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路径表现为从闭关锁国到汇入全球经济，并具有趋同存异的显著特征。海洋强国取向，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大方向、大趋势和国家宿命。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文明进程，向着海洋就意味着进步、现代，背离海洋则意味着落后、古旧。中国如果不能成为海洋强国，就会受到海洋列强所辱；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有现代化的光明前途。中国式现代化形态和进程显现出曾经的内陆大国，插上工业化翅膀，开拓海洋舞台，日趋系统化地展示出海洋强国的一系列基本性质：开放、畅通、全球、包容、安全。中国的崛起，并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打破了以世界权力单极格局为特征的全球“中心—外围”关系，使东西半球的权力关系向着多元均衡方向转变，并且促进南北半球共荣的实现，从而表现为各大洋、大陆的全方位畅通格局。全球的单极海权格局向多极陆海格局演变。21世纪的海洋强国国际行为规则，不再是前数百年的全球海洋秩序的仿版。在位海洋强国所强调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会与时俱进地演化为更具适应性的形态。新时代的新思维必须超越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从经济学“微观”世界的同质化世界执念，转变为承认现实经济是异质相容的域观世界。这才能为“海纳百川”的海洋强国理念，奠定经济学范式承诺的理论逻辑基础。市场经济规则秩序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并不是同质独善的自利单行道，而是异质相容的域观共同体。海洋足够辽阔广大，可以容得下诸多海洋强国的和谐相处，共存共荣。文明的人类，应有这样的胸怀和共情。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海洋强国，域观经济，改革开放

作者简介：金碚，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郑州大学终身荣誉教授、辽宁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北京100086）。

收稿日期：2024-12-15

作为自古至今民族文化从未中断的世界文明大国，中国发展具有从内陆走向海洋的悠久历史，近现代则展现了其国际地位经历衰落又再次崛起的壮阔陆海情景。这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繁衍昌盛，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和全人类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包容性特质和海洋强国取向，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辉煌的未来前景。

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路径——从闭关锁国到汇入全球经济：趋同存异

中国作为曾经自豪自傲的文明古国，为防备“野蛮”“落后”国家或民族来自海上的入侵骚扰，严格实行对外封闭举措，曾是一种正当国策，也是统治阶级宣称的“政治正确”。明朝朱棣皇帝时期正式实行“洋禁”“海禁”的闭关政策，严格限制对外交通和贸易，以及各种经济、社会、文化及科技活动。明朝的“海禁”政策，主要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和交流，但允许外国商人来华进行贸易，实际上是实行官府垄断的海外贸易政策。这一政策延续到清朝。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皇朝下令停止除广州之外的厦门、宁波等港口进行对外贸易，也就是只允许所谓“一口通商”。标志着清政府更彻底地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在政策意识和民间社会控制上，这实际上是一种更高程度的政治统治方式，而并非基于经济理由的富国利民政策。其逻辑甚至是：宁可不要富裕，也不接受外来的奇巧淫技，以至破坏自家法统的一统天下。

近代以来，中国闭关锁国政策的松动和废止，并非出于自主情愿，而是在拥有海上军力和殖民掠夺野心的西方列强武力逼迫下的被动行为。一般认为，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签订，是中国“门户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即1842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签署的条约规定，清朝政府必须同意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地作为通商口岸，并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史称“五口通商”。因此，中国内陆面向海洋的开放，是作为弱国的不得已之为，具有国家屈辱的性质，即承认弱国无自主权之保障，不得不听凭海洋强国的意志。

因此，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具有抵抗列强实现民族复兴的性质，特别是要摆脱海洋强国的霸凌和欺辱。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的中国革命，不仅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在1905年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目标，而且经过近半个世纪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人民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伟大的历史关头，中国面临现代化将沿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的抉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进入艰难探索时期。一方面，不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另一方面，也不能接受列强国家给我们提供的西方现代化模式。通俗地说，“闭门向内陆”和“开门向海洋”都不是可行方向。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方位：没有先例可循。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必须另辟蹊径。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方向，选择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试图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实现“大跃进”，也就是沿着摒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尽快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方向“大步迈进”共产主义。这样的实践探索，基本取向是眼睛向内，自力更生。这一取向的现实表现就是在苏联援助下，建立国民经济封闭发展的行政命令式体制机制。这一探索过程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历史经验和建设成就，但现实经济状况证明，总体不成功。因此，必须解放思想，充分认识：中国现代化虽然要另辟蹊径，但也必须遵循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方向，即凭主观意志搞计划经济没有前途，必须走市场经济道路和实行适应国情的体制建构。接受社会主义也可以和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新认识，是经实践检验的真理。

