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要更加注重流通运输与对外开放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以新功能要求明确其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从而放大长江经济带的支点效应。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仍存在功能发挥动力不足、功能主体行政指向明显、功能分布空间差异突出等现实问题。从城市、城市群以及城市空间网络三大空间组织联系结构出发，打造成为国际资源吸纳承转中心、超级增长点和网络联动中心是节点城市的组织方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添区域合作交流路径、构建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是推动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力。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要素集聚功能研究”（16BGL199）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新发展格局，功能评价，空间组织方向

作者简介：白永亮，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430078）。赵春晓，女，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通信作者（武汉430078）。

收稿日期：2023-02-27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应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变动，中国率先在变局中开新局，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国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表明新发展格局不仅是中国在当前复杂国际局势下对经济发展模式做出的适宜性调整，更是中国应对外部环境冲击的长期主动选择（董志勇、李成明，2020）。因此，如何加速形成新发展格局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发展视角来看，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嵌入、推动以及融合的行为过程与结果表达，相较以往依赖国际循环的发展格局而言，新发展格局更凸显以下两点：一是国内循环形成；二是国内国际循环对接。换言之，如何引导国内循环实现，并通过放大国内循环的外部性影响，搭建其与国际循环的互促联系是中国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关键。中国作为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具备区域内循环形成的基础与潜力，因此，准确识别并培养国内循环支点既有助于实现国内经济循环，又能带动国内国际循环对接的区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

长江经济带以约21.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超40%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内河经济带。同时，长江经济带在地理上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区，不仅地域结构复杂，而且经济活动密度大，是中国最具引领效应的发展示范带。这些奠定了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内循环支点的可能。但长江经济带具有的差异主体多、空间跨度大、网络组织凸显等现实特征也决定了想要发挥长江经济带的新格局支撑作用，依赖全域主体的同等发力并不可靠，中心引领邻近、邻近带动周边的联动发力才是最佳选择。该联动链条的底层逻辑是网络组织结构会主动将差异化城市内生化，致使城市间存在明显的外部效应，出现某一节点城市，尤其是核心节点城市变化会借助网络联系其他关联的节点城市。这意味着，“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应发挥什么样的城市功能，以及如何发展并形成能够促进异质城市联动发展力量，是培育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内循环支点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新发展要求

新发展格局提出后，学者们围绕其内涵与实现路径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在内涵上，黄群慧（2021）从战略层面进行了解析，认为新发展格局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增长型的转变；王维平和牛新星（2021）从构建层面进行了相关阐释，认为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在实现路径上，学者们认为科技创新（黄群慧，2021）、城乡要素流动（完世伟、汤凯，2021）、产学研协同发展（任保平、巩羽浩，2021）等是推动新发展格局实现的有效路径。显然，新发展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国内环境发展的有力支撑。但国内环境普遍存在区域发展定位不清晰、城市功能与需求不匹配、职能分工不明确等现实问题，不利于整体支撑效应的持续发挥。对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先强调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随后指出使长江经济带成为中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这不仅明确了国内环境支撑新发展格局实现的区域定位与职能分工，还直接赋予了长江经济带国内循环支点的重要地位。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为国内循环支点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例如，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沿江省（区、市）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各自定位，主动向全球开放市场。这表明，“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要更加注重流通运输与对外开放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以新功能要求明确其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从而放大长江经济带的支点效应。

二、“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功能评价

满足“双循环”背景下的新要求是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任务。城市功能既是城市主体的对外形象和服务输出，也是城市内部结构高效运行的结果体现，因此，进一步评估“双循环”背景下的节点城市功能，一是有利于明晰长江经济带打造“循环”支点的基础与潜力，二是有助于挖掘长江经济带组织内部空间单元的发展瓶颈，实现从城市维度出发探索经济带组织结构优化的突破口。

