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基础与治理支撑。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组概念框架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五边形，即治理价值观、治理观念、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绩效；国家治理的两套秩序，即自觉治理秩序和自发治理秩序；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大部分，即有道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六大体系，即党的全面领导体系、国家权力分工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地方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中国式国家治理的五大系统，即决策系统、执行系统、支撑系统、监督与制衡系统、风险控制系统；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场域，即宏观域治理现代化、中观域治理现代化、微观域治理现代化。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理念与实践在世界各国中是极其独特的，由此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基金：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双高计划”——创新方向建设专项C01,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2023TSG08104）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治理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之治，现代化，国家治理

作者简介：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发展五年规划、中国发展道路等；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和国情研究。

收稿日期：2024-05-18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植根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治理传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制度基础与治理支撑，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中国贡献。

一、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之治

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治理的性质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而是在广泛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制度建设成果基础上，通过长期艰苦实践，独立自主、创新探索而形成的“中国之治”。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治理传统，国家治理的文明根基不同于西方。中国一直是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前所未有。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世界银行都曾提出“治理”的标准，这些标准虽然具有借鉴意义，但都属于西方式善治的形式及标准。需要指出的是，界定一个国家的治理是否现代化，不是看其是否采取了西方式治理模式，而是要看其是否符合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标准，即：是否能够有效支撑国家战略目标实现，有效保障人民福祉；是否能够得到人民广泛认可，人民能共同参与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是否具有高效能、高效率与高效益，不断降低国家治理成本，提高国家治理收益；是否能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进步，不断调适；是否能够植根于本国优秀历史传统与本国国情，具有稳定性与持续性。

国家制度与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环。中日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人的反思从器物层面进入制度层面，开始了探索制度现代化的漫长历程，先后进行了各种尝试，但均未能解决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这一问题。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走上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提供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五边形

考察一个国家的治理状况，直接表现是其治理绩效，而支撑治理绩效的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深层次的是治理观念和治理价值观，这五个方面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边形，其中价值观和观念是根本，体系和能力是途径，绩效是结果。（见图1)

图1 国家治理现代化五边形

（一）治理价值观

中国之治的根本价值观是人民至上。中国自古就有天下为公、民惟邦本的传统，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要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服务于少数人。人民至上意味着治理的出发点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治理的全过程必须以人民利益最大化为中心，治理的根本绩效必须以人民是否满意为标准。同时，中国之治更强调平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治理就是致力于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即人人平等参与治理、平等分配资源、平等分享发展成果，不断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治理观念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传统善治思想，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都形成了丰富的治理理念。这些优秀传统治理理念深刻塑造着当代中国治理的基本形态，也影响着现代治理观念。概言之，古之善为治者，必先求明其明德，为天下而治天下，而不为一家一姓而治天下，民为之本，德为之导，礼为之约，财为之饶，政为之齐，法为之裁，兵为之防，邦为之协，故能海晏河清，中国称治，天下称平。[3]

在长期实践中，现代中国已经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治理观，主要表现为“五个坚持”：

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

二是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两个限定语：第一个限定语是人民，这是从民主本体上说的，这个限定语恰恰规定了民主的本体属性，即民主是属于人民的，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在国体、政体、民主运行机制上要充分保障这一点；第二个限定语是全过程，即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

三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同时“礼法合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四是坚持社会主义共同体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是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共享的社会主义共同体，在家庭、社区、乡村、区域、国家等不同层面推进真正的共同体建设，构建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五是坚持胸怀天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讲信修睦”“协和万邦”，对外交往过程中，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三）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具体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五个层次。根本制度是指在宪法中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根本制度对于确立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具有决定意义，动摇根本制度就是动摇国本，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制度是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长期重大作用的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重要制度是指对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产生重要影响的制度。具体制度是指在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各项制度和具体机制。非正式制度是治理体系中规矩、惯例、礼仪等在历史实践中形成的非正式规范，大体相当于“软法”或者“礼治”范畴。

（四）治理能力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有强大的现代化治理能力进行支撑。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动员全社会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能力。中国如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彰显了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而党的全面领导是当代中国具有强大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

国家治理能力可以分为刚性国家治理能力和柔性国家治理能力。从刚性国家治理能力看，武装力量使得我国具有强大的国家强制能力，对外能够有效保障国家主权与发展权益，对内能够保障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党的机构与国家政权机构高度同构，使得中国政府成为高效能政府，使得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具有科学的决策能力、强大的行政能力与执行能力的现代化。七十多年所积累的超大规模的公共资产，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有，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得中国政府能够运用公共资产与公共资源的力量为全体人民谋福祉，使得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激励功能。从柔性国家治理能力来看，党的强大组织体系（从中央到基层），使得中国具有较高的组织化水平，使得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使得全社会具有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使得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强大的思想引领能力。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使得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强大的示范引领力。