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确立了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前30年”（严格说是“28年”），史称实行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为“后40年”。

“前30年”，新中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经济建设成就，特别是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但是，总体上看，国民经济发展很不乐观，与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甚至走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理论必须服从现实。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打破传统理论禁区，明确表达和大胆推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解放，公开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只能是市场经济。据此，党的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确立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基本性质，而且对于形成市场经济道路共识奠定了政治原则基础。只不过是，由于各国有不同的具体国情，须选择适合自己具体情况的市场经济模式。

既然市场经济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那么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规律；但是，市场经济的普世性并不意味着各国经济社会的同质化。作为历史文化深厚的大国，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实现现代化，必然是中国式现代化。

据此逻辑，自中国近现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路径表现为从闭关锁国到汇入全球经济，并具有趋同存异的显著特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对外开放，彻底摒弃闭关锁国的落后政策，步入可以自由航行的海洋，成为海洋经济国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向国家强盛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而“中国特色”和“中国式”的表达，则体现了中国发展道路、体制模式以及现代化形态的历史鲜活性。从本文对中国近现代化史的简要回顾中可以看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在内在逻辑指向上就体现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取向。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是国家从内陆型农业文明向开放型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海洋经济及海洋空间的力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驱动力，例如，东部沿海开放、湾区沿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等，在中国改革开放和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战略性、决定性的作用。过去，论述中国经济发展优势，并引以为自豪的，总是强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陆。而实行改革开放后，则更加强调沿海开放和面向世界，强调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的率先改革和发展突破的引领作用。因此，就改革开放的初心、底气和信心，从最深刻意义上可以说，海洋强国取向的内涵已蕴含其中。这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从历史积淀、理想追求到战略抉择和未来实现，不断进取的观念升华和必由之路。总之，海洋强国取向，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可避免的大方向、大趋势和国家宿命。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文明进程，向着海洋就意味着进步、现代，背离海洋则意味着落后、古旧。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中国如果不能成为海洋强国，就会受到海洋列强所辱；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有现代化的光明前途。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海洋强国取向——开放、畅通、全球、包容、安全

在数千年的人类发展文明史中，如果将中国与欧洲相比较，前者更大程度上倾向于基于内陆“车同轨”的集权化统一格局，而后者则更倾向于基于海洋通道的碎片化国家格局。特别是进入近代，海洋的意义对于前者和后者具有极大的差别。中国以国土之广袤而成为世界强国，欧洲则以海上纵横而称霸国际舞台。前者虽然可以有古代文明的繁荣场景，但进入以工业化为推动力的近现代经济时代，以更大开放为取向的西方欧洲国家，日趋走在中国的前面，成为现代化的先行地区，以至形成“欧洲中心”的现代化思维。

作为近现代以来的后发国家，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系列特征，以及东方文明大国的特色表现，但仍然深刻表征出国家现代化的全球大趋势：实现内外通达，面向海洋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全方位发动，以“前30年”特别是“后40年”的成就来彰显，表现出必然向着建设海洋强国的现代化取向。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具有依托大陆、面向海洋、放眼世界的态势特征。

首先，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产业体系结构以制造业为本，因而不仅可以有实力成为“基建狂魔”，而且有能力实行交通优先，直至能够以强壮的造船业，“下饺子”般的实现舰船下海②。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体系支撑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和产业链，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优先发展，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实体经济基础。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

其次，在金融层面，中国具有节俭传统和高积累倾向，劳动低收入和民间消费节约，形成丰裕的储蓄资金和资本实力，可以从资金供给侧强有力地推动工业化，世界罕见。因此，中国经济非常突出地表现为持续投资和外需拉动高速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动态形势。

再次，在国际层面，中国虽然实行严格的国际金融制度，特别是对跨国资金流动进行管制，但吸引外资流入，鼓励产品出口，以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进经济高增长。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基建能力为供给侧优势，推进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全球布局。

