择具有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建设空间条件的西部地区，发挥“风光水核”+传统化石能源等能源复合基地建设的组合条件优势，重点布局一批绿色能源生产和大宗紧缺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加工利用基地，显著增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和绿色低碳化水平，率先建成“双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区域；三是加强西部独特的动植物资源与东部现代生物技术研发的结合，培育“公司+研发+农户+物流”的现代生物产业链，构筑西部现代生物产业集群，培育西部未来产业孵化和成长基地。

3.3 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实

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共同选择

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世界经济发展周期性规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加大了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压力，科技创新驱动成为解决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必然选择。“十五五”时期要在以下3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才能将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到实处：一是要进一步加大科技发展战略调整和科技创新网络布局优化的力度。科技发展战略调整应更加聚焦面向我国产业经济现代化的需求，无论是世界科技创新中心，还是国家科技创新策源地，都应当把推动当地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以及传统优势产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作为己任。为此，以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的优化布局为抓手，切实使科技创新链与产业链实现空间耦合，建立以科技创新策源地为引擎、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枢纽、以跨省区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一体化为依托的新国土空间体系。二是不同区域的科技创新应采取与其科技和产业特征相适应的创新模式，不应“一刀切”。京津冀地区要更多突出以国家创新力量为核心或主体的科技创新模式，珠三角地区应突出企业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和主体地位，长三角地区要发挥国家科技创新力量与企业两个方面的合力优势，东北地区和原三线地区则应尽可能激活原有的科技创新优势。不同创新模式都应把科技创新转换为产业化成果的效率作为衡量科技创新的效果的主导指标。三是高度重视不断扩大的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差距，针对欠发达地区打造新经济增长点、开辟经济发展新赛道的科技需求，从科技创新全方位、全链条、全过程建构扶持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建设。

3.4 充分发挥主体功能区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充

分发挥多种区域战略的叠加效应，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政策体系，全面推动空间治理领域的体制改革

在区域战略和规划体系中，主体功能区战略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的作用[17]。主体功能区战略，一是要在过去十年圆满发挥生态环境大战略的作用之后，适应“十五五”时期发展需要，主体功能区战略也要履行好经济发展大战略的作用，把战略重点从生态保护拓展到以高水平生态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上来。为此，各类主体功能区都应高度重视保护与发展良性互动的空间统筹的谋划。二是要提升精细精准落地的程度、切实发挥空间约束的基础性制度的作用。从分类而言，各类主体功能区都应进一步细化分类，如城市化地区要以科技创新功能、新质生产力因地布局、传统工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文化与生态特色等为指标进行细化分类，适应以主体功能区引导产业布局的需要。不仅如此，还要在3类主体功能区的基础上，叠加若干特殊功能区以推动复合功能建设，实现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动。特别是从国家尺度上，对绿色能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布局、对国家后花园布局以适应新消费增长的需要、聚焦国家安全对沿边地区的统筹谋划等，应当成为新时期空间治理的新对象和新内容。三是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明确主体功能区体制机制改革的主导方向[18]。其一是适应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破除因过度生态保护而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制度障碍；其二是面向加强全国食物安全空间体系建设，加强以农业主产区为主要抓手的大食物生产与供给系统布局的配套政策建设；其三是创建以主体功能区为基础、形成主体功能区明确的国家发展与保护的战略格局需要的区域合作政策和机制。其中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都应当以主体功能区战略确定的空间战略格局和主体功能定位为基础，进行大区域、跨行政区的整体谋划和统筹推进，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区域政策体系在大区域尺度和跨行政区维度实现无缝整合、有机融合，显著提升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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