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出现了新变化；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发展也进入一个新阶段，面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任务。在此背景下，原有的以“出口导向”为主要特征的开放模式难以为继，亟须转向更高水平开放，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要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优化开放空间布局，以开放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产业绿色化转型发展，倡导文明互鉴，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朝着“机会更加均等”和“地位更加平等”方向发展，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和平利用外部资源，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统计监测评价问题研究”(23&ZD036)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开放发展，高质量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

作者简介：张二震，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戴翔，经济学博士，南京审计大学联合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胜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就必须继续走开放发展之路，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创新创造发展壮大自己，通过激发内生动力与和平利用外部资源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发展，不以任何形式压迫其他民族、掠夺他国资源财富，而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再次强调了中国要在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的同时，和平利用外部资源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①换言之，要更好地把握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可能蕴含的战略机遇，在深度融入乃至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谋划中国式现代化。

一、开放发展在实现现代化中的作用和意义

根据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是指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这包括了从传统经济向工业经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及其变化。由于不同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现代化的模式选择、动力机制以及具体表现都会有所差异。例如，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现代化主要是指在一系列深刻变革等因素推动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社会变迁过程；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更多地表现为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并没有统一的范式。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成功实现现代化或现代化进程取得显著进展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不奉行对外开放政策，在融入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发展机会。

(一)对外开放推动现代化的理论机制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行对外开放战略，扩大对外开放，有助于吸引和利用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等发展要素，有助于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践经验表明：一个以封闭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将出现低水平结构的超稳定性，封闭系统的自我均衡决定了其必然陷入低水平发展状态。而对外开放则是打破这种均衡的关键，因为通过与外部进行产品、信息、知识、技术等交流和互换，可以实现“互通有无”或者“优势互补”,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共享式发展。这种均衡相对于封闭条件下的低水平发展状况，是一种新的、更高水平发展的动态共享均衡。显然，这种新的共享均衡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1)从经济学角度看，对外开放推进现代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工业化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通过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从促进工业化发展方面看，无论老牌工业化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化过程一般与对外开放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对外开放对于推动工业化进程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开放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来自国际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还表现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干中学”包括“出口中学习”效应，利用外资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等，实现技术进步。(2)

(二)发展中国家开放战略的实践探索

虽然传统国际经济理论论证了，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分工能够促进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使各国均能获益的可能，但是对于如何确保利益在世界各国间得到公平、公正的分配，则语焉不详。从实践看，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机会不平等”和“分工地位不平等”等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以对外开放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不同的模式和路径进行了探索。实践中通常采取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三种开放战略。

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是一种贸易战略，适用于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落后、本国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国家。对于大多数初级产品出口国来说，出口是决定经济活动水平的主要因素。当出口增加时，国民收入、国民投资、国民消费以及政府税收都会增加，从而能够为新增消费和投资需求提供更多的外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为现代化发展奠定物质和经济基础。

进口替代战略的概念最早由两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普雷维什和辛格于20世纪50—60年代提出，随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这一战略。其基本理念是减少进口依赖、节约外汇、平衡国际收支、保护幼稚工业，旨在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改善贸易条件，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建立初步的工业体系，进而实现工业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把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等同起来，将进口替代作为主导的发展战略。进口替代一般会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发展加工业和一般消费品工业为主的阶段，目标是建立初步的工业体系；第二阶段是以发展耐用消费品、资本品和中间产品为主的进口替代阶段。可以看出，进口替代战略的本质是用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来替代从国外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从而推动工业化发展。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战略陷入了困境。自1982年起，拉美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使得19世纪80年代成为其“失去的10年”。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拉美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开始寻求使其经济转入更加充满活力的轨道，开始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

出口导向战略通常与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相较于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范围较小，保护措施相对宽松，但并非完全自由贸易政策。出口导向不是简单地放宽或取消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所采取的限制措施，而是将放宽这些限制与各种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通过扩大出口来推动经济发展。相较于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的开放度较大。尽管出口导向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特定发展阶段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但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尤其是过度依赖国际资本和市场的风险。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也发现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脆弱性。(3)因此，在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新阶段这一历史时期，需要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

二、开放发展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成就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客观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创造的奇迹，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都离不开对外开放。关于开放发展在以往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方面取得的历史成就，我们可以从对外贸易、外商投资、对外投资和开放对中国经济贡献等角度进行简要分析。