1. 构建指标体系

从主体作用来看，节点城市是支撑中观尺度区域在全域范围内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主体。例如，在中观尺度区域实施的经济政策能在节点城市辐射扩散效应的助推下，向下渗透省（区、市）空间单元，向上拼接其他区域板块，从而带动全域发展。这意味着为更深层次放大长江经济带的支点带动作用，其节点城市功能的有效发挥成为关键。依据长江经济带在新发展格局下的新任务，本文选择从以下五个方面构建节点城市的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第一，科技创新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创新的途径包括：一是通过创新现有的知识体系，为不断变化的生产与发展规律提供新的理论解释与指导；二是通过提供新的技术与工艺，升级当前的生产设备与模式，从而提升生产效率，满足社会的多元发展需求；三是通过推动科技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掌握更前沿、更自主的科学技术，进而揽获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这表明，科技创新功能仍会是“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基本功能。

第二，外向服务功能。城市外向服务功能通常依托城市之间因人、信息、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而产生的经济流发挥作用。经济流是城市与外界环境建立经济联系的抽象表达，是由发挥外向服务功能的城市输出，其他城市流入的发散性行为。因此，城市发挥外向服务功能的作用体现在：一是有利于将本地过剩要素资源向周边地区扩散，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有利于将本地高附加值的产品、服务输出至其他城市，通过交易收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同时，接收外向服务的城市也会因生产要素、产品、服务的增加，满足本地生产需求，促进城市经济有序发展。显然，节点城市的外向服务功能是建立本地与外地良性互动的重要接口，自然也会是“双循环”背景下促进两种资源在两个市场交叉流动的基础支撑。

表1“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第三，生态服务功能。200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并发表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改善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将生态环境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更揭示了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与本底约束逻辑。生态环境主要依托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所需要的生活及生产资料，供给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能。对于新发展格局而言，生产是循环开始并得以维持的重要推力，因此，“双循环”区域支点的核心主体具有有效的生态服务功能成为必然。另外，新发展格局的实现是长期积累与不断调整的结果，意味着节点城市在占据推动“双循环”形成的制高点时，更要做到保持这一优势。

第四，对外开放功能。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积极主动增加本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往来的行为。对外开放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引导外商在本地的直接投资以及本地产品、服务的对外输出，促进本地的资金积累，夯实本地的发展基础；二是可以通过吸纳国外的先进技术、发展理念以及专业人才等资源，增强本地的发展动力。这表明，对外开放区域在促进本地发展的同时，能与国外建立多维度的复杂联系，成为加强国内外联系的桥梁。因此，从新发展格局来看，两个市场的交叉融合能否实现以及是否向好，本质上取决于循环支点的对外开放水平。开放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国内环境抓住融入国际环境的机遇，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对接融合。换言之，“双循环”背景下的节点城市应发挥凸显的对外开放功能，承担起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超级联系人”角色。

第五，流通运输功能。新发展格局的实现依托于国内循环的推动，而国内循环的形成依赖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循环畅通。从经济学视角来看，生产是循环起点，消费是循环终点，分配和流通则是连接起点和终点，进而推动循环进行的中介和桥梁，这就意味着流通是国内循环形成的必要一环，也是循环动态进行的关键所在。从循环体系来看，两个子循环的交融得益于另一个循环运行时，其商品、服务和要素的溢出，溢出的距离和范围则取决于循环支点的流通运输体系。换言之，“双循环”背景下的节点城市应将流通运输功能置于重要位置。这是因为节点城市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优越的流通运输功能一方面可以加速区域内的资源整合，并根据本地的投入和产出匹配度，向周边地区扩散生产资料，促进国内循环形成；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心城市的流通运输体系能够拓展两个市场的对接通道，推动两个子循环在不同生产环节相互嵌入，实现“双循环”互动形成。