以上中国式现代化形态和进程显现出曾经的内陆大国，插上工业化翅膀，开拓海洋舞台，日趋系统化地展示出海洋强国的一系列基本性质：开放、畅通、全球、包容、安全。

其一，海洋强国最突出地表现了开放性，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表明，开放就能进步，封闭没有出路。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一些发达国家的战略封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以广阔海洋为舞台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必须更为强大，才能应对国际竞争的大风大浪。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必须向着建设海洋强国的方向奋进。如果不能成为海洋强国，就可能在国际竞争的风浪中，甚至敌视国家的压力下，失去现代化的条件。从世界范围看，虽然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但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实现现代化，而是有可能在风浪中夭折。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现代化征程上，有优势，也有风险，如果不能成为海洋强国，就不仅难以实现现代化，而且连国家统一大业也难以完成，国家主权将受到威胁。所以，成为海洋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其二，开拓“畅通”之途是人类文明演化的路径趋势，也是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必要条件。中国式现代化必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得以实现，而畅通的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路线不断延展的基础性和决定性力量。经济畅通是整个人类最普遍获益的行为方式，因而也是推动畅通进程最基础性的动因。现代化所要求的“经济增长”“权利平等”“社会福祉”“环境保护”等人类发展的重要关切目标，都要有经济社会体系的畅通运行条件。畅通机制是人类发展最基本的要求和根本手段，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畅通工程”就成为人类发展的行为主题。人们必须切记使命：伟大的畅通，创造伟大的文明，标志伟大的时代，实现伟大的现代化③。无论是江河治理、交通设施、通信网络、航海航空，还是市场经济、思想流动、信息系统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建设更具畅通效率和畅通秩序的世界。有什么样的畅通之途和畅通格局，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古代的城邦或氏族文明、欧洲中世纪“黑暗年代”的封建文明、东方大国的江河文明、西方诸国的海洋文明，直到当代的陆海文明新形态，都是人类开拓畅通之途、实现畅通无阻世界的伟大创造。作为陆海文明大国，中国不仅要成为大陆强国，而且必须成为海洋强国，才能构筑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其三，全球化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大趋势，从最深刻的实质意义上理解，这意味着现代化国家应以全球视野观察世界和进行资源配置利用，而地球上最广阔的人类行为空间就是海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空间和全球行动力，就必须以建设海洋强国为前提。海洋强国的全球化行动力，是中国式现代化全球布局必不可少的条件。总之，建设成为海洋强国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内涵一致性，即作为经济大国，要实现现代化，中国就必须建设成为可以通行全球的海洋强国。

其四，海洋是最具包容性胸怀的生命摇篮和生态空间，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大海般的包容性。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后40年”，是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崛起，创造了有别于西方工业化的另一种工业化的成功模式。正是这一关键因素，推动形成了经济全球化新形态的诞生。这就使得对经济全球化现象的观察视角和全局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更广义地说，这也是人类各国现代化的新形态，因而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以及适应其他国家国情的各国现代化形态。因此，世界必须放弃以战争消灭异类，或以强权迫使各类经济体实现同质化的西方现代化传统执念，承认和包容各类经济体以及各具特色的现代化模式的共存共荣。尽管经济全球化形态衍化的过程未必总是“和谐”的，但和平期望还是有充分理由可以实现的。人类文明厌恶战争，现代国家珍视生命。以往的大国崛起是占世界12%人口中发生的现代化叙事，而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占世界88%人口中发生的现代化叙事，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具有更大的全球包容性意义。中国努力成为人类发展现代化进程中最具包容性的现代化国家，可以体现人类发展将迎接现代化形态的一种适应国情特色的可行选择④。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曾指出，以美国模式为唯一“理性”构架模板的全球化格局正在面临挑战：“某一天（也许很快）我们也将看到按当前这样模式管理的全球化既不能提升全球效率也不能促进平等；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民主制度陷入危险境地。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还有其他对我们经济和民主都能进行更好的管理全球化的方式，并且它们不会造成不受约束的全球化。⑤”

