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国经济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等多方面困难和压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克服需求收缩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持续推出，社会信心得到提振，经济初显回升态势。全年经济总量（名义GDP）达到134.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较2023年增长5%，顺利实现了年初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仍然面对一系列困难和挑战。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群众就业增收面临压力，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一、需求收缩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从各项需求数据看，2024年出口增速虽较2023年有所提高，但很重要的原因是2023年基数较低。从出口总量（美元口径）看，2024年为3.58万亿美元，较2023年（3.38万亿美元）增长5.9%；由于2023年出口为负增长（-4.6%），如果与2022年（3.54万亿美元）比较，2024年仅增长0.1%，仍保持在低增长区间。

投资增长高开低走。2024年一季度投资同比增长4.5%，增速较2023年同期明显提高，但4、5月份后投资累计同比增速持续下降，全年累计同比增速为3.2%。在投资中，制造业投资增速最高，达到9%以上，但4、5月份累计同比增长率也出现回落（一季度累计同比增长9.9%，全年累计同比增长9.2%）；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一季度达到6.5%，全年为4.4%；房地产投资负增长幅度明显加大，一季度累计同比增长为-9.5%，全年为-10.6%。进一步分析，由于企业面对需求不足压力，产品销售困难较大，其增加投资、改善和更新设备的愿望明显不足，这是制造业投资增速出现回落的重要原因。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源于政府的推动，在投资项目回报不好、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形势下，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等资金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减弱，这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房地产市场观望情绪仍然较重，主要因为年轻人对未来工作和收入可持续的信心不足，不敢使用银行按揭贷款买房；此外房价仍有下降可能，也是导致观望情绪加重的原因。受此影响，房地产销售形势仍不易好转，房地产投资下行压力仍然较大。综上，投资增速下行趋势仍比较明显。

2024年消费增速较2023年明显降低（2023年为7.2%,2024年为3.5%）。具体分析，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线下消费补偿性恢复明显；此外，2022年消费低增长，基数低的因素对同比增速亦有支持。这些因素是支持2023年消费同比增速明显提高的主要原因。2024年消费同比增速是以2023年为基期，线下消费补偿性增长的因素已不明显，此外基数也明显提高。因此，2024年消费同比增速下降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等支持消费持续回升的因素，2024年较2023年并未明显增强，因此消费增速持续回升尚缺少基础性力量。综合看，消费保持低位增长的态势比较明显。

综上，从需求数据变化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可以认为三大需求总体仍然走低，需求收缩仍呈发展趋势，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二、要高度重视需求收缩引发的经济增速下降过程

经济增长也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互为条件、矛盾运动的过程。同事物的运动相同，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相互联系的运动过程中，平衡是有条件和相对的，而不平衡是无条件和绝对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运动过程，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这是决定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基础性力量。与生产和供给相比较，需求的形成更为积极活跃。从经济增长实际看，当生产经营活动活跃，各经济主体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时，需求会持续较快扩张，进而使市场主体信心不断增强，投资、消费预期不断改善，推动需求更快扩张，这个过程也表现为经济增速的持续提高。需求过度扩张最终会导致供不应求，导致经济总量失衡，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此时经济总量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就需要及时介入。应通过收紧银根、控制财政开支等举措，抑制需求的过快扩张，恢复经济总量平衡，消除经济过热状态。相反，当生产经营活动处于低迷状态，各经济主体收入增长持续放缓，则消费、投资活动就会持续低迷，需求就会持续收缩。需求收缩会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低迷，各经济主体收入增速进一步下降，这也会表现为企业和居民的信心不断下降，投资和消费预期不断变差，使需求收缩进一步发展，导致供大于求的总量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速持续下降。这时也需要宏观政策的及时介入，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政府投资的拉动等，有效扩大需求，及时扭转信心，尽快恢复供求总量的平衡，消除经济过冷状态。

2010年以后，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脱钩断链等逆全球化潮流不断发展，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使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持续下降。2010年至2019年期间，美元口径的出口增长率从31.3%回落到0.5%,2023年为-4.6%。外需的大幅度滑坡，是导致总需求收缩的重要外部原因。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城镇化推进不平衡的矛盾和问题，使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城镇化推进不平衡具体表现为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平衡，即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冰火两重天，大城市人满为患、中小城市人气不足，这就使房地产投资面临两难困境。受这一困境制约，房地产投资增速由2010年的33%，持续降低到2015年的1%。由于房地产建设与制造业有普遍而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房地产低迷使制造业相关订单持续大量减少，导致制造业企业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大幅下降，制造业投资增速由2011年的30%，持续下降到2016年的2.8%。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之和占总投资的50%以上，这两部分投资增速的大幅下降，必然引起总投资增速持续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需求收缩具有自我加速机制。其内在逻辑是：需求收缩会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进而导致各方面（企业、居民、政府）收入增速下降，使需求收缩进一步加重（此时不仅投资活动会减弱，消费活动亦会减弱）。随着需求收缩及其引起的经济总量失衡问题的发展，我国GDP增速已经从2010年的10.3%降低到2024年的5%。当前，我国需求收缩问题仍然突出，需求收缩引发经济增速下降，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企业、居民、地方财政等各个经济主体缺钱的问题日益突出，将会导致需求收缩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越是不容易挣钱，就越不敢花钱，企业、居民等莫不如此。由此会使需求不足、订单不足的问题持续加重，使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持续低迷，居民对就业和收入增长的预期日益低下，进而会使消费行为受到越来越突出的制约。可见，需求收缩引发的经济增速下降过程是非常严重的，必须高度重视和尽快扭转。