2. 功能评价

由于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自然禀赋以及发展规划等存在显著差异，城市间逐渐形成了以竞争为主导的互促发展格局。在这一格局的演化过程中，部分城市会根据对发展时局的敏感性及时调整发展策略，以获得更多政策倾斜占据发展高地，而有些城市则会因未及时抓住发展机遇逐渐落后，致使城市差距日益增大，城市等级差异愈发凸显。这表明，同一城市在不同发展时局下的功能发挥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重新评价“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功能发挥理应成为必然选择。

以2019年为例，展开对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功能评价的具体说明。以上述指标体系为依据，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为基础，以熵值法为工具，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5个分功能及综合功能进行衡量（见表2）。

第一，科技创新功能。科技创新功能位居前15的城市得分整体较高，且下降趋势较为缓慢，表明长江经济带的科技创新能力总体较好，具有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的技术优势与支撑潜力。另外，15个城市中科技创新功能较凸显的是上海、苏州和杭州。其中，上海的科技创新功能得分高达86.14，表明其在长江经济带的科技创新服务产生与有序发展中发挥着“头部效应”，主要原因是上海是中国重要的科技中心，长期的政策倾斜、较多的发展机遇以及较大的拓展空间使其表现出了显著的发展优势，从而集聚了大量的科技创新资源，推动了科技创新功能的蓄能与发挥。苏州和杭州的科技创新功能得分分别为59.61和54.37，是引导和推动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城市。苏州科技创新功能凸显可归功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持续投入以及对创新型企业的有效培育为该地区的科技创新能级提升提供了基础支撑与持续动力；二是与上海共建的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台苏州分中心能够建立两地的科技互动，从而带动苏州的科技创新，拓宽苏州科技创新的动能来源。杭州是因为由龙头企业引领、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雁阵式”创新企业梯队已基本形成，这有利于创新规模的显著扩大与创新活力的有效释放，从而增强科技创新的产品与服务供给，放大科技创新的功能发挥。

表2 长江经济带不同功能排名前15的城市得分表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第二，外向服务功能。外向服务功能排名前15的城市得分呈现两极分化现象，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外向服务发挥依托于区域内某类增长极的支撑引导。经济带以此类增长极为支点向外提供产品和服务，能够实现区域与国际市场的靶向连接，建立国内外发展的有效互动。在15个城市中，上海和成都的外向服务功能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分别为55.78和37.37，表明两个城市在以产品和服务为纽带连接两个市场时具有突出优势与重要作用。其中，上海的外向服务功能最强，一是因为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具有较高的经济活动强度，因此，要素资源在利益的驱动下会选择在此集聚并产生规模效应；二是因为上海早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主动选择拓宽了上海的国际往来渠道，这不仅能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力，还能为产品和服务的国际流通提供新平台，从而助力外向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成都的外向服务功能位居第二，可能是因为成都对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促进了产业集群发展，这有利于增强产业的集聚吸引与辐射扩散水平，助推外向服务功能的有效释放。

第三，生态服务功能。生态服务功能排名前15的城市得分波动较小，整体呈均匀式分布。从地理空间上看，这些城市集中分布在长江下游，表明下游的绿色发展行动已取得显著成效，且初步形成了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这意味着长江下游不仅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区，也是蓄能长江经济带支撑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动力调节保障区。在15个城市中，上海和滁州的生态服务功能得分最高，分别为67.11和55.82，表现出了供给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的相对优势，也是调节长江经济带持续推进新发展格局实现动力的重要核心城市。上海的生态服务功能得分高的原因包括：一是环保投入的累积效应开始显现，从而使得环境污染治理成效显著，生态环境状况明显提升；二是产业结构绿色化转型的有序推进大幅降低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规模扩张与市场占领，从而显著减少了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得上海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生态服务功能得以有效发挥。滁州是因为积极开展的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和矿山生态修复行动，能够精准化地组织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序开展，实现推进生态空间管控升级，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提升，从而释放出更多的生态环境效益，提升了生态服务供给水平。