（五）治理绩效

国家治理绩效是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衡量。例如，一是从客观绩效与主观绩效结合的角度。客观绩效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客观指标增长，主观绩效是指治理要贴近人民，让人民满意。人民群众主观感受与客观指标相背离，宏观数据与个体微观感受不一致，就会产生问题。为此需要既基于客观指标，又兼顾主观感受来评价治理绩效。二是从静态绩效和适应性绩效结合的角度。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高水平的静态绩效，国家发展目标一旦制定，就会集中社会各种资源，运用多种方式方法加以实现。同时，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高度的适应性效率，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很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能够顺应时代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不断推进改革。三是从绝对绩效和相对绩效结合的角度。国家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反映了国家治理的绝对绩效，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治理绩效还具有相对性，必要时需进行跨国比较，衡量治理绩效水平。

三、国家治理的两套秩序

心理学者认为人的大脑有两套系统，一套是无意识的、可自主控制的快速响应系统，另一套是需要注意力集中、费力思考，响应比较慢的系统。[4]5国家治理同样有两套互补秩序：一套是自觉治理秩序，即有为而治；另一套是自发治理秩序，即无为而治。国家运行的整体性知识对于决策者来说是可知的，决策者能够依据整体性知识进行顶层设计，推进自觉之治，与此同时，更多的是对于决策者而言不可知的分散知识，这就需要依靠分散主体自主决策的自发之治。[4]55-58自觉之治蕴含着不自觉因素，自发之治同样也蕴含着追求自觉的因素，自觉之治和自发之治两者有机结合，形成更为有效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秩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放得活”的关键在于充分尊重充满活力的自发秩序，而“管得住”的关键在于构建合理的自觉秩序，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

自发秩序是指社会自发演化和自主协调的秩序，事物自发演化、市场自发调节、社会自治等都是自发秩序。当代中国社会是超大规模的复杂社会，面对复杂环境、复杂过程、复杂系统，超预期情况不断出现，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自发秩序的作用，政府治理需要有“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智慧，与时俱进，主动与整个复杂社会共同演进。自觉秩序是指国家有意识地设定国家发展目标和发展路线，通过政策、规划等方式，引导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通过社会组织动员，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之一就在于党和国家能够更为有效地推动自觉治理，能够充分利用整体智慧，对社会发展进行长远规划与顶层设计，并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推动“社会工程”的实现。

从风险控制角度来看，社会需要形成双重“免疫系统”：一个是自发的免疫机制，这是应对高度不确定、超预期情况的第一道防线，能够应对分散性危机，快速反应，进行自我适应式调整，而不需要等待“决策中枢”做决定就可以自发形成“免疫反应”；另一个是自觉的风险控制系统，通过政府决策、社会组织动员，有部署、分步骤地把风险控制住。

从治理创新角度来说，同样需要依靠两套秩序：一套秩序是通过自觉之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依靠规划、项目、工程等方式推进有组织的创新；另一套秩序为自发之治，当前沿创新难以被规划，需要在复杂经济社会活动的试错过程中被发现时，就要为社会治理留出更多自主行动、自由组合、试错容错的空间。

四、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大部分①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质是实现中国式善治，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主体性，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有道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四大部分（见图2）。

图2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大部分

（一）有道政党

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与根本优势。中国共产党是前所未有的新型政党，不能套用西方选举式政党的思维来看待，两者根本不同，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先锋性政党作了重要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也超越了传统意义的“列宁式政党”。

中国共产党具有先锋性政党、总体性政党与文明型政党的三位一体特征，它既具有传统意义上工人阶级先锋队特征，又代表全体人民利益，协调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引领者。道是中国传统哲学最高范畴，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一体特征可以用“有道政党”来界定，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角度而言，有道是政权合法性根基，有道则得之，无道则失之。中国共产党先锋性政党之道是指，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始终用先进理论武装自己，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持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始终推进自我革命，保持其先锋队特征，始终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总体性政党之道是指，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始终保持人民性特征，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作为最高的政治力量与领导力量，具有高度权威，引领及组织全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目标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型政党之道是指，中国共产党承担着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华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有道政党不是给定的属性，而是需要在具体历史进程中通过不断努力与锻造的特性。面对当前国内外严峻考验，党需要不断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保持党的有道状态，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力量。

（二）有为政府

有限政府理论是一种“小政府”理论，它假设政府权力与对于人民的责任都是有限的，政府权力基于人民的有限授权，而政府责任则基于纳税人对于公共服务的购买。中国政府是有为政府，主要表现为政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具有更高的效能，能够用“看得见的手”推进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环境优化等，这种强政府模式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和控制，而是对于市场主体赋能。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保障了中国的有为政府模式是负责任的政府。