(一)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对外贸易实现高速增长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上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对外贸易一直处于较低水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如图1所示，从1978年到2022年，中国的货物出口总额从97.50亿美元增加至35936.01亿美元，货物进口总额从108.90亿美元增加至27159.9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依次高达14.03%和13.04%,远高于同期的全球平均增长率。从2009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4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中国外贸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处于短缺状态。但随着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外贸顺差大幅增加。197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11.40亿美元，1995年贸易顺差首次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达到167亿美元，2022年已经增加到8776.02亿美元。从2008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图1 1978—202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及其差额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二)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大国

中国在开放发展方面的另一项显著成绩体现在对作为国际要素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对外借款，规模较小，数量有限。直到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吸引外资的水平一直较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中央确立了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的方针，吸引外资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从1992年到2000年，年外商直接投资从110亿美元增加至407亿美元。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利用外资进入了第二个高速增长阶段。202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到1891亿美元，比1982年增长了439倍。1992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4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吸引国。在利用外资规模保持稳步增长的同时，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也变得更加平衡。在中国加入WTO之前，外商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房地产两个行业。随着中国服务业开放范围的扩大，商业、外贸、电信、金融、保险等行业正逐渐成为外商投资的新热点。从2011年开始，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已连续12年超过制造业，具体见图2。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外商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也开始从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从价值链低端攀升至价值链中高端，集成电路、计算机和通信产品等高技术项目明显增加。

图2 2005—2022年中国三产利用外资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对外直接投资取得长足发展

与外商投资相比，中国的对外投资起步更晚。2004年之前，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一直非常小。2004年，国家对对外投资的管理方式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和备案制，当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即达到55亿美元，中国企业开始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从2004年到2022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加了21.26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8.51%。2022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1169亿美元。虽然中国“走出去”比“引进来”起步更晚，但由于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对外投资规模在部分年份已经超过外商投资规模。图3绘制了1982—2022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开展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变化趋势，从样本期的变化趋势可见，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均超过了利用外资额。除了规模增加，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形式也逐步多样化，由单一的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参股、境外上市等多种方式扩展，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领域也不断拓宽，对外投资层次和水平不断提升。资源、电信及石油化工等行业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领域，金融业也成为继采掘业、制造业和商务服务业之后又一对外投资的重要领域。一批境外研发中心、工业产业集聚区逐步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域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图3 1982—2022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

(四)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经济快速发展

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1978年到2022年，中国的GDP从3679亿元人民币增长至1197250亿元人民币(4),创下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其中，外贸和外资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林毅夫等(5)和沈利生等(6)的估计，中国出口每增长10%能推动GDP增长1%。根据姚树洁等的研究，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5%至4.3 %；在总的技术进步中，外商直接投资的贡献高达30%。(7)

从微观层面看，外贸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出口企业在同外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学到了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提升了生产率。(8)第二，进口为生产企业带来了更多样化和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9)在改革开放初期，机电产品进口对加快中国企业技术改进步伐、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三，进口加剧了企业在中间品和最终产品市场面临的竞争，促进了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Kee和Tang的研究发现，2000年前后的贸易自由化和外资开放政策使得中国企业在中间投入部门的竞争力显著提升，进而导致本国生产的中间投入对进口中间投入的替代性增强，出口增加值提高。(10)外商投资的作用主要包括：第一，外国资本在改革开放初期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缺口，并且为中国创造了大量税收。第二，外资为中国本土企业带来了前沿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也就是学术界通常所讲的溢出效应。第三，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加剧了国内企业优胜劣汰的过程，优化了国内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资源的配置效率。第四，外资通过产业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间接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效率提升。前向关联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促使其上游供应商改进生产效率，后向关联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为下游企业提供了成本更低、种类更多、质量更高的中间投入。第五，外资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为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创造了条件。对外投资的作用体现在：第一，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弥补了国内资源的不足。第二，缓解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减轻了贸易摩擦。第三，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提升，也就是所谓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三、新形势下谋划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实施高水平开放

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些新形势、新变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看，经过40多年的开放发展，国内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不仅依托初级要素形成的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丧失，更重要的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阶段后，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无疑对传统开放发展道路和战略带来了一定冲击和挑战，同时也意味着为了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开放发展必须迈向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