第四，对外开放功能。对外开放功能位居前15的城市得分整体较高，且呈逐渐下降趋势，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对外开放能力总体较好，具有打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连接优势与桥梁地位。在15个城市中，对外开放功能较强的城市依次为舟山、苏州和上海。其中，舟山的对外开放功能得分最高，为50.69，表明舟山在长江经济带的对外开放格局塑造中占据主导地位，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舟山拥有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宁波舟山港等高能级平台，奠定了其对外开放的深厚基础与窗口地位；二是舟山对海、陆、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建设与联运规划，能以显著增强外联优势为发力点，不断拓展其国际合作领域，提升开放高地潜力。苏州的对外开放功能得分较高，为50.21，意味着苏州是支撑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的重要核心城市，这是因为苏州凭借着超越的地理区位和营商环境优势，以经济全球化发展为机遇，成功抢占了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制高点。上海的对外开放功能得分相对较高，为44.77，得益于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不断探索与逐步推进。

第五，流通运输功能。流通运输功能位居前15的城市得分相对较高，表明长江经济带的流通运输能力总体较好，具有推进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畅通流动的传递优势与窗口地位。在15个城市中，流通运输功能突出的城市依次为上海、重庆和成都。其中，上海的流通运输功能最强，得分为90.37，表明上海是引领长江经济带打造国际流通运输体系的龙头城市，这是因为上海对水路、公路与铁路的大力发展加速了三者的融合联动，极大提升了上海的流通运输效率，实现了流通运输规模的有效倍增。重庆和成都的流通运输功能较强，功能得分分别为35.78和28.59，表明两个城市是助推长江经济带流通运输功能发挥的核心城市。重庆可归功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重庆已形成了“水铁公空”的综合交通体系，具备流通运输货物的核心基础与关键支撑；二是重庆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城市，不断进行着国际物流枢纽的功能完善，从而加速了货物的规模流通，凸显了流通运输功能。成都是因为其对国际区域性枢纽城市的目标追求与实践推进，倒逼了流通运输体系的不断完善，进而放大了流通运输功能效应。

第六，综合功能。综合功能排名前15的城市得分极化现象明显，表明长江经济带推动新发展格局实现的功能发挥主要依托于某些核心节点城市的多维综合支撑。具体来看，上海和成都的综合功能得分相对较高，分别为64.98和34.93。其中，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和航运中心，因此，其在经济社会的高效发展中能够显示出突出的综合一体化促进作用，具有较强的综合功能表现。成都是中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具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来源基底和多要素流通联动渠道，因此，能为异质城市的联动发展提供引擎驱动，助力区域的一体化发展。这意味着，上海和成都是最具成为“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核心节点城市特质与潜力的城市，也是彰显长江经济带循环支点地位的核心主导城市。

三、基于功能评价的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发展问题识别

节点城市的功能评价结果同样能够反映其当前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具体表现为功能发挥动力不足、功能主体行政指向明显、功能分布空间差异突出三个方面。

1. 功能发挥动力不足：城市生产资料供需匹配受限

从长江经济带的108个城市来看，功能水平较低的城市已占据全域主导位置。如除生态服务功能外，综合功能、科技创新功能、外向服务功能、对外开放功能和流通运输功能分别处于低水平（功能得分<10）的城市占比依次为86.11%、65.74%、95.37%、62.96%和85.19%。这表明，低水平是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功能发挥的显著特征，也意味着节点城市功能发挥动力不足是其典型事实。功能是城市存在的本质特征，其有效发挥是城市与外界产生物质、信息等生产资料交换的行为过程。因此，城市功能发挥动力不足不仅是城市内部生产资料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结果表达，也是影响城市发展活力、动力与竞争力，进而作用城市发展效率与质量的直接因素。那么如何以改善城市生产资料供需匹配事实为出发点，保障城市功能有效、有序发挥应成为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未来组织方向。