（三）有效市场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效市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平等参与竞争；除了少数关系国家安全领域，不同主体平等准入；除了极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绝大多数商品价格都由市场调节。中国也是超大规模的统一大市场，所实行的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公有制在事实上增强了市场的有效性，为市场主体提供了统一、便捷、现代的基础设施，发达的电商更是将全国融合为高度便捷的现代化市场。

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全体人民服务，这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根本区别在于它的性质是共益性而不是私益性，全体人民共同受益，而非少数人获益，资本的逐利性需要符合人民福祉最大化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在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形成的组合优势。

（四）有机社会

在一个大规模的、流动的，以陌生人协作为主的现代社会，要真正实现有机团结，需要在保持其多样性的同时，以共同性贯穿其中。当代中国能够成为有机社会的前提在于党的领导在其中承担着社会黏合剂、催化剂的功能，使得中国社会成为既保持高度多样化和差异性，又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有机整体。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组织化，中国共产党组织体系内嵌到不同类型组织中，机关单位、事业单位、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都设有党的基层组织，同时“支部建到连上”实现了社会组织的细胞单元与党组织细胞单元的有机结合。这强化了组织内部的组织化，提升了组织成员的凝聚力、基层的组织力，同时不同类型组织之间，又通过党的组织机制实现了有机联系，使得整个社会形成网络型组织架构。这些使得我们有条件和能力共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五、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六大体系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六大体系：党的全面领导体系、国家权力分工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地方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见图3）。六大体系各有分工，又协调一致，共同支撑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大厦”。不同治理机构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升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使得国家与社会治理更加有效，推动实现中国式善治。

图3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六大体系

（一）党的全面领导体系

党的全面领导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国家治理“大厦”的顶梁柱。如同神经系统是人体中的主导系统一样，党的全面领导体系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主导体系，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性、协调性、有效性的根本保证。

党的全面领导体系贯通于其他各个体系，通过党委决策部署、党组制度，设立党的宣传、组织、纪律、政法、社会等对口领导机构，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全面领导能够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各方面、各层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全面领导体系不断完善，将整个治理体系更为有效地贯通起来，基本解决了党政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等问题。通过统筹设立党政机构，把党政职能相近的部门合并或者合署办公，强化了归口协调功能，同时，在组织制度机制上使得党的全面领导渠道更畅通，党中央的决策能够更快贯彻部署、落实到位。党的二十大以来，中央成立了社会工作部，承担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拟定社会工作政策等职责，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成立了科技委员会，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新型举国科技体制；成立了金融工作委员会，加强系统协调，防范全局性或局部性金融风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2]，进一步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体系。

（二）国家权力分工体系

国家权力分工体系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顶层架构。它是立法、执法、司法、决策、执行、监督等相互分工又有机配合的权力配置体系。国家权力机构是个分工的体系，包括党中央的领导权，全国人大立法权，国务院行政权，全国政协协商权，中央军委军事权，纪委、监察委监察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权。[5]新时代以来，我国统筹各国家机关职能，厘清不同权力的定位，推动不同性质的权力既各归其位，又有机衔接。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支持和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等；推进人民政协履职能力建设，更好地发挥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专门设立监察委，监察委是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机关监察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我国进一步明确了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的分工，使党政机构职能分工合理、责任明确、运转协调，更好发挥了宪法赋予的职能。

（三）政府治理体系

政府治理体系改革的目标是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职责到位，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合理配置宏观管理部门职能，提高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推进简政放权，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具体审批和干预；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相继对国务院机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推行“大部制改革”，国家机构职能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旨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同时，这一改革方案中提出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

（四）武装力量体系

强国必先强军。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不断深化，领导指挥体制实现历史性变革、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深刻重塑、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等，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是：到2035年，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就要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强化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包括经济、重大国家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重要战略资源、核技术与核设施、太空、海洋等。

（五）地方治理体系

地方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架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方差异大的大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全国一盘棋，确保上下贯通、令行禁止，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自主有效治理地方事务。

新时代以来，我国进一步解决中央和地方机构过度职责同构、权责不匹配、条块关系不顺等问题，对于涉及保障中央统一领导、上下贯通的机构设置要求职能对应和组织对口，在发挥地方积极性方面，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稳妥推进人口小县机构优化，[2]进一步理顺中央权责关系，解决“条条专政”与“块块专政”的问题。

（六）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庞大根系。中国社会治理不是社会与国家二元分离的模式，更不是二元对立的模式，而是国家与社会分工协作、互联互通的模式，党的基层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群团组织、事业单位等扮演了国家与社会及政府与市场沟通的桥梁与纽带。