(一)实施高水平开放是适应世界经济格局之变的新要求

在开放条件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开放的世界经济环境。随着中国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在近40年出现重大变化。从经济增速方面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GDP实际增速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从经济体量上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GDP占发达经济体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0%迅速上升到2022年的67%以上，具体如图4所示；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近十余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贡献一直大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发挥着强劲的拉动作用，全球经济实力分布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世界经济新格局，反映在市场层面其实就是世界市场重心的转移。要适应上述变化，继续发挥开放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显然不能继续走以往“低端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老路，必须在不断提高和改善国际分工地位的过程中，实施更高水平开放。

图4 1980—2022年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GDP变化趋势及占比情况

(二)实施更高水平开放是应对逆全球化潮流的新要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伴随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美国对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一系列标志性“黑天鹅”事件的出现，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趋势相背离的“逆全球化”浪潮日渐兴起。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尽管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从长期趋势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小觑逆全球化的影响，更不能对逆全球化可能使经济全球化发展放缓、停滞乃至倒退等产生的风险掉以轻心。当前，经济全球化确实处于十字路口这一关键阶段。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显然关乎中国能否利用经济全球化发展机遇来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当然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决倡导和拥护经济全球化。如果说坚决拥护和倡导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态度和决心的话，那么能否化解逆全球化力量的反作用，则取决于是否具有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实力。以往简单地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扮演全球生产要素“被整合者”角色、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中低端地位的国家，显然不具备扭转逆全球化负效应的实力和影响力。中国必须实现从融入全球化到推动和引领全球化的战略转变，这就必须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只有实现从以往的“被整合者”到“整合者”的转变，只有不断地提升国际分工地位，进而夯实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实力之基，才能更好地应对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冲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优化中国开放发展的外部环境。

(三)实施更高水平开放是适应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新要求

当前逆全球化的兴起，实质上与世界经济长周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在前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形成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动能逐步衰弱，而新动能又尚未形成的时期，是世界经济发展陷入长周期的下降期的根本原因。在此期间，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累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容易集中爆发，从而形成全球化逆流。但应该看到的是，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已初现曙光，新的生产力因素正在不断涌现。尤为重要的是，当前世界各主要国家为了能够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赢取发展主动权，占据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制高点，已经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中，尤其是在数字技术领域展开了白热化竞争。显然，要想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实现“弯道超车”,走传统开放发展的老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因为只有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才能更好地处理科技自立自强和开放创新融合发展问题，才能更好地把握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推动的产业革命产生的战略机遇，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新趋势，在其中发挥中国的积极作用。总之，适应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国必须实施更高水平开放。

(四)实施更高水平开放是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

以往的开放发展战略和模式，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探索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在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方面。众所周知，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现代化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也不尽相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并且明确“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因此，与以往主要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不同，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阶段，应以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从开放发展引领的角度看，如果说以往的开放发展模式和路径，很好地发挥了我们自身的比较优势，并且契合了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从而成功地助推了经济高速增长的话，那么在全面建设现代化新阶段，为进一步发挥对外开放在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应有作用，则需要实施更高水平的开放。也就是说，培育和重塑竞争新优势，迈向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开放，不仅是弥补传统优势丧失的需要，也是契合上文分析指出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更是助力新发展阶段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需要。理论和实践分析表明，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开放发展的巨大成就主要在于“量”,而非在于“质”,也就是说，在巨大的体量背后，仍然存在着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处于中低端、出口产品质量不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有待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偏低等问题。诸如此类问题的存在，既不符合高水平开放的要求，也不适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因此，助推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实施更高水平开放。

四、以高水平开放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那么接下来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何为高水平开放，实施高水平开放何以能够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前，虽然理论和实践部门并未对高水平开放进行统一界定，但是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对高水平开放进行了解读，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1)。就高水平开放的基本内涵来看，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高水平开放主要就是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

(一)以高水平开放助力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从中国开放发展的实践看，虽然对外开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开放发展的非均衡问题。具体来看，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东南沿海地区，其开放程度就越高；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如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其开放程度就越是相对滞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一定程度上是由开放发展的非均衡性导致的。因此，助力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需要改变以往开放发展的非均衡战略，更好地发挥开放发展在引领和推动全域而非局域现代化中的作用。实施高水平开放中的“更大范围”开放，显然内含了优化国内开放空间布局问题，比如依托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契机，在继续做好东南沿海开放的同时，将中西部地区推向开放前沿，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更为重要的是，从优化国内开放空间布局角度看，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并非各地区对外开放“各自为政”,而是要形成有效分工协作，从而构筑整体竞争优势。这就要求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下功夫，以拓展不同地区开放合作的新空间，夯实区域间产业分工和协作的基础，如此，才能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促进人口规模巨大现代化的实现。