2. 功能主体行政指向明显：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较弱

功能得分排名前15的城市列表显示，除生态服务功能和对外开放功能外，其他功能的前15位城市中，均有一半以上的城市为长江经济带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如科技创新功能、外向服务功能、流通运输功能和综合功能的核心城市占比分别为73.33%、60.00%、53.33%和66.67%。这表明，当前长江经济带的功能发挥具有突出的行政指向性，且功能溢出不明显。换言之，长江经济带各类城市功能的主导城市多为行政等级较高的少数城市。同时，功能布局的层级性也意味着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弱，从而致使功能外溢大小、范围受限，出现个别城市主导整个区域的功能发挥现象。集聚和辐射是省会城市的两大凸显功能，是其引领关联城市发展，促进整个省域全域协同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较弱的发展短板识别是进一步推进节点城市发展的重要工作和增强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方面。

3. 功能分布空间差异突出：城市空间组织联动性较差

在明晰功能主体具有行政指向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析每一种功能的全部城市具体排名。分析发现，一是长江下游地区多是城市功能的高水平集聚地；二是不同功能的具体城市排名差异较大。这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功能分布具有显著区域差异性，且该差异性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长江上中下游不同地区之间的功能分布差异较大；二是节点城市之间的功能显性差异突出。这意味着长江经济带地区间和城市间的功能发挥分别表现出了明显的块状和点状特征，揭示了经济带空间组织联动性较差的发展事实。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空间组织联动性差也是致使功能分布差异突出的主要诱因。因此，考虑区域发展差异过大是阻隔全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凸显因子。空间组织联动性是一致、规范异质城市发展行动，并促使“1+1>2”协同效应产生的关键所在。那么如何有效增强节点城市空间组织联动性，显著减少长江经济带城市功能分布差异性，实现经济带整体发展迈向更高层级、更高质量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空间组织方向

长江经济带是带状空间组织，会在生产与交易的自组织过程中因差异化的交易成本产生交易分层结构。这一分层结构会使交易主体在交易效率的驱动下选择适宜规模的城市进行交易活动，从而推动城市分层结构产生，出现城市层级体系（安虎森，2015）。同时，城市层级体系在朝着多中心演进的过程中会出现集聚极化与网络拓扑特征。其中，集聚极化行为会推动经济活动集中分布在具有发展实力与潜力的某些城市，这些城市会因发展步调相似与地理空间邻近建立紧密联系，逐渐形成具有一定空间结构的城市群体；网络拓扑结构能够直接连接不同规模、等级的异质城市，通过建立城市间的空间、经济联系，推动异质城市的动态联动发展，拓展形成城市间的空间网络。这表明，城市层级体系、城市群与城市空间网络是长江经济带在自组织过程中逐渐显现并凸显的三种城市空间组织联系结构。同时，该空间组织联系结构会以引导要素资源流动和重构主体关联结构等经济行为影响区域及区际的整体发展。

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在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居于“超级联系人”“对接口”等桥梁地位，是推动国内市场嵌入国外市场，实现两个市场循环发展的重要城市主体。因此，以节点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同时结合经济带空间组织联系结构特征，进一步解析节点城市在“双循环”背景下的应然组织方向，会是再度放大长江经济带主动脉地位的重要抓手（见图1）。

图1 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发展逻辑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1. 城市层面

第一，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层级地位。梁琦等（2013）指出，城市体系内的城市可明确识别出“高等级”和“低等级”的具体层级。这一层级的高低由城市对资源的组织和整合能力确定（陆杰华、王伟进，2014），同时也揭示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路径与方向。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具有经济带综合发展的相对优势，也是推动新发展格局实现的凸显与代表性区域，因此，必然会位于区域城市层级体系的较高层级。较高层级城市在整个区域资源的组织和整合中居于主导地位，其组织和整合效率、模式以及传输方向均会影响其他层级城市发展。