其五，海洋强国以安全关切为念。既然人类发展的现代化需要如大海大洋般的包容性，那么就意味着，现代化进程充满异质性，因而也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以海洋为背景的人类发展现代化，历来具有安全关切的突出特点。据此逻辑，“各国经济的同质化并非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前提。由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经济一体化，并不能消除世界经济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各国经济制度的域观特性特色，必须得到尊重，绝不能由其他国家对其进行强力改变⑥”。即使是基本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也不存在某种压倒性的力量将迫使它们完全趋同，差异的空间依然存在，并且必须得到保护⑦”。在一个具有异质性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人类的安全状况似乎总是面临矛盾处境：一方面，市场经济须有安全基础——人身安全、产权安全、法治安全、通行安全，否则，市场交换和经济交易就没有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甚至没有市场经济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扩张却可能引发战争，有时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本身就需要暴力来“助产”——要么消灭异己使其归于同类，要么改变异己迫使其化为同质。换句话说，必须放弃以战争消灭异类或以强权迫使各类经济体实现同质化的现代化执念，承认和包容各类经济体的共存互利，世界才可能有更具安全性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海洋既可以成为民族国家的安全屏障，也可以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交融通道。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地缘方位和规则博弈——中国崛起重塑全球势力分布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从大陆走向海洋，必然会对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极大影响。此前，西方现代化曾是实现现代化唯一成功的模式；此后，人类各国现代化有可能而且必然会创造多种形态或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形态。如前所述，在全世界总人口中，西方国家仅占12%，而非西方国家占88%。过去，以西方海权国家主导的人类现代化，所形成的国际秩序主要反映了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意愿取向。

与西方现代化有所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具有全球性，而是在世界88%人口中发生的巨变。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具有显著区别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特色。这不可避免地形成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挑战，以及对实现新的权力平衡的要求。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预言的，中国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格局变革的关键角色之一。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夏皮罗也认为：“中国独一无二的政治制度与一心一意的领导集体，使得快速实现全局性变革成为可能，不管成本多大，代价多高。变革就会带来经济持续繁荣，而美好前景足以让中国人维持社会纪律，拥护政府。正是由于存在这些远景，差不多每一个跨国公司都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毅然决然，竭尽所能，到中国追逐财富⑧”。

不仅如此，人类发展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也将更为多元。如罗马俱乐部资深专家乔根·兰德斯在《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所指出的：“在未来四十年里，人类会发现，自己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这些挑战的源头，大致都是因为人类正在小小的地球上快速扩张。我们会面临许多问题，如资源逐渐枯竭、多种污染物集聚、一些物种和生态系统消失、保护建筑物不受极端天气影响的需求增加、交通堵塞导致的耗时问题等。社会将以人类传统的方式对所有问题加以回应。人们不会停止相关活动——至少不会自发地停止。相反，人类会决定，砸下一大笔钱来解决问题。社会将试图通过寻找新方法来解决问题。社会将为替代品买单，为新的生产流程买单，或者更笼统地说，为成果相同而不招致负面影响的方法买单。换言之，社会将通过增加投资来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⑨。”

所以，与发生在世界12%人口中的西方现代化相比较，发生在世界88%人口中的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更大的目标选择和利弊权衡问题。因此，21世纪的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必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意味着，其中有些现代化目标，可以主要通过经济高速增长来达成；而有些重要的现代化目标必须通过更多其他的应对举措来达成。这意味着人类发展进入命运共同体的多元化时代，全球政治经济地缘关系格局和体制运行机理都将发生深刻变化。

从地缘关系看，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路径，将从以往的“中心—外围”势力关系格局，向形成新的东西均衡和南北共荣的全球地缘关系格局方向演化。“中心—外围”势力关系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在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特别是美国崛起成为世界权力结构的单极霸主过程中而形成和不断固化的。而中国的崛起，并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打破了以世界权力单极格局为特征的全球“中心—外围”关系，使东西半球的权力关系向着多元均衡方向转变，并且促进南北半球共荣的实现，从而表现为各大洋、大陆的全方位畅通格局。全球的单极海权格局向多极陆海格局演变。在此过程中，中国成为海洋强国，既具有必然性，也是全球治理的需要。

如前所述，近现代历史上，最具全球影响的决定性事件是近代的美国崛起和当代的中国崛起。新的“崛起”必然带来平衡格局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形态和机理因此而发生颠覆性的演变。“地球村”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行为和全球治理，极为突出地表现为“中美纠缠”。在经济全球化的浩瀚空间，美国是已在位的海洋强国，而中国正在成为后起的海洋强国。两强相对会导致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而注定一战，还是可以在竞争博弈中避免热战，决定着人类世界的未来命运。如美国著名学者格雷厄姆·艾莉森所说：“就目前来看，关于全球秩序的决定性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⑩”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强盛，特别是成为海洋强国，世界必然进入规则博弈的新时代。国际经济制度重构将定义21世纪的经济全球化性质。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地缘方位和规则博弈、中国崛起对全球势力分布格局的重大影响，以及经济全球化新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经济学叙事面临的根本性思维变革。