(二)以高水平开放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经典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已经证实，虽然对外开放有助于增进一国总体福利水平，但并非所有的利益集团均能受益，有些利益集团在开放发展中能够受益，而有些利益集团在开放发展中可能会受损。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人口多、底子薄的现实约束条件下开展的，因此，“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然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合理和必然选择。由此，中国经济在不断扩大开放中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引发区域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因素固然众多，但对外开放水平的差距无疑是原因之一。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通过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必由之路。从这一意义上看，实施高水平开放，同样是解决以往开放发展中收入分配问题的必然选择，有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因为实施高水平开放，不仅有助于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取更多的开放利益，从而将可分配的“蛋糕”做大，进一步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而且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为各种要素提供更多、更广阔的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机会和空间，强化收入保障。更为重要的是，“更深层次开放”的本质就是制度型开放，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这就需要优化和完善制度设计，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破除各种壁垒，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改革，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公平竞争，让各种要素的生产力竞相迸发，促使要素收入分配更公平，助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三)以高水平开放助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文明进步，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路径选择。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精神文明的提升和进步，固然与主要体现在物质层面的制造业领域开放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服务业领域开放有关。实施更高水平开放中的“更宽领域”开放，其实就是要在继续扩大制造业领域开放的同时，不断扩大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当然，与制造业领域不同的是，服务业领域的经济活动更多地体现在国内规制和管理等方面，因此，扩大服务业领域开放对前述“更深层次”开放有着更强烈的需求，因为“更深层次”开放聚焦的正是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深层次”开放作为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维度之一，与“更宽领域”开放并非相互独立的开放维度，二者同时属于高水平开放的内容和范畴，是开放领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和深化的表现。此外，以高水平开放助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强调的并非只有“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两个维度，“更大范围”同样重要，因为“充分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样要求在开放发展的外部空间中不断扩大开放范围。

(四)以高水平开放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开放型经济，走的主要是粗放式开放型经济发展道路，承接的主要是发达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污染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大量关于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成为“污染避难所”“污染天堂”等的研究，就是明证。也就是说，以往的开放发展模式和战略虽然驱动了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改变以往的粗放型开放发展模式，转向实施更高水平开放。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开放，能够在更加广阔的空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不断提升技术和知识创新的地位和作用，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比如绿色环保条款)中进一步朝着产业和贸易绿色化方向转型。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发展范式转型，即从以往的主要注重物质消耗，向更加注重技术和知识创新的绿色发展新范式转型，无疑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五)以高水平开放助力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发达经济体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于大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仍然存在着分工“机会不均等”和“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分配上存在着新的“掠夺”方式，本质上仍然不利于世界和平发展。而中国实施更高水平开放，致力于构建“全球共赢链”,实际就是在着力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朝着“机会更加均等”和“地位更加平等”方向发展。在扩大开放范围的过程中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为引领拓展开放领域，就是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享有更加平等的分工地位；以“共商共享共建”为基本治理原则，就是在制度层面提供“机会更加均等”和“地位更加平等”的基本保障，走出一条更加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开放发展之路。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的关键阶段，必须走更加和平的高水平开放之路，才能引领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健康和可持续的正确方向发展，也唯有如此，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注释

① 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1)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2)张杰、陈志远、刘元春:《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算与变化机制》,《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郑江淮、荆晶:《技术差距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向的变迁》,《经济研究》,2021年第7期。

(3)张小宇、刘永富、周锦岚:《70年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9年第10期。

(4)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5)林毅夫、李永军:《出口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需求导向的分析》,《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3期。

(6)沈利生、吴振宇:《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3年第11期。

(7)姚树洁、冯根福、韦开蕾:《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

(8)余淼杰:《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

(9)余淼杰、李晋:《进口类型、行业差异化程度与企业生产率提升》,《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

(10)Hiau Looi Kee,Heiwai Tang,“Domestic value added in exports:Theory and firm evidence from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106,no.6(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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