第二，国际资源吸纳承转中心：促进城市生产资料供需匹配发展。中国正处于生产方式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时期，意味着高端技术及稀缺资源的匮乏仍是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当前国内高级生产资料供给不匹配需求的情形下，国外进口成为缓解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向。但国外生产资料不会在需求推动下直接分散流入各个不同规模等级的需求区域，而会在利益驱动下集中流向发展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发达区域，因此，其他区域更多依赖于发达区域对流入资源的整合扩散，获得生产所需的要素资源，实现区域的进一步发展。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作为直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重要接口，会在承接两种资源流动时逐渐渗透、嵌入双循环的各个生产环节中，因此，具有吸纳国外先进资源的相对优势，也是国外资源流入的可选之地。这表明，从城市层级体系来看，节点城市应组织成为国际资源的吸纳承转中心。具体而言，节点城市可借助其在国际市场的发展地位，吸纳国内生产急需的国外资料，然后凭借其在城市层级体系中的较高层级地位，发挥优越的资源组织与整合能力，将该生产资料有序地扩散转移至其他城市，助力其供需匹配发展。这既能推动区域的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层级体系的整体升级，又能增强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发展实力，放大对新发展格局的支撑带动作用。

2. 城市群层面

第一，节点城市与城市群发展。韩冬（2020）指出，城市群是在一定地理空间内，由中心城市与不同等级、规模的其他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体，群体内城市间紧密相连且具有高度同城化趋势。从空间组织发展来看，城市群能够借助交通体系搭建起城市联系通道，助力要素资源由中心城市向邻近城市自主有序流动，从而放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外溢效应。这种辐射外溢效应放大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推动不同等级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增强城市群内的经济活动强度，促使城市群逐渐累积成为区域增长极；二是能够彰显城市群的发展优势，从而增强对组织外要素资源的吸引与集聚力，助力城市群不断蓄能升级，发挥更大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显然，中心城市是城市群自身发展及区域效应发挥的重要引擎，对城市群自身发展的效率高低与质量好坏表现为直接效应，对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的辐射效应强弱表现为主导效应。“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的节点城市具有经济、产业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其具有突出地位的某些核心节点城市，如上海和成都，在空间布局上也会位于某一城市群内部，成为该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第二，超级增长点：提升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如何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是城市群发展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双循环”背景下，核心节点城市可借助新发展机遇带来的要素流动潜力形成新的集聚与规模优势。具体表现为凭借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对接过程中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吸引并集聚更多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从而实现更大规模经济与更广范围经济，显著提升辐射带动效应。这表明，从城市群层面来看，节点城市，尤其是核心节点城市应发展成为城市群内部的超级增长点。具体而言，节点城市可借助国内外市场的桥梁连接作用，实现将要素资源的集聚优势高效率转化为区域发展的动力支持，然后凭借超级增长点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动力外溢的形式提升群体内不同等级城市的协同发展效率。这既能加速城市群这类增长极的形成与辐射带动能力发挥，推动区域板块协同发展，也能直接推动城市群的未来发展与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运行相接轨，为实现新发展格局提供新支撑。

3. 城市空间网络层面

第一，节点城市与城市发展网络化形成。网络化是当前区域复杂联系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为城市主体借助交通体系搭建而成的地理空间网络及借助城市要素流形成的联系空间网络，前者侧重于地理空间格局的刻画，是区域空间结构分裂、重构的客观体现，后者则是前者的进一步下沉，是异质区域主体交流合作的经济表达。不难发现，以要素流为依托形成的城市联系空间网络是联动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共同发挥城市力量，有效驱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城市间的网络联动并不能自发形成，而是要借助能量在某些城市不断积累并最终“爆发”形成强大驱动力来实现。节点城市，尤其是核心节点城市作为特定空间组织内的经济活动中心，拥有的较强发展实力及较大要素吸引力使其具有相对的集聚优势与发展潜力，从而能够通过大规模要素能量输送驱动不同城市联动发展。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是该区域内具备一定发展实力与优势的重要城市，因此，也会是驱动长江经济带不同层级城市实现网络联动发展的最佳城市。