三、着力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会议把全方位扩大内需放到九大任务之首，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围绕扩大消费，安排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明确了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等一系列针对性强的举措。围绕扩大有效投资，提出要加强自上而下的组织协调，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安排实施了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加强财政与金融的配合、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及早谋划“十五五”重大项目、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实施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专项行动等一系列具有很强针对性的重大举措。

应该认识到，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本质上是充分发挥政府科学宏观调控的作用，强力扭转市场引导的需求收缩以及由此导致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加剧、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过程。而我国政府在这一方面具有突出优势和巨大潜能。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努力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而提高经济效益；也要发挥好政府科学宏观调控的关键作用，有效有力地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防止在现代化建设起飞阶段出现西方历史上的经济大萧条。既要依靠公平的市场竞争保障好各类市场主体等小我利益的实现，也要依靠政府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力的持续加强，保障好全体人民整体和长远这一大我利益的实现。

基础设施体系以及教育、医疗等事关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公共产品及服务，是无法依靠市场调节建立和发展的，因为市场强调投资回报率，看重投资资金的增值效果。而公共产品和服务，最突出的是公益性、普惠性和兜底性，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建设项目不能以投资回报率为主要目标，不能为了追求投资回报过度提高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收费标准。因为如此一来，就难以保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益性、普惠性和兜底性特征，就会把很多中低收入群体排除在外。这也决定了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投资项目，对市场形势决定的投资回报率不敏感。因此，在市场供大于求、投资项目收益预期不好时，政府主导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投资就可以恰当其时地发挥扩大需求的突出作用。而政府投资规模的持续较快扩大，必然会越来越多地增加企业订单，越来越普遍地带动企业生产和投资活跃，进而带动就业形势持续好转，推动居民收入不断增长，最终促进消费需求持续回暖。这也是通过政府投资的带动和放大效应，带动内需扩大和经济持续回升的过程。

应该看到，我国的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虽然已获得长足发展，但与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例如在保障水运行总体安全的中国水网、城市地下管网覆盖19个城市群诸多中小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大量的城市市政设施、各城市群一小时快速便捷交通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体系等诸多方面，都还存在短板和薄弱环节。但同时也要看到，经过长期发展和努力，我国生产供给能力已有极大增强和提高。包括钢铁、建材、电力在内，我国有220种工业产品产能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全部门类的制造业大国，在基础设施施工能力方面已位居世界前列。因此，我国当前有必要也有能力启动大规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质升级行动，这不仅对提振政府投资、带动内需持续扩大具有重大而关键的作用，而且对大中小城市一体化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对普遍而显著地提升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覆盖保障能力，促进共同富裕同样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还应该看到，我国政府在扩张财政支出方面具有巨大潜力。我国政府债务占名义GDP的水平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处于安全区间；政府拥有的国有土地、矿产资源、国有企业等，为政府债务提供了坚实保障；最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支持了政府债务长远红利。据笔者分析测算，由强大的生产供给能力和要素资源供给条件决定的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目前仍然在8%左右。如果通过扩大政府债务，如大规模增发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支持政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投资，有效扭转需求收缩，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能，则中国经济增长率将恢复到7.5%到8.5%的合理区间并将长时间保持。如果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2%，则10年经济总量就可以实现翻番。按此测算，20年到30年后，我国的经济总量（以2024年134.9万亿元为起点）以及对应的财政收入规模将非常巨大，目前看规模很大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届时将不会对财政收支安排形成压力。

综上，我国政府在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方面，拥有强大能力和广阔空间。因此，尽管需求收缩引发的经济增速下行较为严重，但我们对扭转这一态势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

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率，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安排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等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措施。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这是多年来稳定的货币政策基调的一个明显加强，预示货币政策将更加有力地与财政政策相匹配，共同形成加强逆周期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

可以预见，面对需求收缩及其引起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力度也将持续加强，在一揽子增量政策创新持续发力、加力的推动下，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必将持续提高，对企业订单的支持作用必将持续增强，企业生产投资活动必将持续活跃，就业形势必将持续好转，由居民收入增长支持的消费回暖必将日益明显。由此，我国经济必将进入持续回升向好的轨道，我国必将开启经济增速持续回升的新增长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