四、新时代的海洋强国思维——“微观—宏观”执念转向域观范式思维

海洋强国思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传统的经济学“微观—宏观”（新古典综合）范式承诺。按照这样的思维执念，“海洋强国”与“经济扩张”“体制同质化”“自由航行”（空盒子般的经济运行空间）等微观经济学的逻辑构架相十分吻合，并潜在地与曾经的海洋帝国侵略性、殖民主义历史相照应。海洋强国的霸权，往往超越相对弱小国家的主权，甚至无视其国家领土完整，而没有可以对其进行制衡的力量。21世纪的海洋强国国际行为规则，不再是前数百年的全球海洋秩序的仿版。在位海洋强国所强调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将会与时俱进地演化为更具适应性的形态。新时代的新思维必须超越传统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从经济学“微观”世界的同质化世界执念，转变为承认现实经济是异质相容的域观世界。这才能为“海纳百川”的海洋强国理念奠定经济学范式承诺的理论逻辑基础。

按照域观范式承诺，世界并不是如微观经济学所认定和主张的：同质（私有）经济主体，在“空盒子”般的经济空间（自由航行的公海）中，按统一的制度规则进行运行。WTO模式曾经是这一经济世界的国际规则体系中的标志性制度安排。按照“微观—宏观”范式承诺，这是最具真理性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表现为国际经济和世界贸易的“三零世界”（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性质。但是，现在连曾经主导构建了这一体系的美国，也不相信，不遵守了。它“理直气壮”地实行高额关税、产业补贴和“小院高墙”壁垒。全球范围内，各类“自由贸易区”“协议组织”正在逐步替代WTO模式。

以上现象的出现，反映的并非完全是一个理想制度体系的崩溃或堕落，而是全球经济规则秩序正在发生与时俱进的进化。中国的崛起，并成为新兴的海洋强国，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意味着，广阔海洋领域中，曾经的（古代）“群雄”称霸格局，到20世纪的（美苏）两强并行格局，直至世纪之交的单极（美国）霸主格局，正在向多元共存的新世界海洋秩序演化。依经济学范式承诺，这可以称之为协同共荣的域观经济格局（海洋规则秩序）。既承认人类价值具有普世性，但普世性所具有的共性并非完全的同质性，因而也须承认异质性的现实。各国现代化的实践，推动世界进入规则博弈和治理重构的新时代。

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有存在的现实理由，现实的制度规则有共性，也有特性。中国有中国国情，美国有美国国情，其他各国也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并不相互否定，更不必你死我活。中国搞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很大成就，实践证明了其可行性，但并不要求其他国家也模仿中国。美国或其他类型国家是在位的海洋强国，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建设具有特色的中国式海洋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借用一句西方谚语，表达了这样的意识：“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贡献。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多样性是客观现实，将长期存在I1。”这表明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国情和特色。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等，都是基于这一思维逻辑。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接受市场经济，其最深刻的意义就是：市场经济规则秩序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并不是同质独善的自利单行道，而是异质相容的域观共同体。海洋足够辽阔广大，可以容得下诸多海洋强国的和谐相处，共存共荣。文明的人类，应有这样的胸怀和共情。

注释

①本文是作者结合在经济学管理学中国学派研究60人论坛第六届年会（2024）上的发言内容并做相应扩充而成，该年会于2024年11月30日在中国海洋大学举行，主题为“海洋强国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②据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数据，2022年1-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5.2%、50.8%和47.8%，按修正总吨计分别占42.0%、47.7%和41.5%，国际市场份额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造船业排名世界第一，造船总吨位、总接单量和总数量都是世界第一。

③金碚：《畅通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④金碚：《经济全球化形态的和平衍化期望》，《海南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⑤[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页。

⑥金碚：《论域观范式思维下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4期。

⑦[英]马丁·沃尔夫：《全球化为什么可行》，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⑧[美]罗伯特·夏皮罗：《下一轮全球趋势》，刘纯毅译，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60、161、168页。

⑨[挪威]乔根·兰德斯：《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秦雪征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80页。

⑩[美]格雷厄姆·艾莉森：《注定一战：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11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http://www.xinhuanet.com/2021-01/25/c_1127023884.htm,2021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