第二，网络联动中心：增强城市空间组织联动性。基于城市层级体系与城市群层面的节点城市组织方向，更侧重于通过长江经济带全域系统的深度发展放大长江经济带的循环支点效应。但区域全域系统的发展不仅包括纵向的深度推进，还包括横向的广度拓展。换言之，以城市空间网络为切口，横向拓展长江经济带全域系统广度延伸也应是助力节点城市功能高效发挥、彰显长江经济带支点地位的重要维度。显然，从城市空间网络层面来看，节点城市应着眼于城市间扁平化的网络关联，组织成为城市空间网络的联动中心。具体而言，节点城市可借助对接国内外两市场的窗口地位，同时集聚国内外两种资源，从而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实现区域内生产生活能量持续积累。基于此，节点城市能进一步凭借网络联动中心的主导地位，以拓扑连接的形式拓展集聚能量的输送范围与扩散距离，使周边及网络边缘城市均能获得更多发展动力，从而调整差异化城市的发展步伐，推动异质城市的网络联动发展，增强经济带整体的支撑力。与此同时，通过向其他城市有序的输送要素资源，还能带动更多城市的升级发展，使其经济活动强度、空间组织方式等经济行为逐渐向节点城市靠拢，从而正反馈于长江经济带主动脉的功能发挥，支撑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运行。

五、推动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发展的政策启示

基于城市、城市群与城市空间网络三个层面的节点城市发展启示，能够从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放大长江经济带在国内循环形成与“双循环”对接实践中的支点效应，切实发挥“双循环”主动脉的带动作用。

1.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造稀缺资源集聚窗口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节点城市进一步嵌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产业链中，从而占据吸纳国际资源的先决条件，成为国内集聚稀缺资源的重要窗口。这一窗口能够提升节点城市的较高层级地位，从而通过不断扩大集聚规模，持续增强该高能级圈层的释放潜力，放大节点城市国际资源承转中心的发展优势。为提升节点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研发资金支持、完善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增设研发人员工作福利等具体措施提高企业的生产研发意识以及引导研发人员的有效参与来实现。

2. 增添区域合作交流路径，拓展资源扩散渠道

节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表现为节点城市通过向其他城市扩散生产资料，从而为其增添发展动力。区域扩散生产资料不仅表现为对周边区域的直接扩散，还包括周边区域对生产资料的二次甚至多次的再度扩散，扩散的规模与方向则取决于不同区域间的合作交流路径。因此，增添区域间的合作交流路径能够通过复杂区域主体间的经济联系，拓展原有的生产资料扩散渠道，从而增强节点城市的辐射能力，凸显其超级增长点的区域地位。为增添区域间合作交流路径，既可以通过拓展区域间的合作领域，如从生产合作拓展至销售合作、服务合作等，也可以通过增加区域间的合作深度，如从技术合作延伸到生产合作等具体措施来实现。

3. 构建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促进等级城市网络联动发展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城市不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通过将城市间的发展需求与生产供给等经济信息进行公开共享，有利于节点城市据此合理引导要素资源流向空间与市场壁垒较弱的需求城市，同时也会借助这些城市进一步将要素资源输送至其他边缘城市，从而催生不同等级城市间的网络动态联动发展，彰显城市网络联动中心地位。为构建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首先，应对区域次级中心进行再识别。其次，对同一等级城市的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的产品供给与生产需求信息进行汇总整理。最后，通过政府牵头构建企业参与、公众监督的城市发展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设立由专业人才组建而成的咨询服务团队，通过平台窗口的形式为城市在同一等级或不同等级范围内提供与供需匹配的咨询服务，从而快速搭建城市间的联动发展路径，促进城市间形成网络联动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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