新时代以来，我国对于群团组织，要求增强政治性、先进性与群众性，特别是要更好地适应基层和群众的需要，增强群团组织联系群众的功能。对于事业单位，要求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对于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强化其公益属性，破除逐利机制。对于社会组织，一方面，强调激发活力，推进去行政化改革，提高其自治功能；另一方面，强调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协同治理功能，共同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六、中国式国家治理的五大系统

国家治理从功能上可以分为决策、执行、支撑、监督与制衡、风险控制五大系统。决策系统决定方向，执行系统提供动力，支撑系统提供支持，监督与制衡系统提供社会运行的监督和制动装置，风险控制系统提供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机制。决策系统与执行系统属于治理体系的发动装置，支撑系统属于辅助装置，监督与制衡和风险控制是安全装置。一个健全高效的治理体系，必须使这五大系统功能健全、相互作用，实现高效能、低风险、可持续的治理。（见图4)

图4 中国式国家治理的五大系统

（一）决策系统

决策系统的健全与否决定了治理主体能否作出科学正确有效的决策。中国的决策系统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等党和国家机关发挥决策大脑功能，同时，也包括智库、研究机构、高校等发挥外脑功能，为决策提供外部支撑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推进决策制度化、科学化、民主化，已经形成了日益成熟的集思广益的科学决策模式。

（二）执行系统

执行系统决定了决策一旦作出，能否得到坚决有力贯彻和全面落实。中国政治体制核心原则是分工合作而不是分权制衡，分工协作、民主集中，体制运行更有效能，这保障了中央的决策部署能够有效贯彻到各个方面。地方官员首先是党的干部，落实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是首要任务，这也使得中央的决策部署能够得到有力贯彻落实。

（三）支撑系统

支撑系统保证人财物等能够有效支撑治理任务的完成。首先是治理系统的干部队伍保障。通过党管干部，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纪律严明、能力突出、作风优良、联系群众（基层）的干部队伍是支撑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因素。其次是治理系统的财政保障。中国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以及对财政资源的有效运用。最后是治理系统的资源保障。中国政府对于土地等大量公共资源具有配置能力，这也支撑了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

（四）监督与制衡系统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党的领导保证了权力相对集中，这是体制运行高效率的前提。但是中国政治体制中同样存在制衡的因素，例如，决策的制度化、程序化要求，决策集体议决过程、决策信息公开等都属于制衡因素。我国设立了严密的权力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防止权力被滥用。这种制度安排总体上是为了既让好人做好事，又让坏人无法做坏事，从而创造一种既高效又避免权力滥用的体制。

（五）风险控制系统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就需要强化治理系统的风险控制，进一步完善应急管理、防灾减灾、卫生防疫、战略物资储备，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高公共安全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部署，要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

七、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三个场域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可分为宏观域、中观域、微观域三个场域，宏观域治理现代化为中观域、微观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环境，宏观域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以微观域治理现代化为基础。（见图5)

图5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个场域

（一）宏观域治理现代化

宏观域治理现代化包括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省域治理现代化，宏观域治理现代化重点在于建构现代制度框架，为中观主体和微观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引导治理现代化的方向。中央政府对于整个国家制度架构进行顶层设计，确定国家治理体系的四梁八柱，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省级政府则根据国家基本制度框架，结合省情，确定省域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

（二）中观域治理现代化

中观域治理现代化包括市域、县域、乡（镇）域治理现代化，中观域治理现代化需要在宏观制度框架的基础上，贯彻落实宏观主体的要求，系统设计城市、县、乡（镇）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提升公共服务现代化水平，为微观主体提供良好的治理环境。

（三）微观域治理现代化

微观域治理现代化包括村庄、社区、园区、企业、学校、非政府组织等的治理现代化。一方面，通过构建现代治理机构，理顺治理机制，充分应用技术手段推进治理现代化；另一方面，更需要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形成中国式企业治理现代化、中国式村庄治理现代化等，切实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提高微观治理效能。

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既需要遵循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又基于中国自身国情，形成了显著的中国特征与中国优势。推进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但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也能够为世界各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贡献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1).

[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1).

[3]鄢一龙.“公天下”之治——中国传统善治观及其当代意义[J].中国政治学，2020(3):42-62+145.

[4]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M].胡晓姣，李爱民，何梦莹，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5]鄢一龙.中美政治体制比较：“七权分工”vs.“三权分立”[J].东方学刊，2020(3):73-83+127.

注释

①详细论述参见鄢一龙：《党的领导与中国式善治》，载孟捷、强世功、白钢、鄢一龙：《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第177-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